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续兵

(孔子研究院 学术交流部， 山东 曲阜 273100)

从2008年开始，台北和曲阜“孔庙”不约而同恢复了“春季祭祀”，使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影响由小到大的“文庙祭祀”活动达到一个新阶段，历史上“春秋两祭”的主要祭祀形式得以再现。然而，在当前文庙祭祀礼仪中，常常会遇到如何把握其“时代性”之类的问题。祭祀仪程的设计、陈设与仪节的安排，都是实际操作性很强的问题，一直处于探索、研究和争议之中。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具体而统一的原则作指导。

一、历史上文庙释奠是尊崇孔子儒学的重要载体

在两千多年的文庙祭祀活动中，“释奠礼”是最高规格的礼仪等级，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庙祭祀”的专称。但是，考察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这二者合而为一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祭祀，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1页。之说。其中，以拜“天地山川”为“祭”，以拜“祖宗先人”为“祀”，后来逐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祭”字，由“手”、“月”(即肉)和“示” (即神)三个象形独体字构成，古音同杀，本指杀牲(以手持肉)以献神。《说文解字》：“祀，祭无已也”，即祭祀不断的意思。分而言之，“祭”大概指祈求天地山川及神灵佑护，“祀”就是寄望于后代子孙繁衍不绝。儒家重视祭祀，是着眼于血缘宗法社会的现实需要，出于对亲情的维护与延续。源自血缘的亲情乃是维系宗法社会和谐秩序的一个重要纽带。

“释奠”一词，现在看到的最早记载出于《礼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适东序，释奠于先老”。*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十《文王世子》，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0、576页。其对象为“先圣先师”、“先老”，都与“学”有关。《周礼》、《仪礼》、《礼记》中尚有“释菜”、“释采”、“舍采”、“舍奠”等相关记载。不过“舍奠”主要集中于山川或宗庙之奠，与“释奠”主要行于学宫有明显不同。释奠礼举行的时间，有“常时”与“非时”之分。常时，谓春夏秋冬四时所行之释奠。非时，指“始立学”、“天子视学”和“出征反”时的释奠。而主持者乃“有司”或“官”，显然是一种官方祭祀活动。于此可知，此时的释奠礼虽然肯定与孔子无关，但却是一种与“学”、“教”有关的活动，这便为日后释奠礼与孔子祭祀合流奠定了基础。

当然，历史上孔子地位的逐步上升，并非仅仅是官方的推崇使然，更是由孔门弟子、孔学后人与孔里百姓对孔子的敬仰所自发造成的。帝王对孔子的重视，起初显然与孔门后学及民间的崇拜不能相提并论。保存在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的《史晨后碑》，描述了东汉后期祭祀孔子的情形，地方贤达、学宫弟子等多达九百余人庄重参与。史晨在昌平亭下立“会市”，是因孔子出生地距集市较远，不便百姓“酤买”，可想而知，地方乡老会常买“香酒美肉”祭祀，对孔子的追慕可见一斑。

在很长时期中，孔子祭祀并非国之大典。但是，自东汉明帝开始，在辟雍祀孔已成惯例。此时的太学或辟雍释奠礼的主要对象已确定为孔子，所用礼制也为“太牢”礼。魏晋时期，释奠礼多在幼年皇帝或太子通一经之后举行；而更为隆重的是天子的视学礼。值得注意的是，南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议定孔子庙释奠“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注]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6页。，这是对孔子释奠礼规制的一次定型，对后世影响很大。

由汉至唐，释奠礼并未明确为祭祀孔子专用，周公和姜太公也曾是释奠对象。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孔子地位已远非周公、太公所可望。明代朱元璋废止“武成王庙”祭祀，释奠礼复归于一，专祀孔子。作为文庙释奠礼重要组成部分的从祀制度，即祭祀孔子时以孔子弟子后学及历代大儒附祭的制度，也在唐代开始确定。随着圣、哲、贤、儒的文庙祭祀体系基本确立，文庙释奠礼仪也最终定型。

进入所谓“新儒家”时代后，由于宋朝统治阶层空前重视，文庙获得进一步发展。不同于前代主要依靠政治力量的推动，“办学兴教”的因素也起到积极作用，文庙教育功能凸显，改变了前代重庙轻学、重祭祀轻教育的传统，各地在修建学校的同时，也都设置文庙，“庙学一体”的局面得以形成。

金、元两代对于孔子祭祀亦十分重视。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他们显然意识到文庙祭祀的象征意义对维护稳定政权的重要价值。因此，金代往往由皇帝亲自主持文庙释奠，阙里孔庙十三碑亭中的金代御碑亭仍为现存建筑中最重要的文物古建之一。而孔子封号在元代达到极点，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武宗以“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注]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250页。,诏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诣阙里，以太牢祀孔子。

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采纳张璁的建议，对文庙祀典进行了改革：撤除孔子的王号，称“至圣先师”；削除从祀弟子爵号；四配称“某圣某子”，十哲以下及门弟子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毁除塑像，改用木主；另立启圣祠，主祭孔子之父叔梁纥，而以从祀弟子之父配享从祀；简化祭祀礼制；重新认定从祀诸儒。明成化年间，祭孔子用八佾舞，升为大祀；嘉靖时又复为中祀。

满清入关之后，对于文庙祭祀取继承明制的基本态度，其尊崇程度较之以往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祀礼规格也升级为上祀。

1919年，北洋政府将讲求实用之学的清初大儒颜元及其弟子李塨从祀孔庙，成为孔庙从祀诸儒中最后两位。1934年，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介石等人提案，以夏历8月27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交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且派中央大员前往曲阜致祭，从上到下普遍举行纪念活动，成为民国史上一次尊孔高潮。[注]参看孔繁岭：《南京政府纪念孔诞性质再认识》，《孔子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国民政府举行的文庙祭祀，改变了原来四时丁祭的传统，仅以纪念孔子诞辰的方式进行；在祭祀仪式上改跪拜礼为鞠躬礼，改三牲为献花圈；仪式前先奏国歌。

总之，文庙释奠礼仪的规格，自唐以来，一向定为中祀。除了宋、明、清代曾短暂升为大祀外，基本上维持了这一定制。然而，自孔子去世之后，对其的纪念与祭祀，上至帝王，下至士子，从时间和空间上，是其他诸教无法比拟的。

二、孔子礼制损益思想与释奠礼的基本原则

从本质上讲，历代以来，人们不仅把孔子作为一个单独个体的“人”来对待，还把他看作一种“文化符号”，看作“道统”和“学统”的代表与象征。进行文庙释奠，既是为了尊崇孔子，更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体现对孔子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正如杨朝明先生分析的那样，既然是祭祀孔子儒家，理所当然要正确领会和把握孔子儒学的思想核心，并以此为原则确定具体礼仪。每个朝代的礼制都不可能一成不变，有继承，也有创新；有“变”，也有“不变。”礼法虽有损益，但“尊尊”、“亲亲”的伦理秩序绝不会变。[注]参看杨朝明：《礼制“损益”与“百世可知”——孔庙释奠礼仪时代性问题省察》，《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继承不代表僵化，孔子认为，有三种人是会招致灾祸的：“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注]朱熹：《四书集注·中庸》：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7页。由此可知，孔子虽尊“礼”，但绝不拘泥于古礼，而是富于权变思想、“与时偕行”的“圣之时者”。今天，我们思考与确定文庙释奠礼，既要把握其中“不变”的核心思想，保持传统祭祀仪典的内涵，又要防止“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具体特征。《论语·为政》篇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和学生谈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变”与“不变”的关系问题。礼仪的枝蔓细节虽然在各代都可能有所变化，但其实质内容不会变。“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注]杨伯峻：《论语译注·八佾》，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页。礼自外作，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乐由中出，是内心情感流露于外的表现形式。没有“仁”，就丢失了最本质的内在，只剩下礼乐的外壳，无论多么规范和雅正，都将毫无意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注]杨伯峻：《论语译注·阳货》，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7页。礼乐不在于外表形式，不在于仪容声色，而在于内心情感的真诚流露，即归礼于仁。

当然，形式表现的是内容，故而形式本身亦有意义。孔子的学生子贡怜悯一只被作为祭品的羊，想把这只羊放生。孔子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注]杨伯峻：《论语译注·八佾》，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9页。孔子说的这种礼，是当时举行的一种颁发历书的礼仪，百姓需要借此进行耕作、生活。子贡从节约和爱惜动物的角度出发，想放生这只羊；而孔子认为，在这里节约不是最重要的，举行这种礼仪意义重大，一方面是尊奉中央政府治权的象征，另一方面是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故而礼仪形式本身具有神圣性。人们通过这种形式的不断强化和重复，可以获得并传承某种理性认识。孔子的这种论述十分符合他的一贯思想：“子绝四：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注]杨伯峻：《论语译注·子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4页。他执着于“王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但是，在赞赏与敬仰三代“明王”的同时，他也批评其“乱王”。[注]参看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从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人们曾经严重误解孔子，以为他是一位保守、守旧的人，很多人对孔子的攻击和谩骂建立在对其一知半解的基础上。《礼记·表记》记孔子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注]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五十一《表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09页。与夏、商两代相比，周文化从尊命、尊神转而尊礼，更为理性和进步。周礼不是周公一人凭空独创的，而是在总结夏、商以至更前代文明基础上集成而来的。孔子对古代历史兴趣浓厚，但绝不是埋首典籍的学究，他深知研究历史可资今天借鉴的道理，更懂得研究近代史、当代史以树立政治观点的重要性，详今略古，厚今而不薄古，这与其“多闻缺疑”的态度有关。西周前的资料多已散佚，传闻讹误处很多，对无史可征者不妄加评论，对历史人物既不作简单的肯定，也不作简单的否定，这与他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又是一致的。孔子不仅承认社会是变化的，更认为社会变革在发展中起到正面作用。他评价齐鲁两国的政教：“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注]杨伯峻：《论语译注·雍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7页。“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注]杨伯峻：《论语译注·卫灵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28页。这是因为相比之下，夏代的历法更符合农时，商代的车子更加实用。这里指的虽只是孔子对某一种事物的选择和利用，但反映了其承续与发展的历史眼光。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等言论，从不同的角度明白地反映了孔子的历史发展观点。《论语·子罕》篇载有孔子对礼的看法：“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注]杨伯峻：《论语译注·子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3页。准确把握了对礼的本质与形式的理解。因此，孔子绝不泥古，亦未固今，一切都视其是否合“宜”而定。

三、当代文庙释奠礼仪的构想

今天的文庙祭祀活动，不仅包含着我们对孔子的崇敬与怀念，同时也借以表明对传统文化价值观某种意义上的回归与扬弃。梳理历史上文庙祭祀制度的演变，以孔子对礼制发展的认识为切入点，可对当代文庙祭祀礼仪予以适当损益和改良，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一)对文庙祭祀礼仪的反思

通过研究文庙祭祀制度的演变，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孔子在历史影响上的变化，儒学在政治地位上的升降；更可以从文庙从祀制度中，发现儒学自身的学术变化。纵观整个文庙祭祀史，可以确定，其规格和礼制基本呈上升趋势，但其间多有起伏更易，而历朝历代的祭祀变革无不彰显了其时的世风与时势变化。

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一种与传统决裂的思潮，虽经近年来的“正本清源”，但时人毕竟与孔子儒学已相对隔膜。有人认为，旧的文化未尝不可以在新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某些作用，但却不能涵括代替新文化，犹如已经长成的少年，已经穿不得儿时的服装。事实上，任何有理性、有常识的人，都不会主张以古代今，无论是“反本开新”、“推陈出新”，还是“综合创新”，都应拒绝“食古不化”。不少人的“反感”，其实不过是近代以来“反传统的传统”的余音而已。在对待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当今社会上依然是乱象丛生，这其实也是人们对孔子祭祀持怀疑乃至批评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该不该有祭祀这样的形式？该不该祭祀孔子？先贤不只孔子，为什么只祭祀孔子？为什么这样祭祀孔子？这许许多多的疑问，归根结底，都源于对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不清晰。

实际上，孔子祭祀不仅是孔氏族人祭祖的“家事”，更是中国人文化上慎终追远的“国事”。今人祭祀孔子，也应看作对中国文化及其创造者们表达敬意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式，虽然这种敬意对不少人来说已属陌生疏离。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民族，必定抱有宽容的精神，尊重前人的智慧，珍视自己的传统，善待外来的文化，从多元文化中择善而从，从而延续民族文化的生命，创建属于当今时代的精神家园。[注]刘续兵：《文庙祭祀的文化意义》，《光明日报》2013年3月25日第15版。

(二)当前文庙祭祀礼仪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祭孔大典”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盛典”，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文化品牌，不但行之于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在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仍有延续。但是对于当前孔子祭祀的现状，一些学者指出了许多不规范、不完善之处。结合我们的研究，总结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关于“文庙祭祀礼仪”的名称问题。

文庙，今天人们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孔庙”，例如曲阜“孔庙”，由于同时是孔氏家庙，称其为“孔庙”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文庙中不仅祭祀孔子，而且以四配、十二哲、历代先贤先儒配享从祀，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称其为“文庙”更为妥当。

历史上的文庙祭祀名目繁多，应当认真研究传统做法，制定出当代的祭祀类别、祭祀名目。尤其国家参与的公祭，是文庙祭祀的“殊典”，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更应该认真甄别研究。近些年来，出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各地都开始举行对先祖、先圣、先贤的祭祀，笔者也曾应邀参加过一些相关的礼仪活动，从中不难发现存在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归结起来，最为重要的其实就是“正名”问题。祭祀对象如何称谓？祭文、楹联怎样称名？甚至主祭对象与配享人物是什么关系？绝不应该是活动主办者或者组织者随意就可以确定的。

第二， 关于“文庙祭祀礼仪”的举行时间。

这里首先遇到的是“孔子诞辰日”问题。孔子生年，本来就有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和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两说，可谓聚讼两千载，未得其决。近年来，一些学者研究了孔子的诞辰日期，认为不应该是现在通行的“9月28日”。如黄怀信先生在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上发言指出，用儒略历推算，孔子生日应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庚辰朔之周历十月庚子日，换算成公历，即公元前552年10月9日；也有学者用格利历推算为10月3日。但实际上，即使孔子诞辰日是9月28日，祭典日期定在这一天也“既不合礼，又不合理”[注]彭林、张德付：《关于“祭孔大典”的几个建议》，《光明日报》2011年10月31日第15版。。按照中国的传统，对于生者，应在生日庆祝寿辰；而对于死者，则应在忌日进行祭祀，二者区分得很清楚。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提出了恢复春、秋仲月(夏历二月、八月)上丁日释奠传统的建议。另外，由于各地与北京或曲阜同时祭祀，在宣传效应方面容易受到掩蔽，减少了地方文庙释奠的影响力，因而也有人提出，各地各级文庙举行释奠礼在日期上宜有所区别。

第三，关于“文庙祭祀礼仪”的具体仪程。

2004年开始，曲阜第一次将 “民间性质”的“祭孔乐舞”升级为官方“公祭”，并从2005年开始，将“清制”改为“明制”，不能不说在一些重要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近两年有海外学者参礼后，对一些具体的做法表示不能赞同，批评祭礼不正供，祭场混乱；在服饰方面，也没系统性的规划，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当然，这与中国至今没有自己的“国服”有关，显示出在保留和传承民族文化方面国家文化建设的缺失。

第四，关于“文庙祭祀礼仪”的“祭文”。

曲阜自“公祭”孔子开始，每年都专门邀请学者撰写“祭文”。开始的几年一直是邀请杨佐仁先生撰写。自2008年开始，为给孔子祭祀留下历史文献，遂分别邀请文化名人撰写祭祀孔圣文。几年中，先后邀请了金庸、范曾、许嘉璐、杨朝明、董金裕、彭林等先生撰写，取得了很好的“名人效应”。但是也有人提出祭文应当沿用古代的惯例，不必年年撰写新文。当然，这一点还可进一步深化研究，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做法也有所不同，虽不必追求“花样翻新”，但也不一定年年固定、一成不变。

(三)对当代文庙释奠礼的新构想

认真研究历代的孔子释奠礼仪，检讨今天孔子祭祀的现状，十分有利于今后孔子祭祀的规范化。既然是“公祭”，是今人举行的释奠礼，就应与时偕行，制定出一套接续历史传统而又反映时代特色的祀典。这既是中国人立足于当今时代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需要，也是孔子主张的“礼制应该在损益中发展”这一原则的要求。

第一，应加强对孔子释奠礼仪重要意义的认识。

中国自古重视祭祀，对祭祀的重要性进行过很多论述。如《礼记·祭统》中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注]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四十七《祭统》，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36页。祭祀与政治管理密切相关，甚至是政治治理的关键。对人的管理，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了，而在众多的礼仪活动中，祭祀之礼又最为重要。礼生于心，形之于外，只有贤徳之人方能够理解祭礼真谛。《周礼》中“大司徒”的职责有所谓“十二教”，首要的就是“以祀礼教敬”，因祭祀为国家头等大事，能培养人的敬心。今人祭祀孔子是对祖国传统文化表达敬意的重要方式。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的传承如同生命的延续，不可中断，更不可自戕。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上不能自立，就难以赢得世界的尊重。

研究孔子祭祀礼仪，还是开展一系列礼仪研究的很好切入点。中华民族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道德滑坡”已经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很多人熟悉所谓西方“礼仪”，却从根本上丧失了中华“礼义”，深思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而从孔子祭祀礼仪入手，可以把诸如“冠笄礼(成人礼)”、“丧葬礼”、“士昏礼”、源于古代“士相见礼”的生活实用礼仪等富有传统文化内涵、有益于教化世风人心的优秀礼义传统推广开来，古为今用，对当前的道德建设意义重大。

第二，组织专门力量研究释奠礼仪。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释奠礼仪活动长期举行，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献，为研究制定今天的释奠礼提供了丰富材料。但是，由于几十年的中断，人们已经对释奠礼乐比较陌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也需要制定具有时代特色的释奠礼乐。民国时期，因时局动乱，又无可供遵循的统一方案，所以释奠礼的举行很不正常。1968年，台湾地区聘请学者组成“祭孔礼乐工作委员会”，分别成立礼仪、服装、乐舞、祭器四个研究组开展工作，于1970年定案并公布实施，各方反应良好。

在韩国，释奠礼仪很受重视，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国有专门的释奠礼仪“传承人”，有专门的“释奠学会”以及“佾舞研究会”等学术组织，还常常举行“释奠学研究”的学术会议。

在中国内地，有识之士已经对文庙释奠礼乐进行了开拓性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释奠礼仪活动有了良好开端。但是，毋庸讳言，现在的文庙祭祀还不规范，非常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在国家层面上组织专门力量，细致研究探讨，尽快制定规划。

第三，重点整饬作为释奠礼核心的祭祀乐舞。

东汉元和二年 (85年)，汉章帝祭祀孔子，用鲁国旧存“六代之乐”。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始用“八佾之舞”，乐奏“登歌”。南朝齐永明年间改用“六佾之舞”、“轩悬之乐”。隋仁寿元年 (601年)作专用乐章《诚夏》。唐武德九年 (626年)改名为《和》；贞观年间制乐五章九奏；开元年间又增三章，并修改歌词，颁定宫调。后汉改乐名为《成》，废除开元年间所增三章。后周又改名为《顺》。宋初改名为《永安之乐》；景祐二年 (1035年)改为《凝安之乐》；哲宗年间又增酌献配位一章；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大晟府主持制定祀孔音乐，四年完成，仍用《凝安》之名，共八章；政和六年 (1116年)又增两章。金代借唐乐之名为《太和》，每章以“宁”为名，共九章九奏。元成宗大德十年 (1306年)新撰《大成乐》共十九章。明初颁定“六佾之舞”，乐章以《和》为名；洪武二十六年 (1393年)颁定《大成乐》；宪宗成化年间改用“八佾之舞”，加笾、豆为十二；世宗嘉靖年间，改为“六佾之舞”，乐用“轩悬”。清康熙六年(1667年)创作《中和韶乐》，定曲名为《平》，六章六奏；乾隆八年(1743年)对乐名有所改动，更为六章八奏。

释奠礼中的乐歌，与舞蹈密不可分。在六个乐章中，“初献”、“亚献”、“终献”中的《宣平》、《秩平》、《叙平》三章有歌亦有舞，其余三章有歌而无舞。各章均由四字八句三十二字构成，三章共九十六字。每个字对应一个具有相应意义的舞蹈动作。明代时舞蹈由“立之容”、“舞之容”、“首之容”、“身之容”、“手之容”、“步之容”、“足之容”、“腰之容”(或礼之容)等八大类舞容组成，共三十九种舞节，兼有执、举、衡、落、拱、呈、合、并、垂、交等十一种舞具之势，与各类舞节相应形成适应三个乐章九十六个字所需的舞容。至清代，其基本结构形式未发生改变。祭祀舞姿寓意极深，四转势为“四纲”：上转势(面北舞)象恻隐之仁；下转势(面南舞)象羞恶之义；外转势(相背舞)象是非之智；内转势(相对舞)象辞让之礼。队形的变动，也寄寓着独特的象征：初变东西立，象尼山毓圣，五老降庭；再变象筮士于鲁而象治；三变东西分，象历聘列国而四方化；四变而稍退，象删述六经，告备于天；五变而左右，象讲论授受，传道于贤；六变而复原位，象庙堂尊崇，弟子配享。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乐舞所用“八音”乐器，还是相关乐器的吹奏方法，有很多已经失传，今天的“祭孔大典”实际上是以音响系统为主进行音乐的“演奏”。审视当代孔子释奠礼仪现状，可知释奠乐舞需要进一步整饬，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整理、应用，已是迫在眉睫。

第四，改进与释奠礼有关的活动环节。

国家礼制关联着社会治理。孔子释奠不能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刚开始“恢复”时那样，停留在“旅游观光”层面上，已经到了从孔子文化社会功能出发进行改善和规范的阶段。

在祭祀礼仪名称方面，有学者提出建议，祭典名称宜改为“释奠礼”，很有道理。两千年来，孔子与释奠礼之间已经形成一种近乎天然的关系。取消“释奠”之名而代之以“祭孔大典”、“祭祀孔子大典”、“公祭孔子大典”，以致鲜有人知“释奠礼”为何物。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大典，如果连名称都无法传承下去，岂不是很讽刺的事吗？[注]彭林、张德付：《关于“祭孔大典”的几个建议》，《光明日报》2011年10月31日第15版。

至于释奠礼举办的具体时间节点，笔者以为，考虑到汉代以来已经形成的“春秋两祭”传统，加上至今未能真正确定孔子诞辰与辞世的具体日期，可继续以实行多年的“9月28日”为秋祭日期，以国人慎终追远、悼念先人的“清明”为春祭日期，这样既符合文化传统，又便于今天已熟悉公历纪年的人们记住祭祀时间，是一个现实而自然的选择。2008年开始恢复的春祭，孔子故里曲阜即以“清明”为期，为很多人所接受；而台北文庙以“仲春月上丁日”为期，则造成每年春祭的日期都不一致，客观上产生了一些不便。

在祭祀程序设置方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祭祀礼仪中的“正献”与“分献”问题。目前的仪程往往只有祭祀孔子的“正献”礼，而缺少祭祀配享者的“分献礼”。文庙祭祀以孔子为主，但还有孔子弟子及其他儒者配享，在礼仪程序设计中不应忽视这一内容。

同时，在释奠礼中增强“讲经”环节，以恢复释奠与讲论儒家经典本来具有的紧密联系。其实，最近几年来，曲阜举行“祭孔大典”前后，在孔子研究院同时举办“世界儒学大会”，国内外儒学研究者通过这个平台交流研究心得，已经具备“讲经”的某种意象。不过从仪节设置上，还可以进一步打通这两个活动的内在关联，使其相互呼应，重现释奠讲经传统，丰富释奠礼内容。

孔子少年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注]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06页。。鲁国在春秋礼崩乐坏的时代，仍保留了较为完备的历史典籍与礼乐制度，以至于各诸侯国纷纷到鲁国来观摩和学习。这种文化氛围使少年孔子感到好奇与震撼，令他对这些礼仪滋生了崇敬之心。今天的文庙释奠中，也应恢复祭祀和教育两项功能，增加青少年参与祀典的机会，使他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呼吸历史，触摸传统，增强释奠礼在文化传播和普及方面的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