○邓加荣

丁冬放早年投身革命，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中国金融出版社老社长冯春霖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曾追忆：“由于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炼，丁老具有非同一般的坚韧性格和思想作风。1930年上海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中有他的行踪，1934年国民党监狱的政治犯花名册上有他的大名，延安宝塔山下的抗日健儿中有他的身影。”

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丁冬放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银行家。他注重调研，工作密切结合实际，在全国解放后，曾任人民银行东北区行副行长，人民银行总行信贷局局长、办公厅主任、行长助理、副行长等职。

一

1956年11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全国信贷结算先进工作者会议，会议由时任行长助理丁冬放主持。会议期间，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当代表们排列好整齐队伍静候时，毛主席等领导人走了过来，丁冬放赶忙走上前去迎接。毛主席见到他，满面笑容脱口而出他的名字，接着又亲切询问丁冬放当时正任何职务，丁冬放都微笑着大大方方地一一作答。

与会的人也是一阵惊奇，毛主席竟然那么熟悉、关心我们的丁助理！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饶有情趣地问会上的同志是否知道中国的合作化问题是谁最先提出来的。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回答，毛主席便笑着告诉大家提出者就是丁冬放，是丁冬放在1943年写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讲述了边区政府在苗店子开展的变工互助，而这种互助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劳动组织。

毛主席所指是丁冬放于1943年春写的一篇名为《苗店子调查》的报告。那时，丁冬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组任副组长。这个机构是1941年六七月间由原马列主义研究院改组而成，下面设了十几个研究组。毛主席一直很重视这个机构，1942年1月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时，毛主席找了研究室里的陈伯达、邓力群、张仲实、丁冬放、于炳然到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二楼会议室谈了两个多小时话。在讲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时，毛主席谈到在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领域，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当时，在座的五个人中只有丁冬放一人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所以对他的震动和影响很大。他这个1929年入党，在上海地下党里一直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革命活动家，先后担任过中共沪西分区区委宣传部负责人、上海科学研究会研究部副部长、左联盟总小组长和互济会小组长，也曾写出了许多论述中国经济的文章，对于揭露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经济垄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有什么像毛主席说的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于是，他便对边区当时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扎根于陕甘宁边区时期安塞县苗店子，对那里农业生产中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变工队、扎工队，以及它们进行的人工换人工、牛工换牛工、人工换牛工等互助协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认为其已经具有了合作社的性质。虽然这时的这些互助合作还是一种初级的形式，但已显现出来它的优越性，认为将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可以逐渐提高其集体化程度。这篇《苗店子调查》写出后，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马上指示让新华社转发到各个解放区，并当即在《解放日报》和各解放区的报纸上全文发表。如今，这份调查报告仍保存在延安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丁冬放对延安的经济研究，另一次是体现在1943年“关于稳定边区货币”的大讨论中。当时，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长期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使得边区经济十分困难。后来经过大生产运动和一系列的相关措施，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禁运。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斗争过程中，由于生产资金投放量过大，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通货膨胀。如何在打破封锁禁运过程中逐步实现通货稳定，在延安经济学界中掀起了一场双方都很强势的大讨论。讨论的一方是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曹菊如、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他们认为，可以适度地、有计划地施行通货膨胀，利用我方的物价，可以吸引敌方一些日用物资运进来，刺激我方的一些物资通过某些渠道打进国统区去，再通过灵活的限制汇兑，在不断调整中求取货币的相对稳定。另一方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顾问、著名经济学家黄松龄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丁冬放与留美经济学家王思华，他们主张先求稳定物价，在稳定中求发展。丁冬放认为必须先设法稳定住物价，使人民生活稳定、生产力得到大发展，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大量的盐和其他物资输入到国统区去，以换回来更多的法币，从而也就有了扩大货币发展的充分准备金，他为此撰写的《陕甘宁边币问题》充分地阐述了这种观点。

二

1944年10月，中央决定组建南下支队，去南方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由王震同志率领359旅作为主力部队。丁冬放随军南征。

南下支队原本是要到广东开辟创造新的抗日根据地的，但在行军途中得知日寇已经投降，南下支队便改为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会合，进一步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建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丁冬放在中原局下属的财经处任副处长。

1946年中原局奉命撤销，部队由豫东南转移出去，丁冬放化装成一个贩卖文具的行商，一个人千里迢迢地奔到东北解放区，后被委任为哈尔滨特别市（即现在的哈尔滨市）财政局副局长兼税务局长、建设局长，后调任抚顺石油一厂厂长。

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想到丁冬放在延安时曾在稳定陕甘宁边币问题大讨论中提出来许多很有见地的论述，便找到他谈话，问他想不想到银行部门工作。丁冬放说，自己多年来所研究的多是宏观经济，在各解放区里管理的也是整体财经工作，对于具体的经济部门的管理，例如现在的石油一厂，不甚得心应手。陈云同志笑着解释，石油，是当前支援战争的急需，所以才让你这个延安来的经济学家去管理。现在想适应你的所长，调你去到银行里边工作。银行，虽然也是一个具体的经济部门，但它是起着宏观调控作用的。此次谈话后不久，丁冬放便接受组织安排调到人民银行东北区行任副行长，后来又升任为行长。

当时，东北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有钢铁、石油、煤炭和密布的铁路网，而且又是全国最早全部解放的一个大区，因此它对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建设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考虑到东北的这一特殊情况，为了让它集中精力搞好工业化建设，不受关内仍在进行着解放战争、货币发行量难免会因支援战争而有所膨胀的影响，在当年发行全国统一流通的人民币时决定让东北币暂时独立流通。丁冬放犹如坚持陕甘宁边币的稳定一样，对于东北币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作出了许多努力。

1953年，各大区行撤销，丁冬放调到人民银行总行任信贷局局长。1954年信贷局细分为工业信贷、商业信贷与粮食合作信贷三个局，他调任办公厅主任。1955年11月7日，丁冬放升任行长助理，重点仍然是负责工商信贷、储蓄、私人业务和结算汇兑方面的工作。

丁冬放的文字功夫相当好。他有个特点，讲话稿从来不让别人起草然后照稿子念。他的每次报告都是事先拟出个巴掌大小的一纸提纲，登到台上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话需要形成文件或者登到报刊上时，都是由做记录的人整理出文字材料交给他，然后再由他在文字上做些梳理之后拿出去发表。

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他与陈伯达、陆定一、周扬、王任重、田家英、艾思厅、孙冶方、范文涛、胡绳等36人同为第一届编委。成为行长助理后，丁冬放仍然主管银行的宣传报道工作，《中国金融》、《中国金融报》《金融研究》和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各种书刊，他都亲自精心过问对于一些业务上较强的编辑，他总是特别地关怀爱护，经常找他们谈话，做工作上的具体指导。当时，南汉宸行长的儿子南新宙在《中国金融》杂志社里当编辑，他便经常找他过来，拿着他编写的文章对他说：“新宙，你过来，我教你怎么写文章！”在他的耐心帮助下，南新宙很快地成长起来，在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后编出的《红旗飘飘》系列和撰写的《周恩来传》，至今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

丁冬放对下级干部总是很谦逊和蔼，听人汇报时耐心细致，需要打断时，总是笑眯眯地说：“这个地方，你再说一遍！”或者是：“这样分析问题，不太全面。”等等，从没有见过他训斥什么人。丁冬放在主持全国性的会议时，也常谦虚地谈：“我们都是大机关里的小干部，小干部坐大机关！”

三

丁冬放是个经济学家，考虑金融问题和处理银行工作时，总是从全国经济一盘棋的角度来分析与研究，并依据实地调研的结果，提出改进的意见。

1966年，丁冬放升任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几乎与此同时，常务副行长吴波同志由财政部调来主持银行日常工作。他们两人在延安时就都是经济界的知名人士，彼此很是相识知底，因此工作起来互相配合得很默契。吴波因为刚从财政部调来，对于银行的运作情况一时还未能理清，因之许多事情找丁冬放商量，互相依重。吴波上任后任命丁冬放兼任计划研究局局长，总揽银行资金应用和市场货币流通情况，协助吴波从宏观调控上做了大量工作，因之当时银行里的人都戏称他为“小常务”。

当时，银行工作正在全力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由于“左”的错误倾向所造成的许多不良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金融基层机构和信贷资金计划管理权限下放过多，造成信贷资金大量流失于弥补企业亏损和财政开支上去；现金管理失控，货币发行量大增，市场商品供应量严重不足，造成部分物价上涨，大部分日常生活用品不得不实行严格的票证限购。

在这一纠偏过程中，丁冬放始终注意密切联系实际，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所强调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上。他总是通过实地调查摸清情况，然后根据调研的结果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为此，他多次带人去安徽、江苏以及北京各地亲自做调查，同时，派出工作组到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郑州、沈阳等地做调查，要求回来后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他依据这些深入实际的调研报告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写出了不少很有分量的工作报告，有些被纳入到《中共中央文件》之中，在全国各地执行。据我的记忆，其中就有严禁各地自行集资和打击农村高利贷等事项。

1960年冬，他带领工作组以北京541厂为据点深入调查职工生活状况。当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盲目冒进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市场上物资奇缺，部分物价猛烈上涨，加之严控通货发行不能提高工资水平，使得职工生活相当困难。在对541厂职工的生活状况调查中，丁冬放发现了一个关键性的数据，即在职工全部的生活费用中，用于副食品方面的支出要占40%左右，而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主要是粮食问题。这就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改善职工生活，先解决蔬菜供应问题远比解决粮食问题会来得快些，也来得轻易些。因为，蔬菜是一年可以收获几次的。于是他便向当时的国务院财贸办写出报告，建议实行蔬菜倒挂政策，即由商业部门补贴菜农大量种植蔬菜，然后以较低价格供应市民，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负担。这个建议得到了李先念同志的赞赏，下令推行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实施。人们都会记得，当时的冬储大白菜几乎是堆满在街头，堆满到各机关企业的食堂里，和家家户户的床底与过道中。副食品的廉价供应，使城镇职工生活很快得到相应的改善。

在调查研究中丁冬放还发现，各地县、社仓库里，堆积了大量的大炼钢铁时所生产的钢铁，由于质量不过关基本上都不能使用，成为了废弃之物。于是，他在报告中提出建议，希望各国营钢铁厂能将这些积压物资收购下来，充作原材料加工再炼，这样既可以变废为宝，同时也能部分地减轻各地的借贷资金压力。

正是由于他能够这样地深入实际地调查研究，从国民经济运行整体上来考虑银行信贷货币问题，而辩证妥善地处理好当时亟须进行的调整，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健长期发展的关系。在此期间，他积极地协助吴波同志，向上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加强银行机构建设和各项计划管理制度，改革国营企业流动资金供应办法，划清财政资金与银行资金的使用界限，争取实现财政、信贷、外汇资金的集合平衡的建议。事实证明，他提出的这些建议，都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在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同志主持加快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期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人们通称的《银行工作六条》），从而使人民银行得以很快地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充分地发挥了银行作为调节国民经济的有力杠杆的作用。

丁冬放的这种注意调查研究、密切关心实际的精神，在他的全部革命生涯中是贯彻始终的。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也不放弃。“文化大革命”期间丁冬放受到冲击，在五七干校劳动监管接受审查时，他在放羊途中见到附近百姓割拔路边的青草，就问拿这些草作什么用，农民告诉他因为无柴而拔草烧火做饭。他一直将此事记在心里。“文革”后丁冬放恢复了职务，1984年3月他在任人民银行顾问期间在报刊上撰文《向沼气工作者进言》，提出了八点建议，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普及沼气灶，使无柴烧饭的百姓不再去割路边青草，让家家户户都能烧饭不用柴。而且丁冬放并没有把这份关心仅停步于此。同年6月，他在《人民日报》读到建湖县农民用沼气发电的消息，专门将内容剪下，并写信到编辑部详细问询了相关情况，还先后两次去信给四川省沼办，为该县索取《农村沼气综合利用》等有关书籍。8月，丁冬放获悉建湖县准备为颜单乡敬老院办太阳能浴室的计划后，主动给该县县长写信，谦逊而又诚恳地说:“我热心于此而不怕麻烦，愿当办太阳能浴室的外行参谋。”他将《北京市大兴县十七所敬老院建太阳能浴室》的报道剪下寄去，并亲自前往中国太阳能学会征求了苏北地区建太阳能浴室的具体意见，询问购买太阳能热水器的单位、价格等事宜，帮助该县顺利地进行了太阳能浴室的筹建工作。这一年的9月，丁冬放还专程到北京大兴县云店乡敬老院，整理了太阳能热水器装置及造价的调研报告，绘制了两张整套的图表，转给建湖县。到了10月，丁冬放给建湖县能源办公室写去了第七封信:“你们在建设敬老院热水器的过程中，遇到疑事请来函，只要微力所及，我尽力相助。”

此事即使时至今日，在网络上还有不少人发表言论，称赞他这种脚踏实地、为民造福的“普及沼气灶”精神。凡有益于人民的事，人民都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