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信砚 韦卓枫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李达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于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这个“吾党哲学的根据”作了系统而又深刻的阐释，建构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表述体系，达到了那个历史时期对唯物史观研究的领先水平，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今天，我们考察李达《现代社会学》的写作缘起，品味李达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阐释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创造性运用，对于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社会学》的写作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长期闭锁的国门，中国被迫开启近代化的历程。国门洞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迫不及待地对中国进行强盗式的掠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们又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因而又客观上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可能。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决不是要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奴役中国人民，使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置身于这样风云激荡的历史环境下，中国的有识之士以直面历史的勇气，承担起寻求民族复兴之路的责任。“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也正是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向西方国家学习。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西方文化思想如潮水般地涌进中国，尤其是西方的近现代政治法律思想和哲学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历程。正是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但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还只是被零星地传播。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一大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种转变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因为“西学东渐把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到中国，使中国思想界成为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的竞技场，也使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社会受到了鉴别和实践检验。在这一过程中，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各种西方学说都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最后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注]汪信砚：《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大体经历了启蒙传播和系统传播两个阶段。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阶段[注]参见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在这一时期，出于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主要侧重于唯物史观。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此后，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共产主义小组迅速发展起来。这些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得到有组织的翻译和出版，而当时翻译和出版的经典著作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例如，1920年4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第一次出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对当时唯物史观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当时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方面的著作还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反杜林论》的部分内容，以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革命》等。与此同时，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的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著作也主要以介绍唯物史观为主，如陈石孚根据日文翻译的《经济史观》、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

与此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撰写了一些介绍唯物史观的论著。北京《晨报》记者陈溥贤于1919年5月5日在《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上发表他所翻译的河上肇的文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启蒙意义。随后，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把唯物史观视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蔡和森所著的《社会进化史》于1921年出版，该书主要是“通过对人类社会进化历史过程的叙述，以说明社会历史进化的规律，宣传唯物史观的原理”[注]段启咸：《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1923年和1924年，瞿秋白先后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本书，他在这些论著中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涉及到了唯物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以往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唯物史观的那种偏颇。“但从总体上看，直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前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还局限于唯物史观的传播。”[注]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强烈的思想震撼，使他们自觉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自觉地接受和传播唯物史观。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告诉人们，即使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通过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次历史性的证实。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实质上是唯物史观的胜利。他们希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用唯物史观剖析中国社会实际，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侧重于对唯物史观的传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给在日本留学的李达带来极大的鼓舞和振奋，他开始从日本的书籍和报刊中接触马克思主义，“才知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这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称”[注]李达：《十月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载《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页。。1918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反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引起了在日留学生的强烈抗议，李达随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参加请愿示威，而这段经历，正“是李达由单纯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一步”[注]王炯华：《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后来李达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的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也是一条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注]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为纪念党成立四十周年而作》，载《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3、734页。此后，李达再次东渡日本，专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本期间，李达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著作。同时，李达还开始翻译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于1920年完成了对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的翻译，寄回国内出版，系统地向国内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这些早期理论活动对李达后来直接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阐述中国的社会问题奠定了基础。

日本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渠道，而在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河上肇的影响最大。在日留学期间，李达师从河上肇专攻马克思主义，这对他后来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河上肇从经济学领域入手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重视经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把阶级斗争学说视为贯穿马克思主义的主线。李达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深受河上肇的影响，也以对经济现象的关注为切入点来剖析中国的社会问题。

李达回国后，一直从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同时还全方位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到湖南自修大学讲学。在湖南自修大学期间，李达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密切结合实际，展开对错误社会思潮的批判。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建党初期，思想理论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党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很肤浅，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容易产生盲动主义倾向，这就迫切需要党内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但是，陈独秀却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实践。他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号召青年同志：“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注]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李达和陈独秀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上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李达主张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给革命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达开始了写作《现代社会学》的准备工作。

1923年，李达发表了题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长文，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认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注]李达：《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载《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页。。此时，全国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李达开始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

列宁曾经说过，每个国家总要根据本国实践的实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或那个问题摆到首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传播时期，主要是唯物史观的传播。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是因为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相契合的地方，同时它也与当时中国大众的理解能力和接受心理密切相关。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接受的都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儒家 “内圣外王”的人生哲学对他们影响很大，培养了他们济世救民的情怀，使他们树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在五四时期，面对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甄别，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他们救国救民和变革社会的思想武器。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恰相契合。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很多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列宁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理解为大同社会，认为十月革命就是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李大钊就曾把社会主义比附为“大同”。他认为，十月革命之后，我们的世界进入了一个“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全过程”[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正是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奠定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较早接受唯物史观的心理认同基础[注]参见彭平一：《“五四”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认同基础》，《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可以从其中直接引申出革命的结论和行动的口号，这也使得唯物史观比较容易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注]参见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

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下，李达写作了《现代社会学》一书，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并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探讨和阐述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代表着那个历史时期国内唯物史观研究和运用的最高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传播时期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

二、《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阐释

《现代社会学》是李达传播、阐释唯物史观的代表性著作，它综合吸收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对唯物史观作了系统、准确、深刻的阐述。在书中，李达分析了唯物史观和社会学的关系，着重说明了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性地位，并唯物而辩证地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深刻地分析了个人和现代社会运动、社会意识、阶级等问题，最后落脚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问题，使唯物史观成为考察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理论指南。

唯物史观与社会学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通过对西方旧有三大社会学说的批判，展开了对社会本质的研究。这三大旧有社会学说分别是：契约的社会说、生物的社会说以及心理的社会说。契约的社会说认为社会可以由个人同意缔约而成，亦可以由个人同意改造，是早期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依据。生物的社会说认为社会是由于生物的定律之作用所造成，非人力所能支配，宜任其自然发展，乃成为自由主义经济的依据。心理的社会说认为社会是由于各人心性相感之作用而构成，要实现社会改良，不需要改造经济组织，只需改良人类天性，此学说遂成为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的依据。李达指出，这三大旧有的社会学说都不能说明社会的本质，只能成为替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工具，而“社会学之使命，惟在于发见社会组织之核心，探求社会进化之方向，明示社会改造之方针而已”[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故只有用历史的唯物论才能说明社会的本质。而根据历史的唯物论的社会说，“社会非由契约而成，非由心性相感作用而起，亦非如有机体之完全受自然法则所支配，乃由加入生产关系中之各个人结合而成”[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李达认为，个人加入生产关系而构成的结合体就是人类社会，而“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质的生产历程，而物质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出，随生产力之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力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此历史的唯物论之社会本质说之概要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在这里，李达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学，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尝试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社会学。李达所说的社会学显然并不是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学，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苏联理论界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布哈林所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此后，许多前苏联学者也都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注]参见丁晓强、李立志：《李达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所讲的社会学，实际上就是唯物史观。

人类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李达从人类的生存需要出发认为：“人饥则求食，不食则死；寒则求衣，无衣则僵；避风雨则求庐舍，无庐舍则病。衣食住者实人生所必不可缺之生活资料也。地无分东西，时无论古今，人类必自有其生产方法以生产生活资料而分配之。”[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在他看来，不论是原始时代的人，还是现代人，要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望，取得物质生活资料，就必须参加到社会的生产中，与其他人发生种种交互关系。他指出：“人类之参加社会的生产，纯出于生活之驱策，与本人之意志无关。人既受生活之驱策，加入社会的生产，共同生产生活资料，则在此生产历程中，必不能不共同劳动或互相工作，而间接发生种种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之错综复合，形成社会之经济的构造。加入此等生产关系中之一切个人遂构成一社会。”[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人类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产实践活动以及人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发生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李达《现代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人类因为器具的制造和发明而从动物界脱离出来，而器具的制造和发明，引起了人类生活的改变，同时使语言和思想得以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生产和交换范围不断扩大，而促使这一切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达。李达认为，劳动的社会化和劳动手段的不断进步，是促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劳动的社会化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劳动手段的不断进步主要是机械技术的革新，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人们的交换范围不断扩大，最终使全世界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使一切足迹所到舟车所至之壤地，悉化为商品之市场，使一切圆颅方趾之人类，悉立于生产关系之上”[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引起社会制度的变迁，因为宗教、家庭、国家、道德、法律、科学、艺术等这些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的，都是受物质生产支配的。

李达从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出发，把生产活动视为人类历史的起点，突出强调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客观性，并以此为立足点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历史，阐明了生产力和经济生活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现代社会学》始终坚持了一元论的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同时也注意以辩证的态度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李达十分重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是其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未曾注意到的方面，体现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李达指出，人类的生存及活动是以一定物质存在为前提的，人们必须首先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尔后才能从事精神活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两者互有密切的关系。当两者互相调和时，则社会基础安定；当两者不相调和时，则社会基础发生动摇。但李达也指出，上层建筑虽然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造成，“然上层建筑又能影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此不可不知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不过，李达指出，上层建筑仅能成为经济之量的变化的助因，不能成为经济之质的变化的主因。同时，他还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有前提条件的。“假如一定社会组织内之生产力尚有发展之余地，而人类必欲以一己意志企图颠覆，则生产力不但不能增进，反有衰减之虞。盖生产力之继续发展为社会进步之主要条件，苟时机未至，遽欲谋社会组织之改造，适足以促该社会之退步”[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从李达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李达把生产力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他决没有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经济决定论或线性决定论，而是在承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前提下，也重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上层建筑的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个人和现代社会运动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李达认为，社会变革是“社会由旧而且低之生产关系进至新而较高之生产关系，并变更其上层建筑之全部是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社会变革就是通过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两种手段相互配合，最终确立新的社会制度。李达指出，虽然社会变革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运动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但“一方又必待各个人有意识的行动始能实现，故物质的条件与个人之努力二者皆社会变革之要件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个人不能静待社会的自然变化而放弃自身对社会的努力，一定要参与社会变革，这种参与不仅仅是个人有意识有目的之活动而已；只有参与到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中去，构成社会阶级冲突中的因子，才能对社会变革“有绝对之必要”[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李达重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决不盲目夸大它，认为个人是受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他指出：“物质条件之未备也，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要实现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变革，就必须依靠日益壮大发展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李达认为，现代社会运动就是无产阶级一切解放运动的总称。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无产阶级逐渐意识到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残酷现实，遂从自身利益出发，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现实势力，展开阶级斗争，以摆脱资本对自身的奴役，最终求得无产阶级的精神解放和物质解放，建立新的社会形态。“无产阶级苟能结成此种现实之势力，即能战胜资本阶级，开扩其自身之新命运。”[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新社会的建立。李达认为，社会意识就是“各个人为谋取生活资料不能不共同服从其支配之意识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他首先阐述了阶级意识的发生原因。他指出，在人类的古代社会，由于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社会意识即为流行于社会的共同的生活习惯，它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自觉遵守。“故此时之社会意识确为一切个人之共通意识，内容确为各个人所公认。”[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类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此时的社会意识不再是一切个人的共通意识，而是统治阶级的意识。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通过内外的作用力，使人们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和社会的及法律的压力下，不得不听命于它。但是，“社会意识既适应于经济组织而成立，亦必随经济组织而变革”[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尤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日渐窘迫的生活处境使无产阶级逐渐感知到资产阶级社会意识的不合理性，于是发生阶级的自觉，产生新的阶级意识。当“资本阶级之社会意识反社会之趋向增大，而无产者阶级意识社会化之趋向亦因而增大，潮流所激，资本阶级虽然欲借政治权力以维持有利之社会意识，而新社会意识非取代之不止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不过，最初的时候，无产阶级意识还只是作为一种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群体性思想而出现的，尚未呈现出理论形态的特点，还没有能够形成一种社会思想[注]参见李维武：《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唯物史观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8年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引起了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变革，揭开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奥秘，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因此，李达十分重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问题，认为新思想对新社会的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指出：“新阶级战胜旧阶级以后，则新阶级多得政治权力，必根据其新思想，确立新政治法制以及改造经济组织；同时另创新意识形态以变更旧社会上层建筑之全部。”[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阶级的起源和本质。李达继承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基本思想，特别是极为重视恩格斯的社会分工理论，力图通过分析原始氏族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分工的历程说明阶级的起源。他认为，阶级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它与生产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决定阶级关系的根本因素则是生产力。他指出：“阶级者，社会的生产历程之结果，由生产条件产生而出，因生产手段之分配，及社会人员被分配于生产历程中所构成之社会的系统而生者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李达注重对阶级进行经济上的分析，这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是很有特色的。

李达指出，既然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那么必然有与此经济概念相适应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概念。法律上的身分关系是经济上阶级关系的体现，而经济上占据优势地位的阶级则构成在政治上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身分和阶级二者的差异在于，“身分乃拥有一定经济利益之法的组织，阶级乃直接由此种经济利益之社会的机能而演成之自然的组织；身分以适合特殊阶级利益为法律的特权，而阶级非法律的特权所能维持，乃由经济的优势维持之者也。阶级与身分之历史的差异盖如此”[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因此，李达认为，法律的本质是阶级关系，它有着鲜明的阶级性，这种阶级性贯穿于国家出现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虽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在法律上实现了个人自由平等的理想，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这种平等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的。只要仔细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会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对立依然存在，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只是一种假象。只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的经济变革，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消灭阶级关系存在的经济基础，然后才能“高唱全民政治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结合：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现代社会学》在对唯物史观进行系统阐发的同时，密切联系中国实际，从理论上分析和论述了中国革命问题。李达首先探讨了社会问题的由来。他认为，“社会问题之发生，远肇端于印度航路及美洲大陆之发见，近托始于产业革命时代”[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近代产业革命的结果是，生产力发生深刻的变革，推动资本主义进一步向前发展，使社会分裂为无产和有产两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对抗导致了社会问题的发生。中国的社会问题，则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海通以后，欧西资本主义商品，挟武力以侵入中国市场，源源而来，日增不已，中国固有农业及手工业经济悉被扰乱。”[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国内矛盾，加紧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还通过资本输出、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经济命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加上中国内战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使得社会问题尤为突出。李达指出：“故中国社会问题虽亦同为资本主义之产物，然其发生之理由，乃因产业之不得发展，与工业先进国因产业发展过度而发生之社会问题大不相同，此其特性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在他看来，虽然中国的种种社会问题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而产生的，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导致中国的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特殊性。

李达将中国的社会问题分为三种，即劳动者问题、妇女问题以及准无产者问题。他认为，中国劳动者问题中，工业劳动者问题、手工失业者问题和农业劳动者问题最为突出，这些问题有着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性。中国的工业劳动者为了谋生，被迫向国际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由于当时中国尚未颁发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他们遭到国际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却无力反抗，其处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工人相比较相差甚远。中国的手工业者受到产业革命的冲击，一旦失业就很难再就业，容易到处流窜而成为盗贼。中国的农业劳动者因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濒临经济破产，他们即使辛苦劳动亦不足以养家，以致出现“壮者散之四方，弱者转死沟壑”的局面。这种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的分析，有利于李达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

在李达看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不断加剧。他根据列宁和布哈林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和生产高度集中，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主流，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分割世界市场，抢占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独吞；二是分割；三是如不能独吞和直接分割就采用变相分割的方法处理。“中国地大物博，列强因均势之故，不能不利用第三之侵略方式，使屈伏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中国遂以开‘国际的半殖民地’之新局。”[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这样，帝国主义就通过政治侵略，最终实现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处于政治上和经济上被支配的命运。所以，李达感叹道：“帝国主义不死，大盗不止，中国年来之国民革命运动，其殆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反响也欤！”[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弱小民族是帝国主义时代灾难的直接承受者，为了谋求国际社会运动及全世界各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必须推倒帝国主义者。李达认为，要实现此目标，就必须进行世界革命。在近代，这主要表现为有产和无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弱小民族和强大民族之间的民族斗争，它们共同构成世界革命。虽然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形式不同，但它们都起源于政治的、经济的利害冲突，二者的革命对象是一致的，那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经济的要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政治的要素为国民主义。近代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实由此资本主义酝酿而成，更由此国民主义之助长而愈趋激烈者。”[注]李达：《现代社会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李达考察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形式，认为实现世界革命有三种方法，即：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弱小民族的国际联合以及先进国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的国际联合。他还强调指出，弱小民族的解放只有与先进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互相配合才能实现，因为“前者之革命，又必有待于后者之民族革命为之援应，始克有济，此又事势之所必然者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

李达指出，在民族革命的对象问题上，世人已达成基本共识，但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应当是在资产阶级手上还是无产阶级手上，仍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然领导民族革命运动者，果为资产阶级乎？抑为无产阶级乎？此首应发生之疑问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李达在详细考察世界上民族革命运动的现状后认为，在弱小民族的全体人民中，受到帝国主义压迫最深重并且有强烈的革命意愿，非工农无产分子莫属。“工农无产分子虽与资产阶级同感受帝国主义及其使者——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之代表——之压迫，而后者较前者尤感利害切肤之痛，其革命精神亦特别激昂。弱小民族无产阶级所以能成为民族革命之中坚者以此。”[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虽然李达在这里尚未直接谈到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但他根据民族革命中各阶级的现状以及爱尔兰、朝鲜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心已移于共产党的事实，实际上已经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在谈到民族革命的前途时，李达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的目标是要实现政治的经济的独立，加速发展本国产业，努力追赶先进国家的现代化脚步，谋求达到与先进国家相一致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构成世界文化，最终为世界的大同社会奠定基础。李达进而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取得成功之后，要实现上述目标，须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手段，因为只有这样，将来才能够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无产阶级既能成为民族革命的中坚，则在成功之后，对于经济上之建设，必不赞成私人资本主义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可知。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非即社会主义，故民族革命而苟能成功，必归着于国家资本主义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三、《现代社会学》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地阐述唯物史观，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唯物史观研究的最高水平。作为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现代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现代社会学》赋予唯物史观以广阔的视野，建立了唯物史观与多学科的联系，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表述体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大多主要是结合某个单一学科来进行的，如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结合历史学和政治学来阐述唯物史观，蔡和森结合人类学来宣传唯物史观。在湖南授课期间，李达吸收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成果，改变了他们对唯物史观的单一视角的解读，拓宽了唯物史观的研究视野，在理论上对唯物史观的原理作了系统、深刻、准确的阐释。正如许全兴所指出的那样，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最重要的人物，李大钊对唯物史观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的理解；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虽然有某些精彩之处，但总的看来是粗而不细、浅而不深的；李达的哲学思想同他们相比则较为系统些、深刻些[注]参见许全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泰斗》，《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李达认为，社会学的使命是“研究社会之根柢，发见支配社会之理法，究知社会之目的，明示改造之方针，此社会学之使命也”[注]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会学，李达把社会学放置在多学科的大背景下，建立了社会学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联系，给予社会学广阔的研究视野。在李达看来，诸如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为社会学提供研究资料，社会学则为这些学科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这样，李达就把社会学变成了一门开放的学科，使其拥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容，克服了以往历史哲学的思辨性质，“表明了唯物史观不是一种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狭隘历史观念，而且揭示了唯物史观需要通过多学科的不同探讨、融会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得以充实丰富、深入开展”[注]李维武：《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唯物史观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8年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正是在这种广阔的理论视野中，李达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表述体系，把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推进到系统化的水平。

其次，《现代社会学》深刻地体现了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时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主要是对唯物史观的传播。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大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并受到苏联哲学界辩证论者与机械论者之间的论战的影响，人们才开始了对唯物辩证法的系统传播。不过，在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阶段，已经有人对唯物辩证法作过介绍，而李达则率先对唯物辩证法作了创造性的运用。1924年，瞿秋白发表了《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最早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辩证法，他所谓的“互辩律的唯物论”就是唯物辩证法。李达于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尤其是展现出了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的内在统一性，克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上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李达始终贯彻一元论的唯物史观，反复强调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划清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但是，李达决没有把唯物史观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而是坚持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二者并重。他告诫人们，不应该机械地理解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应该注意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同时，他还指出了“阶级意识”、“社会思想”、“个人之努力”在社会变革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同时，李达又明确指出这种反作用是有前提和有限的，决不可以任意夸大。应该说，李达的这些见解是十分深刻的。“在30年代及其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往往更多地注重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研究不够，李大钊、陈独秀也不例外。这固然与急剧变革的社会背景有关，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理论上的需要。但从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它最终也必然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注]丁晓强、李立志：《李达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可以说，既注重历史的唯物论，又坚持历史的辩证法，是李达《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色。

最后，《现代社会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创造性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其目标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其路径是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根本方法是坚持普遍和特殊相结合。这一研究范式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创立的。李达于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可以视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创造性运用。《现代社会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始终贴近中国社会现实来提出和分析问题，并尤其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答中国社会的问题。应该说，与其他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较，李达哲学探索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比较注重从学理上系统地传播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取向的。李达深刻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不仅注意“解释世界”，更重视“改造世界”，他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处处都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切。《现代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传播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创造性运用深刻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业已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也决不只是扮演了传声筒的角色。《现代社会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努力探求中国革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也仍然不失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