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华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一、问题意识

教育是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教育目标的最终实现与家庭背景有密切关系，这是已经被很多研究者所证实的事实。家庭背景，简而言之就是家庭所拥有的资本总和。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阐述，贯穿着“出身—教育—社会地位”的路径展开。至今为止的研究中，都证明了在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中，低阶层家庭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陆学艺*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培林*李培林：《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学者有关社会阶层的分析研究报告中，对中国社会阶层给予了一个划分尝试，之后的学者基本上都没有超出这个划分框架。我们一般用学历、职业和收入作为划分社会地位的指标。相对于学历和收入这些等级明确的指标，在职业的划分中，依据职业属性的不同有不同的排序。在很多研究中，一般都是把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即：农民劳动者阶层。

但是，基于中国的国情，确切地说，农民是身份而不是职业。上世纪50年代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后，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成为了人们身份所属的象征，这只是表明行政隶属关系，而不是职业象征。农村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人口移动带来了阶层构造的变化。目前我们所说的农民，不仅仅是指代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户籍关系虽然没有改变，但是随着居住地、劳动职业发生的变化，农民阶层的构成已呈现复杂化。但是，在我们的很多研究分析中，对于城市人而言，我们从他们的职权关系、单位属性、工种特性等，将他们的职业又细化为不同的职业阶层。但是，农民常常是被笼统地一并归为农民阶层，忽视了对农民阶层内部的细化。这点不足是否会影响到对农村阶层流动的分析结果，值得商榷。

以社会资源占有率多寡为判断阶层等级的标准而言，农民阶层属于社会下层。有关教育公平的研究中，明确了农村家庭孩子的受教育中存在着不平等现象，近年来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比例的下降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潘晓凌：《春天已远：农村学生在大学里的比例浮沉》，《南方周末》2011年8月5日。，这个现象似乎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农村家庭的孩子处于不利的教育竞争环境的事实。但是，同样处于不利竞争场域的农村家庭，那些成功家庭的教育策略是什么？对此，质疑的人很少。

对于资源匮乏的农村家庭而言，教育成功的策略是什么？这是笔者一直思考的问题。2005年在两次去苏北农村进行的调查[注]2005年4月和9月，围绕着农村父母的教育意识，笔者去江苏省北部农村进行了社会调查。本文分析中所列举的调查资料，来自于这两次调查的访谈资料。中发现，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农村家庭，相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不一样的教育结果。本文结合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尝试着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性解析。

二、家庭社会地位的界定问题

家庭背景的不同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有直接影响，不同学历和不同职业的父母之间有差异存在[注]杨春华：《教育期望中的社会阶层差异——父母的社会地位和孩子教育期望的关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另外，在教育公平研究中，城乡之间、不同阶层间存在差异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差异往往被解释为因为资源稀缺所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从理论上而言，教育发展规模的扩大，可以为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带来有效的解决办法。

但是，即使是早已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日本，在研究中发现，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入学机会的平等，教育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注]菊池城司：《现代日本の阶层构造 ③教育と社会移动》，东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日本社会学会为了探究日本社会阶层构造和社会分层的变化趋势，从1955年起开始实行“社会阶层和社会移动的全国调查”(简称SSM调查)[注]日本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移动的全国调查》(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简称SSM调查，这个调查自1955年开始实施，每隔10年调查一次。，经过持续性的调查结果分析，日本的阶层出现固化倾向，但是阶层间差异依然存在。中国有关社会结构调查起步较晚，但是众多的研究表明阶层差异显著存在。

从微观层面上分析，影响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先赋性因素，即个人的出生和生长环境，概括为家庭背景；另一个是后置性因素，即个人的上进意欲、经过后天的努力得到的教育水平和能力认可。在社会分层与教育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大多采用的是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分析框架，即主要是考察和比较先赋性因素和后置性因素，在个人的地位获得中具有的推动和制约作用。

先赋—后置性因素的研究方法，是分析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达成的经典方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从表面上看，先赋性因素与家庭背景有关，后置性因素与个人努力有关，但是众多研究表明，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在个人的后天努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在个人教育机会的获得及社会地位达成中也有不可忽视的辅助功效，所以说家庭背景同样左右着个人的后置性因素。但是家庭背景，换言之，家庭的社会地位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前面已经提到，我们目前一般采用学历、职业和收入作为判断社会地位的指标，但是这个划分指标在研究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层中存在着不足。

首先，在欧美及日本的社会分层与教育的研究中证明，学历、职业和收入是比较有效的划分家庭地位的界定参数。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学者，基本上也是采用这个指标划分家庭地位、定义家庭属性。但是就像陆学艺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虽然已经具有了社会阶层的基本雏形，但是它“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5页。。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及管理体制限制了社会流动，影响了社会流动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比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中存在的与当今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部分，从制度上制约和阻碍了一部分人的社会流动。因此当今社会阶层的结构，应该说只是一个雏形，各阶层之间还没有形成最后的稳定格局。

其次，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几次大的政治变革，经过多次“阶级斗争的洗礼”，中国原有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背景之下，人们的阶层意识逐渐淡漠，阶层文化为政治文化所代替，无产阶级文化成为了阶层文化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的阶层在逐步形成，但是由于阶层结构的不稳定及阶层构造的不完善，我们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学历、职业和收入指标来划分当今家庭的社会地位，是否能够充分反映家庭的实际属性，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可以说，按照这个标准确定的中国家庭地位，与国际上公认的家庭地位的内涵之间是有差距的。

再次，中国现有阶层构造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不连贯性。作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大成果之一，应该首举社会阶层的重新组合。比如笔者在苏北农村的访谈中，遇到一位60岁左右的农妇，她现在的身份虽为农民，但是她出身于城市原为城市户口。因为解放后她父亲被定为大地主成分，受父亲的政治身份影响，她无奈下嫁农村为人妇。虽然在农村生活了30多年，但是她一点都不会做农活，她与一般农妇的生活方式有不同，她不下田只是管理家务和教育孩子。这位农妇的生活经历是社会因素所致，可以推测她的阶层归属意识与她现在所在阶层间有差异，她对自己阶层的认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类似这样的案例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不是特例，由此可以知道，现在阶层与实际阶层归属意识之间的差距，是阶层划分中的一个难点。

总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阶层构造虽已初步形成但是具有不稳定性和不连贯性，更为重要的是，对应于各个阶层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阶层文化。阶层差异，实际上是阶层文化之间差异的体现。阶层文化形成一种特有的范式，它影响着人们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的各个方面。对更高阶层文化的认同，是促使人们向上流动的动力。所以中国家庭地位的划分，仅仅采用学历、职业和收入作为判断家庭地位的指标是不够的，应该依据中国的国情，对应于社会具体情况，综合、全面地评定和划分家庭地位。

三、家庭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资本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对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阶层差异给予了理论性的解释。布劳和邓肯，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差异。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分析理论框架，为考察和比较先赋性因素和后置性因素在个人的地位获得中具有的作用，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模式。布劳和邓肯的研究，证明了个人的教育获得与其父辈的社会阶层特征和教育水平有着极为显著的相关性。其后的众多学者，也采用先赋—后置性因素的研究模式，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即：家庭的社会地位对孩子教育机会的达成有推动和制约作用。对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具有主导地位的解释意义。

家庭的社会地位，意味着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多寡。经济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基础，但是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的理论范畴中，认为“相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其他领域，文化已经跃居社会生活中的首位”[注]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是当代社会的特点。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个人或群体，其社会地位和势力不能单靠其手中握有的经济资本，而是必须同时掌握大量的文化资本。只有将经济资本同文化资本结合起来，并使两者的质量和数量达到显著的程度，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并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声誉”*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因此可见，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或者家庭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经济资本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家庭的固定资产和经济收入，但是对于文化资本的界定标准比较复杂，很多学者也阐述到这个问题[注]仇立平、肖日葵：《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除了父母的教育程度可以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一种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外，在有些研究中，还用家庭的藏书量、父母带孩子去看电影、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等参加文化活动的次数来作为判断家庭文化资本的一种方式。

家庭所组织的文化活动，是对应于家庭社会地位的一种文化行为，也是家庭文化资本的一种外在反映。但是，在农村家庭的访谈中，通过观察和访谈发现，家庭中的藏书除了为孩子订阅的学习读物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书籍。另外，因为农村的特有生活条件，上述的文化活动也很少有。虽然每家都有电视机，但是据观察，人们一般只有在晚间休息时看看电视剧等娱乐性节目。所访谈的家庭，在家庭的经济收入(包括房屋的居住面积、家庭电器种类和数量等)、父母的学历等方面差距不大，但是在孩子的学习成绩及最后的教育达成结果方面有不同。由此产生一个疑问：相对于城市家庭而言，农村家庭的文化资本如何判断呢？

首先不可否认，在农村家庭中，家庭的经济状况依然是阻碍孩子教育达成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使有限的经济资本最大限度地保证孩子教育的继续，家长往往选择了保证最低教育目标实现的稳步策略，但是这个战略的实现，往往影响了孩子未来更高教育目标的达成。以下的访谈记录[注]依据2005年9月29日上午在韦家(匿名)的访谈录音记录整理。韦家只有一个独生子，大学毕业后现在某设计院工作。韦大姐47岁高中毕业，从20多岁起担任村小学的数学代课老师，做了20多年的小学老师。韦大哥49岁高中毕业，一直务农，喜欢打麻将，按照韦大姐的话，“韦大哥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是一位学生的父亲和母亲对当年孩子填报大学志愿时他们思考问题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家长的教育策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父亲：孩子在Y城读书的时候，就是第一名。那是市里最好的学校，是省重点学校。高考填志愿时，他当时想填清华我们没有让他填。

母亲：当时Y城中学一个班里，如果能考上一个清华，老师有一部分奖励。根据他的成绩可以填清华。开始我们填的是南京大学，没有填清华。因为根据我们家的情况，我们收入很低不敢填，生怕撞车。

笔者：撞什么车？

母亲：假如今年那个学校的分数特别高，怕考不上，那时是先考试后填志愿的。

笔者：那没有问题啊，考得好就可以填的高些嘛。

母亲：但是不知道人家的分数怎么样啊，你高人家也高，水涨船高，那年也非常难考。他自己也想填，老师也想让他填，但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收入，我们的收入我们心里清楚。

笔者：这跟收入有很大关系吗？清华很贵是吗？

母亲：一个是很贵，还有万一考不上，要复读一年，耽误一年，我们也希望小孩子能上一个满意的学校。

笔者：南京大学当时学费是多少？

母亲：钱差不多，他这个专业钱还比较多。

笔者：他就是想学建筑吗？

母亲：当时不知道学建筑，他喜欢数理化，他自己想填清华大学的核物理，我们也不懂学什么好，我们就去Y城中学的一个老师那里去咨询，那个老师在Q镇中学做老师时，是我的高中老师。他根据我们的家庭情况说，你们农村的小孩子需要钱，东南大学这个学校不出名，但是这个专业很好，建议填东南大学的建筑系，以后学校把他分到土木工程系。这个专业赶不上建筑。

笔者：他当年考得很好，这个分数上清华也够了吧？

母亲：够了，超过100多分，那年清华的录取分数特别低。什么原因呢，清华前一年录取的分数特别高，他们那年没有人敢填，结果填一个上一个。不过，现在他这个专业收入还可以。

在农村家长看来，一流大学意味着未来有个好工作，韦家一定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但是韦家因为经济原因，被迫放弃了清华选择了一所保险系数大的普通大学，虽然这个专业最终带来了好的收入，达到了好生活的目的，但是在韦家夫妇的叙述中，流露出非常惋惜的语气，可以知道韦家的无奈心情。

在前面的所述中已经知道，经济资本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只有将经济资本同文化资本结合起来，并使两者的质量和数量达到显著的程度，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并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声誉。在布迪厄的概念里，文化资本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中相对于客观化的资本和制度化的资本，被归并化的资本具有非物化的特点，它的特征是以在一定时间内消耗一定数量的经济资本，并使之转化为文化资本[注]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通常我们所说的，具有一定时间的积累和学习所具有的文化修养和才能，就是较高价值的被归并化的资本。

相对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概念，有一些不属于文化资本范畴但是最终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转化成文化资本的行为和手段存在，如何定义这些行为和手段呢？例如访谈中的一位被访者周伯伯[注]周伯伯(匿名)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出外打工。因为这个原因，在同村50岁以上的人群中基本上很少会说普通话的情况下，60多岁的周伯伯的普通话讲的非常好，普通话好也说明了他的见多识广。因为长期在外靠自己的木匠手艺挣钱，周伯伯见识了城市的变革，同时在打工中通过与城市社会和城市人的交往，周伯伯的想法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是一位有木匠手艺的家长，他给笔者谈到了他为孩子读书所付出的努力[注]依据2005年9月28日下午在周家的访谈录音记录整理。。

周伯伯：每次去镇上都去找老师谈谈。

笔者：老师给你谈什么？

周伯伯：谈学习、进步啊，什么都讲的。

笔者：老师很好啊。

周伯伯：好啊，你对他好他才对你好，你不对他好他怎么对你好。

笔者：你怎么对他好？

周伯伯：有时带些东西给他，还给他讲，我是木匠，可以给他打家具。

笔者：你给他打过家具吗？

周伯伯：打过，高二放暑假的时候去给他打过家具。

笔者：为了孩子？

周伯伯：对，我当时还有一个徒弟，两个人。

笔者：还是下了工夫的。

周伯伯：肯定下，你对他好他才能对你好嘛！说实话，当时他对我们孩子也还是有感情的，我们孩子也不错。

笔者：那几个老师都觉得有博士后的学生也高兴。

周伯伯：他们没有想到还能读到博士后，我也没想到。肯定没有想到。

手艺是一种技能，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可以说是一种谋生的资本，通过交换可以获取个人所希望或期待的东西。周伯伯的交换哲学，来自于他的生活经验。当问到：“现在不是说城里人对打工的不好吗？”周伯伯：“不好，(但是)我们不同啊。我们是木匠。你对我们不好，我就给你的活不好。你对我好，我就给你的活做的快一些、好一些，他们肯定对你好。”

以做工的好坏换取人们的良好态度，维护自己的个人尊严，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换取老师对孩子的态度，因为老师能够给予孩子的是自己所不具备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农村地区教师的角色，既是学校教育的代言人，也是父母唯一可以依赖的“教育咨询窗口”，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父母来说，如何最大限地利用学校教育资源，是关系到孩子未来教育达成的关键，而老师是掌握和分配这些资源的中心人物。

另外，我们经常在社会上可以看到的现象，父母为学校拉取赞助、用钱为孩子买入学分数等行为，都属于这个范畴，即用一种非文化的资本换取文化资本，这些行为无意中扩展了家庭文化资本的范畴。

四、“生存心态”与文化再生产

社会是一个按照一定运作机制建构的制度化的实体。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空间如同市场系统那样，“人们依据不同的特殊利益，进行着特殊的交换活动”[注]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布迪厄把在社会空间的不同领域中存在的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并认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一起，构成了区分一切社会的两个基本标准*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对于文化资本，布迪厄认为有三种表现形式，即：被归并化的形式、客观化的形式和制度化的形式*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被归并化的形式，指的是已经内化为自己行为准则的价值观；客观化的形式，指的是客观存在的文化财产；制度化的形式，指的是被社会认可的各种学衔、学位及名校毕业文凭等*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这三种形式转化为资本的方式不同，相对于客观化的形式和制度化的形式，被归并化的形式具有非物化的特点，它与伴随着时间和一定经济资本为支柱的个人的内化过程紧密相关，因此在分析文化资本的性质时，应该依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具体分析。

什么是“生存心态”？就是通常被翻译为惯习、习惯的“habitus”。高宣扬将布迪厄所论述的“habitus”译为“生存心态”。他认为布迪厄所说的“habitus”，不是一种简单的惯习或者习惯的意思，而是一种集个人的社会阅历、知识水平、阶层文化影响以及社会制度影响于一体的世界观，具有“建构的结构”和“结构的建构”双重性质和功能的“持续的和可转换的秉性系统”*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布迪厄认为“生存心态”是文化再生产的基本动力，它不仅为一切行动的实际展开，也为一切个人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创造，提供了可能性。*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因此“生存心态”“成为了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风尚、行为规则、策略等实际表现及其精神方面的总根源”。*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综上所述，“生存心态”是主导个人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一种意识行为，体现了个人的修养、学识、社会阅历和价值观，它是家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反映，同时也推动了家庭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再生产。“生存心态”决定了父母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家庭的生存策略导向，这一切最终决定了家庭综合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因此它也是家庭文化资本形成和再生产的根源所在。

五、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

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中，各种学衔、学位及名校毕业文凭等是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的表现形式，古董、历史文物等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的表现形式，修养和才能是被归并化的资本的表现形式。但是个人的修养和才能，是一个抽象化了的概念，可以有多种解释和定义。

布迪厄认为“生存心态”是文化再生产的基本动力，它反映了社会文化对个人的影响，反之也表明了个人价值观在文化再生产中的重要性。“生存心态”是内化了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综合体，个人或者家庭所处的社会背景是影响“生存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过孩子的教育，获取和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是很多家庭期待的向上流动的目的。例如，前文提到的周伯伯的看法，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农村家庭中存在的以教育出人头地、“父以子贵”的价值观。

笔者：你觉得城市人对你们的态度比以前差还是比以前好？

周伯伯：现在很多人说我们农村好呀，以前就不是了。像我的表哥是城市人，我的儿子是博士后，他们的儿子都是下岗，最高上到高中毕业。

笔者：你是农村里比较好的，普通的家庭还是不如城里的。

周伯伯：当然，普通的家庭还是不如城里的。

笔者：他当然不敢瞧不起您，但是对其他的普通家庭还是不太好的。

周伯伯：当然了，肯定会有的。我们的亲戚原来也是瞧不起我们的，现在不得了了。如果瞧不起我，你儿子跟我儿子就不同啊。

笔者：现在都是比儿子了？

周伯伯：是呀，比后代。我们马上就要死了，没有什么用了。

农村孩子教育结果中的差异，除了经济因素外，很大一部分与父母的态度和行为有关。在家庭背景相似的条件下，如前所述的父母的态度和行为，对孩子的教育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布迪厄认为“生存心态”“成为了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风尚、行为规则、策略等实际表现及其精神方面的总根源”[注]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基于此，笔者将以“生存心态”为意识导向、以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判断为行动基础的一种潜在的、通过个人的努力手段或者交换方式获得的文化资本称为无形文化资本。布迪厄的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笔者称之为有形文化资本，被归并化的资本是无形文化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总之，对于家庭而言，父母的积极向上的态度和行为、父母的个人修养和才能、父母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及父母所拥有的能够用以换取资本的技能，都属于无形文化资本的范畴。这些无形文化资本对提高家庭地位、实现孩子教育策略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六、小结

Werfhorst 通过研究发现，“在家庭的社会流动策略中，父母拥有资源的数量及形态不可忽略，直接影响到子女受教育志向的选择，进而引起子女获得资源形态的差异。”[注]谢宗顺：《文化再生产：不可忽视资源拥有数量及形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5月14日。文化资本是获取教育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但是因为文化资本界定标准的可操作性问题，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判断标准比较宽泛，难有一致的标准。所以我们在探讨家庭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时，应该关注文化资本的具体形态。

处于中国城乡二元化的户籍管理体制下的农村家庭，户籍的属性使得他们在资源占有方面处于不利的局面。对于资源匮乏的家庭而言，为了实现教育目标达到向上流动的目的，在文化资本积累方面需要有相应的家庭策略。“生存心态”是文化再生产的动力，不同家庭“生存心态”的差异，影响到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值不同。为了弥补文化资本的不足，他们采取各种策略，通过交换等手段，达到文化资本积累的目的。这些“无形文化资本”，是资源匮乏的农村家庭教育成功的内在原因所在。通过在农村的调查研究发现，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无形文化资本是他们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有效资本。

总之，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伴随着社会移动的加剧，阶层构造逐步呈现复杂化的态势。在分析农村社会阶层时，应该重视农村阶层构造的新的变化特征。与此同时，当我们在论证影响农村家庭社会地位获得的诸因素时，需要正视中国的国情特征，给予符合本土化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解释。本文是一个探索性的研究，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有进一步的论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