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全章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自梁启超于1900年2月在《清议报》发表的《汗漫录》中揭橥“诗界革命”旗帜，领衔发起诗界革命运动之后*关于诗界革命运动的起点问题，学界尚无定论；诗界革命运动当发端于1900年的新观点，参见胡全章《1900：诗界革命运动之发端》一文，《河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受此时代风气影响的以留东学子为主体的新派诗人，纷纷将诗歌视为宣扬救亡启蒙思想之“利器”，奏响了时代的潮音。1903年前后，新诗坛崛起了一批以排满革命为政治立场的新诗人，他们依托近代化报刊推出了一大批以民族精神、民主意识和反清革命思想为主旋律的革命诗歌，形成了一场颇具声势的诗歌潮流，史家称之为“革命诗潮”*王飚主编：《中华文学通史·近代文学》，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58页。。由于近代报刊诗歌史料挖掘整理工作的严重滞后，以及国内近代诗歌研究力量的相对薄弱，目前学界对晚清革命诗潮的描述与定位，尚存在诸多语焉不详之处和有待纠正的偏差。在笔者看来，学界对于晚清革命诗潮认知方面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或将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分属维新派和革命派阵营来研究，或笼统地将革命诗潮定位为诗界革命的新阶段；前者以政治立场分野将本来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两个诗歌思潮一分为二，甚或一刀两断；后者径直将革命诗潮的兴起视为诗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认为南社是革命诗潮的高潮期，而1903年仅为革命诗歌出现的滥觞。而事实上，两个诗潮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可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殊难一刀两断，但亦非一回事；另一方面，早在第一个全国性“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成立(1909年)之前，甚至早在全国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1905年)之前，以近代报刊为依托的新诗坛，已经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革命诗潮。其二，无论是诗界革命研究，抑或是革命诗歌研究，都偏重维新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在日本出版的报刊史料，前者如《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后者如《浙江潮》、《江苏》、《复报》等，而对同时期国内报刊阵地刊发的诗歌和诗论关注较少。在此情形下，笔者以1904年2月创刊于上海的《警钟日报》所刊发的诗歌史料为考察对象，无论是对其时代精神和主题特征的透视，抑或是对其诗人群体和诗歌创作面貌的分析，均非孤立的个案研究，而是希冀通过打捞被史家忽略的一个颇具典型的报刊诗歌阵地，一窥晚清革命诗潮的时代面影及其与诗界革命运动之间难以割舍却又同中有异的历史关联，以及其下启南社诗歌主基调的悠长意绪。

在20世纪初年旋起旋灭的众多倾向革命的报刊阵地中，《警钟日报》在存世的一年多时间里刊发了约60位诗人近500首诗作——其中，高旭、陈去病、刘光汉、高燮、马君武、柳亚子等革命派阵营知名作家的诗篇占据很大比重——成为晚清兴起的第一波次的革命新诗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诗歌园地。“廿纪风潮捲地来，自由花发不须栽”[注]蓋天：《为亚卢题扇》，《警钟日报》1904年8月22日。，《警钟日报》诗歌以高亢入云的嘹亮歌喉，谱写出一批批裹挟时代风雷的华彩乐章，奏响了向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进军的时代号角，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推进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变革。

一、为民族革命鼓与呼

1900年，俄国在出兵参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同时，又单独强占了我国东北地区，几经交涉才同意分期撤兵。1903年4月，第二期撤兵最后期限已到，俄国却以种种借口拒绝撤兵，遂有爱国知识分子掀起的拒俄运动的发生。7月，《苏报》案发，拒俄运动转入低潮。“癸卯孟冬，俄患日急”，蔡元培、叶翰、陈竞全、王季同、陈去病、林獬、刘师培等中国教育会会员“更切陆沉之虑，以瓜分之祸，俄为戎首，乃立对俄同志会，以筹捍卫之方，并撰《俄事警闻》，以为振聩发蒙之助”。[注]《刘光汉君提议》，《警钟日报》1904年4月7日。至1904年2月25日，《俄事警闻》更名《警钟日报》；不久，“对俄同志会”亦更名“争存会”，《警钟日报》成为该会会刊。《警钟日报》同人痛感“外侮交乘，国权尽失，睡狮不醒，累卵可危”，希冀“博徴国际之事状，详揭社会之真相，探索病源，胪举方术，冀以唤醒国民，同支危局”；[注]《本社广告》，《警钟日报》1904年2月27日。其宗旨由拒俄发展为抨击列强侵华罪行，宣传反清革命，成为继《苏报》之后的重要革命报刊。

《警钟日报》“杂录”栏以诗歌为主，至1905年3月停刊，刊发近500首诗歌。第2号所刊《本社广告》对“论说”、“诗歌”、“小说”稿件提出了“足以激发爱国心者”的基本要求。[注]《本社广告》，《警钟日报》1904年2月27日。第4号“杂录”栏所刊果忍《满江红》是该栏目开篇之作。其下片云：“望长江，滔滔去。问国魂，招何处？况瓜分惨剧，近临指顾。牛羊登俎空嘶唤，龙蛇起陆休迟悞。愿同胞，快着祖先鞭，闻鸡舞！”[注]果忍：《满江红》，《警钟日报》1904年2月29日。作者痛感满清异族统治下的乱世荒凉、遍地腥膻、狐兔横行，加上如狼似虎的东西洋列强的侵凌瓜分，国人沦为任人宰割的牛羊，此情此景，怎不令热血男儿义愤填膺！作者期待着“龙蛇起陆”，大声招唤着“国魂”，不啻为号召人们投身排满革命和民族独立斗争的号角，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警世呐喊，充溢着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悲怆的爱国主义情感。这首慷慨激昂的《满江红》，无论从主题内容方面，抑或从风格基调方面，都为《警钟日报》诗歌定下了主旋律和主基调。

1904年11月，《警钟日报》同人总结《本报十大特色》时，标榜“本报为民族主义之倡导者”，“本报为抵御外族之先锋队，“本报为民党之机关”，“本报为学生社会之机关”，“本报持倡古学，具有保存国粹之实心”。[注]《本报十大特色》，《警钟日报》1904年11月15日。以“激发爱国心”相标榜的《警钟日报》诗歌，奏响的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的主旋律。我们只消浏览一下《警钟日报》诗作者所署的笔名，诸如光汉、汉剑、复夏、黄天、黄人、亡国遗民、军伍、亚卢、梦卢、亚侠、俠弹、由己、剑豪、剑公、果忍、求魂、梦飞等，便可窥知其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坚定的排满革命志向、高亢的尚武任侠精神和对自由民主政治的热烈向往之情。

宣扬民族主义思想，鼓吹排满革命，是《警钟日报》诗歌最为集中的主题意向。高旭《甲辰年之新感情》有诗云：“国魂摩荡洗儒酸，辫发胡装心未安。忍遣神州沦异域，可能重著汉衣冠？”[注]天梅：《甲辰年之新感情·寄赠章行严君》，《警钟日报》1904年7月28日。表达的就是这种炽烈而偏执的大汉民族情绪。其《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第二首道：“我祖黄帝没，千载失强权”，“刘裕朱元璋，伟功堪并肩”，“仗义逐胡虏，正气壮山川”，“我拜王而农，黄书至今传。我拜岳武穆，我拜洪秀全。我拜文文山，我拜孙逸仙。我拜郑成功，谓此皆汉贤。我拜章炳麟，道统一脉延”[注]剑公：《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警钟日报》1904年8月10日。。历数从古至今的汉民族伟人、英雄、大光复家，极力张扬民族主义思想。高旭《大汉纪念歌》自1904年8月12日在《警钟日报》分六期刊出。该诗从黄帝与蚩尤“涿鹿战”说起，历数“周东迁”、“赵略地”、“筑长城”、“汉声灵”、“金微山”、“五胡乱”、“杀鲜卑”、“一统难”、“唐威治”、“沙陀祸”、“宋南渡”、“崖山覆”、“大光复”、“满入关”、“郑成功”、“创天国”等汉民族史上或辉煌或屈辱的重要历史人物事件，一直说到眼前被东西洋列强“瓜分急”的危亡时局，褒扬了黄帝、赵武灵王、秦始皇、蒙恬、汉武帝、卫青、霍去病、窦宪、高洋帝、刘裕、薛仁贵、李绩、郭威、岳飞、张世杰、文天祥、朱元璋、郑成功、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等民族“大英雄”、“大光复家”和“为种流血尽天职”者，鞭挞了周幽王、石敬瑭、吴三桂等汉民族败类，不啻为一部通俗明了的汉民族兴亡史和一曲豪气干云的大汉民族正气歌。“尚未剪胡心肯死？镜中休白少年头！”[注]汉剑：《壮怀》，《警钟日报》1904年5月6日。高旭此言，表达出为民族革命鼓与呼的《警钟日报》同人之心声。

《警钟日报》主笔陈去病辑录出版的《陆沉丛书》，初集包括《建州女直考》、《扬州十日记》、《忠文靖节编》、《嘉定屠城记》四种，记载了明末清兵南下时在扬州等地野蛮屠杀汉人的发指罪行，将这段被遮蔽了二百多年的充满腥风血雨的汉民族被难史和满清统治者罪恶史大白于天下，迅即成为当时流行的反清读物。《陆沉丛书》有绘图，有题诗，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警钟日报》所刊高旭《题〈陆沉丛书〉》云：“妖魅日肆虐，龙泉鸣匣里。轩辕骨不朽，发难绵其祀。泪酣掩书哭，壮志乌能已。奴伏丑虏底，我生毋宁死。大振天汉声，不久郑洪起。”[注]汉剑：《题〈陆沉丛书〉》，《警钟日报》1904年 9月15日。代表了《警钟日报》同人共同的政治立场与思想倾向。刘光汉所著《攘书》，受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黄书》启发，“发国人类族辨物之凡，取《春秋》内夏外夷之例”，“发思古之幽情，铸最新之理想”，高张排满革命之帜，“凡我国民有欲饮革命之源泉而造二十世纪之新中国者，不可不人手一编也”。[注]《空前杰著〈攘书〉出版》，《警钟日报》1904年4月12日。问世后销路甚广，题诗者甚多。陈去病《题〈攘书〉》云：“华夷有大防，载笔春秋里”，“蛮种苟凭陵，黄民须战死。此书即麟经，读之当奋起”[注]黄人：《题〈攘书〉》，《警钟日报》1904年9月1日。。将《攘书》与《春秋》相提并论，激发汉族人民起而反抗“蛮种”“凭陵”的革命精神与民族血性。

晚清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排满主张，可作三个层面的理解：其一是有识之士认识到“非排满不足以救亡”[注]屈魂：《仇满横议》，《洞庭波》第1期，1906年10月8日。，将中国饱受列强欺凌、频临危亡之根源，归结到满清统治者的腐败和腐朽，这层意义上的排满，具有一定的反帝色彩和反殖民统治意味；其二是反对满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具有反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内涵；其三是种族意义上的排满，视满清为“异族”和野蛮民族，笼统地鼓吹种族复仇。这三个层面的排满革命思想，在《警钟日报》诗歌中都有反映，但诗人们最迫切宣泄的是被压抑了二百多年的种族情绪，充满强烈的排满反清、光复旧物的偏执的汉民族情绪。“依然一幅承平景，那识胡尘遍地腥”[注]鄝公：《有感》，《警钟日报》1904年6月15日。；“可怜一掬昆仑水，忍作胡儿饮马池？”“祖国衣冠久已非，炎黄馀裔痛衰微。誓将一把伤时泪，洒作漫天血雨飞”[注]《感作》，《警钟日报》1904年6月23日。。正是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流露。“山河满地现夷氛，一语瓜分不忍闻。安得貔貅军十万，横刀誓扫大羊群。”[注]《感作》，《警钟日报》1904年6月23日。则既包含反清种族革命思想，亦包含反对列强侵凌的近代民族独立意识。

二、《警钟日报》诗人群

在《警钟日报》近60位署名诗人中，作品数量位居前六者分别是刘光汉(17题87首)、高旭(16题65首)、高燮(5题32首)、陈去病(14题29首)、马君武(8题12首)、柳亚子(4题7首)。刘光汉诗歌见诸《警钟日报》时间较晚，且非常集中，主要是组诗《甲辰年自述诗》(64首)和《岁暮怀人》(9首)，还不是最具代表性的栏目诗人。从诗作数量及持续时间、诗歌主题所涵盖的时代内容和诗体诗风的求新求变趋向等方面综合考察，高旭是《警钟日报》“杂录”栏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其次是刘师培、陈去病、高燮、柳亚子、马君武等。

高旭见诸《警钟日报》的诗作，计16题65首，署名有“汉剑”、“剑公”、“天梅”。1904年春，高旭认真研读了《黄书》(王船山著)、《攘书》(刘光汉著)、《陆沉丛书》(陈去病辑)等，思想上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排满革命立场。两年前那个依托《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栏高吟“南海真我师”的诗界革命阵营的后起之秀“自由斋主人”[注]自由斋主人：《书南海先生〈与张之洞书〉后》，《清议报》第89册，1901年8月24日。，《警钟日报》时期已成为“甘心为种死”的云间“汉剑”[注]汉剑：《题〈攘书〉，用前韵》，《警钟日报》1904年9月15日。和“仗义逐胡虏”的高“剑公”[注]剑公：《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警钟日报》1904年8月10日。。当结束新大陆之游回到日本的梁启超以饱蘸情感之文、痛哭流涕之笔忍痛与“共和”诀别之时，高旭以诗笔与这位先前的精神导师诀别：“奴隶重重失主权，从今先洗旧腥羶”；“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注]汉剑：《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题诗三章，即以寄赠》，《警钟日报》1904年4月14日。政治立场上的渐行渐远，导致其诗歌取材意向和主题倾向方面有了很大差异。

高旭见诸《警钟日报》的诗作，以《感日俄战争而作》、《甲辰年之新感情》、《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大汉纪念歌》等较有代表性。《感日俄战争而作》既有“伤心辽海风云黑，可奈东方一病夫”的慨叹，亦有“俯仰随人不自由，国权让去再还不”的质问，更有“甘心为马复为牛，祸促瓜分民族羞”的悲愤，[注]汉剑：《感日俄战争而作》，《警钟日报》1904年4月28日。流露出强烈的反帝情绪，隐含着民族独立自由的革命倾向。组诗《甲辰年之新感情》计25首，首篇为“读南海政见书”所作，“芳馨逐虏花开日，惨淡勤王花落时”，言自己已走上反清革命的光明道路，而康有为仍顽固地推行前途暗淡的保皇路线；“君自为君我为我，不相菲薄不相师”，在政治立场上与康有为划清了界限。[注]天梅：《甲辰年之新感情·读南海政见书》，《警钟日报》1904年7月16日。题咏曾国藩，站在汉民族立场谓这位“满室忠臣推第一”的同治中兴名臣“尽情重坏汉山河”，讥刺他“船山全集烦刊刻，种义分明却未知”。[注]天梅：《甲辰年之新感情·题曾集》，《警钟日报》1904年7月28日。《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对高张大汉民族旗帜的革命大文豪章太炎尽情讴歌：“拔剑何峥嵘，侠骨磨青天。煌煌汉族史，英名垂万年”；对太炎先生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赞佩不已：“但求种强植，不计身手全，万年青铜像，让公著先鞭”；进而追溯到历史上诸多汉民族“大光复家”和“汉贤”，如刘裕、朱元璋、王而农、岳武穆、洪秀全、文文山、郑成功等，直至孙逸仙和章炳麟，谓其“道统一脉延”；面对“夷狄主中国，衣冠付荆棘”的悲惨现实，发出“宁为自由死，不作牛马生”的豪迈誓言。[注]剑公：《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警钟日报》1904年8月10日。此期的高旭，坚信“惟有诗界魂，枪炮轰不死”，决心“奋志吹法螺，鞭策睡狮起”。[注]高旭：《题所编〈皇汉诗鉴〉用前韵》，载郭长海、金菊贞编：《高旭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1904年是甲辰年，“百感并合，新秋多暇”的刘师培，仿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例，“述生平所历之境，各系以诗”，成《甲辰年自述诗》64首，分六期刊发于《警钟日报》，对自己的生平思想和学术追求进行自我总结和自我存照，篇后多有小注。其首篇云：“看镜悲秋鬓渐华，年来万事等抟沙。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士家。”[注]光汉：《甲辰年自述诗》，《警钟日报》1904年9月7日。流露出岁月蹉跎的浩叹和壮志难酬的悲愁。其二篇道：“年华逝水两蹉跎，苍狗浮云变态多。一剑苍茫天外倚，风云壮志肯消磨？”[注]光汉：《甲辰年自述诗》，《警钟日报》1904年9月7日。悲叹年华易逝、世事多变的同时，又充满“一剑苍茫天外倚”的英雄气概和壮志凌云的豪迈情怀，深得龚自珍“剑气”、“箫心”之诗魂。“光汉”时期的刘师培，即便是学术著作，亦有着藉学论政的显著用意，《甲辰年自述诗》中很多诗篇表现出鲜明的排满革命思想。“静对残编百感生，攘夷光复辨纵横。陆沉隐抱神州痛，不到新亭泪亦零。”[注]光汉：《甲辰年自述诗》，《警钟日报》1904年9月10日。咏其编著《中国民族志》时感怀神州陆沉的悲痛之情与“攘夷光复”题旨。“古人作史重世系，后人作史重传纪。他日书成《光复篇》，我欲斋戒告黄帝。”[注]光汉：《甲辰年自述诗》，《警钟日报》1904年9月10日。述其构思《光复篇》时的心境，惜其未成。“斜阳衰草气萧森，学界风潮四海深。天下兴亡匹夫责，未应党祸虑东林。”[注]光汉：《甲辰年自述诗》，《警钟日报》1904年9月12日。预言清王朝已至穷途末路，革命风潮将迅猛崛起，号召有志青年加入革命行列。“一从辽海煽妖氛，莽莽东陲起战云。四海旧愁一惆怅，何时重整却胡军。”[注]光汉：《甲辰年自述诗》，《警钟日报》1904年9月12日。题咏日俄战争事，寄托着对外患日益严重的深深忧虑，充溢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情怀。刘氏有两首词见诸《警钟日报》，悲怆沉郁，豪气干云。《水调歌头》云：“子房椎，荆卿剑，伍胥箫。遐想中原豪侠，高义薄云霄。太息大仇未恤，安得骅骝三百，慷慨策平辽。一洗腥羶耻，沧海斩龙蛟。”[注]光汉：《水调歌头·书王船山先生龙舟会杂剧后》，《警钟日报》1904年4月24日。抒发的是悲愤难抑的民族反抗情绪，寄寓着反清革命的坚定意志和豪迈理想。“光汉”时期的刘师培诗歌，慷慨激越，发扬踔厉，寄托遥深，反映出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的历史风貌。

早在1903年7月，留东学子陈去病就在《江苏》月刊发表《革命其可免乎》一文，呼吁有人出来领导革命：“革命乎！革命乎！其诸海内外英才杰士，有辍耕陇畔而抚然太息者乎？则予将伏剑从之矣。”[注]季子：《革命其可免乎》，《江苏》第4期，1903年7月。考诸陈氏是年发表在《江苏》“文苑”栏的20余首诗歌，以及将《建州女直考》、《扬州十日记》、《忠文靖节编》、《嘉定屠城记》辑为《陆沉丛书》的文化事件，其民族民主革命者的政治姿态与文学倾向显露无遗。1904年6月之后主笔《警钟日报》时期，正是陈去病诗思飙发、鼓吹排满革命最力之时。他以“佩忍”、“黄人”笔名，在《警钟日报》发表诗作14题29首，成为该报诗歌栏目的骨干诗人之一。其《题〈警钟日报〉》云：“铸得洪钟着力撞，鼓声遥应黑龙江。何时警彻雄狮梦，共洒同胞血一腔。”[注]佩忍：《题〈警钟日报〉》，《警钟日报》1904年6月30日。通过文字鼓吹宣传之功和文学移易人心之力，激起同胞的反帝爱国热忱和排满革命之志，使睡狮猛醒，国威重振，是选择了笔杆子的陈去病此期奋斗的目标和途径，也是此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和主基调。《虎丘过李合肥祠堂不入》道：“桃柳成行一线横，欧西亭子乍经营。春风若早嘘南国，此地应祠李秀成。”[注]佩忍：《虎丘过李合肥祠堂不入》，《警钟日报》1904年7月26日。过李合肥祠堂而不入，抑李鸿章而扬李秀成，彰显的是鲜明的大汉民族立场与气节。

高燮有5题32首诗作见诸《警钟日报》，多为读某著作后题咏之作。《读〈郑成功传〉》系读柳亚子《郑成功传》有感之作，计5首，刊于1904年5月8日《警钟日报》。其一云：“海外造成新世界，中原难复旧河山。壮心未已身先死，惨绝胡笳可奈何？”表彰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功，悲叹他没能完成收复中原大业。其四云：“痛哭同胞作马牛，忍看贱虏据神州？愤将热血和清泪，付与台澎水共流。”痛陈满清统治下汉民族同胞所经受的牛马奴隶的悲惨命运。其五云：“民族销沈大可哀，何堪祖国变蒿莱？至今海水声呜咽，可有英雄继起来？”在慨叹民族消沉的同时，呼唤今日拯同胞于水火，带领大家反抗满清统治，继承郑成功未竟的事业，实现神州光复的民族英雄出现。《题〈战余录〉》道：“由来专制伤民族，奴隶根性剗却难。种种不堪种种丑，令我一读心胆寒。”[注]黄天：《题〈战余录〉》，《警钟日报》1904年5月12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及由此造就的民族奴隶根性。《杂诗》第六首云：“全凭铁血逞凶顽，拿帝俾公尽野蛮。何日方如平等愿，同胞一体笑开颜。”[注]黄天：《杂诗》，《警钟日报》1904年8月2日。批评拿破仑、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和侵略战争，憧憬民族平等的政治理想。

马君武在《警钟日报》发表诗歌不多，组诗《与祖国告别之辞》包含5首七律，1905年1月17日所刊《光汉室诗话》收其与陈去病、刘光汉、马一浮、谢无量、王郁仁等人的赠答诗7首。刘光汉《岁暮怀人》题咏马君武道：“蹈海归来一握手，颖慧杰出其无俦。西土光明照震旦，期君才笔横九秋。”[注]光汉：《岁暮怀人·桂林马君武》，《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4日。写出了这位青年才俊、革命志士的神采。《与祖国告别之辞》末两章道：“黑龙王气黯然销，莽莽中原革命潮。甘以清流蒙党祸，耻于亡国作文豪”；“廿纪风云诸种战，凌欧驾米果何年？诸姬淫佚麟潜泣，大厦倾颓燕熟眠。万里旅行辞祖国，百年戎祸哭伊川。男儿生不兴黄祸，宁死沧浪作鬼还。”[注]军伍：《与祖国告别之辞》，《警钟日报》1904年9月18日。新名词与旧典故冶为一炉，表达出鲜明的排满革命立场及为祖国之独立富强而奋斗牺牲的坚定志向。直到民元前后的南社时期，谙熟西洋诗歌且以翻译西洋诗歌见长的马君武，其诗歌创作依然持守“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注]马和(君武)：《寄南社同人》，《南社丛刻》第3集，1910年底。的诗学宗趣，秉承了“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与方向。

被梁启超树为诗界革命一面旗帜的黄遵宪亦有一首词作见诸《警钟日报》。该词写于1902年，发表于1905年1月，离黄氏辞世仅有两个多月。其上片云：“罗浮睡了，试召鹤呼龙，凭谁唤醒？尘封丹灶，剩有星残月冷。欲问移家仙井，何处觅、风鬟雾鬓？只应独立苍茫，高唱万峰峰顶。”下片道：“荒径，蓬蒿半隐。幸空谷无人，栖身应稳。危楼倚遍，看到云昏花暝。回首海波如镜，忽露出飞来旧影。又愁风雨合离，化作他人仙境。”[注]黄遵宪公度：《奉题兰史先生方家〈罗浮记游图〉，调倚双双燕》，《警钟日报》1905年1月6日。罗浮山为南粤名山，相传葛洪曾在此炼丹，潘兰史夫妇有偕隐罗浮之约，该词系读潘氏《罗浮游记》有感之作，以“罗浮睡了”隐喻中国之沉睡不醒，以担心罗浮在风雨合离中“化作他人仙境”之愁绪，寄托中国被列强瓜分之隐忧。钱仲联评云：“借风雨离合之境，寄禹域瓜剖之忧，真不愧为‘独立苍茫，高唱万峰峰顶’之狮子吼。”[注]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2页。黄氏此期致梁启超信中谈及“革命”话题，其态度和策略是“吾以为当避其名而行其实”；[注]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4页。联系革命派知识分子创办的《警钟日报》刊发黄氏词作之举，颇耐寻味。

三、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之交错

1904年前后，正当革命派知识分子依托《浙江潮》、《江苏》、《警钟日报》等国内外近代化报刊掀起一场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为主旋律的革命诗潮之时，梁启超依然在《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专栏，继续弹奏“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注]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28号，1903年3月27日。的诗界革命主基调。1904年，诗界革命运动虽已过了高潮期，但尚未进入消歇期。继诗界革命而起的革命诗歌创作潮流，从中国诗歌近代化变革思潮脉络中来看，其与诗界革命运动有着诸多交错重叠之处，乃至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警钟日报》诗歌正是处在这一历史交叉地带的典型个案，见证了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运动相交错的共时性的驳杂形态。

正如诗界革命并非维新派诗人的专利，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亦非1903年之后渐成气候的革命诗潮的特权。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亦曾有过一段“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的思想激进时期；作为诗界革命主阵地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亦曾发表过一些带有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倾向的诗作。《清议报》所刊天南侠子《吊明朱舜水》诗云：“幽茔东眺一迟留，故国胡尘动旅愁。当日朱明谁失鹿，哭秦同调止梨洲。”[注]《清议报》第29册，1899年10月5日。宣扬的就是以反清为题旨的民族主义思想。那首发出“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时代强音的广为传颂的蒋观云的《卢骚》一诗，见诸1902年5月《新民丛报》第3号；“民约昌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宣扬的正是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它如惺庵《水调歌头·述意寄华威子》所云“直抵黄龙府，恢复旧神州”[注]《新民丛报》第6号，1902年4月22日。，显然是借岳飞之志隐喻诗人的反清革命之旨；剑啸生《去发感赋》所云“此发非种种，壮志岂无为”，“酒酣冷眼看世界，黄种岌岌吁可危”，[注]《新民丛报》第31号，1903年5月10日。既包含排满思想，亦流露出反帝倾向，民族主义情绪溢于言表。

20世纪初年，高旭携带着《唤国魂》、《新少年歌》、《爱祖国歌》等激荡着时代风雷的新潮诗登上新诗坛，成为诗界革命阵营后起之秀乃至顶梁之柱；[注]参见胡全章《高旭与晚清诗界革命》，《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1903年之后，当高旭发表诗歌的阵地逐渐从《新民丛报》转移到《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等革命派报刊，毫无顾忌地高奏起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主旋律之际，其诗体诗风依然承继了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与方向。[注]参见胡全章《高旭与晚清革命诗潮》，《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与之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其诗法子美，间学汉魏”[注]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的刘师培，其见诸《警钟日报》的大量诗作，却似乎在有意规避“新名词”，显示出别样的风姿。

以《警钟日报》诗人群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有着鲜明的国粹主义思想倾向。同样充溢着激进炽烈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与情感，刘师培诗歌从取材到形式都表现出对传统学术思想和古典诗学传统的偏爱与发扬；其所借以表达的反清革命思想资源，也主要来自本土而非西方，体现出鲜明的光复旧物、咏古寄怀、藉学干政的特征。《甲辰年自述诗》所言“静对残编百感生，攘夷光复辨纵横。陆沉隐抱神州痛，不到新亭泪亦零”；“大厦将倾一木支，乾坤正气赖扶持，试从故国稽文献，异代精灵傥在兹”；“东原立说斥三纲，理欲分明仁道昌。焦阮继兴恢绝学，大衢朗朗日重光”[注]光汉：《甲辰年自述诗》，《警钟日报》1904年9月10日。……都是从本土思想资源中打捞和阐发先哲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光辉，既有寻求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性转化的思想动机，亦有继承发扬中国古典传统诗学的宗趣。

这种打上鲜明的光复旧物印记的民主主义和国粹主义的思想特征，在高旭、高燮、陈去病等人的诗歌创作中，亦有突出的体现。以高旭为例，诸如“种性明明消不得，夜深时复拜轩辕”，“忍遣神州沦异域，可能重著汉衣冠”；[注]天梅:《甲辰年之新感情》(再续)，《警钟日报》1904年7月28日。“种祸日益棘，忧患曷有程”，“从此大汉士，日月重光明”[注]剑公：《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癸卯十一月)》，《警钟日报》1904年8月10日。……民族主义、国粹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相交织。只不过，高旭、高燮等人对新名词同样表现出偏爱之情，在诗作中大量采用；而刘光汉、陈去病的同期诗作，则对源自日本的“新名词”入诗保持警惕。陈去病《与宗素、济扶两女士论文》诗云：“国学于今绝可哀，和文稗贩又东来。宁知蓬岛高华士，低首中原大雅才。”[注]《警钟日报》，1904年7月26日。对当时诗文中普遍存在的稗贩“和文”现象大不以为然。然而，1903年前后，“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已经发展成为一股浩荡的时代潮流，而为“时流所日日昌言者也”。[注]扪虱谈虎客：《新中国来来记》第4回总批，《新小说》第3号，1903年1月。诗界革命对同时期的新旧诗坛，均产生了辐射性影响。流风所及，就连同光体诗人的诗作也避免不了新名词，何况置身革命洪流中的“激烈派第一人”刘光汉。

《警钟日报》还刊发了两位颇有知名度的革命女诗人的诗作，一是高旭亡妻周红梅，一是刘光汉夫人何震。周红梅于1904年3月病逝，4月13日《警钟日报》刊其两首遗诗。其一云：“梁家红玉世难逢，桴鼓驱胡意气雄。眼底一班痴女子，沈沈醉死可怜虫。”[注]周红梅：《写所志》，《警钟日报》1904年4月13日。显示出近代中国女性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二道：“腥膻遍地泪斑斑，一卷黄书不可删。汉种痴迷谁唤醒？中华尚有女船山。”[注]周红梅：《天梅歌为我说〈黄书〉，刺激于脑而不能自已，因作》，《警钟日报》1904年4月13日。面对以唤醒“汉种痴迷”的“女船山”自期、以“逐胡”为志向的妻子，高旭禁不住发出“英雌岂竟逊英雄”的感慨与赞佩，流露出“愧我吟诗学草虫”的自惭与自愧。[注]天梅：《读红梅遗作，呜咽不能成声，爰步韵以鸣我悲》，《警钟日报》1904年7月16日。何震《赠侯官林宗素女士》诗云：“献身甘作苏菲亚，爱国群推玛利侬。言念神州诸女杰，何时杯酒饮黄龙？”[注]仪征何震：《赠侯官林宗素女士》，《警钟日报》1904年7月26日。以苏菲亚和罗兰夫人为中国知识女性学习的榜样，实际上是一种自期和自励，充满豪侠之气，属于典型的“诗界革命体”。

“如此江山寥落甚，有人呼起大风潮”[注]亚卢：《感赋》，《警钟日报》1904年12月1日。。《苏报》案发生和《国民日日报》停刊后，《警钟日报》“以光复汉族为职志，孕育磅礴，振聋发聩，其勇气尤大有过人者”[注]张继：《序》，《刘申叔先生遗书》(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26页。。文学史和诗歌史视野中的《警钟日报》，则是晚清革命诗潮在国内得以开展和传播的重要报刊阵地，乃至客观上策应了诗界革命运动在国内的开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高旭、刘光汉、陈去病、高燮等骨干诗人的诗歌所表现出的鲜明的光复旧物之思想和咏古寄怀之特征，则为此后兴起的南社诗歌定下了振起国魂、弘扬国粹的主基调。既着意师法欧西，大量引新意境、新思想、新名词入诗，又刻意强调国粹，重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和古典诗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警钟日报》诗人群及其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这一看似矛盾的心态和多声复义的驳杂形态，见证了晚清诗界革命运动与革命诗潮之间交错重叠的原初文学生态，从中可见中国诗歌由古典到现代过渡转型时期探索者所处的两难境地与革新者自身的局限性。从《警钟日报》诗歌这一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亦可窥知此前学界关于晚清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阵地、诗人群体、诗歌创作面貌的考察与描述过于简单和狭隘，想要达成对以报刊为主阵地的诗界革命运动和革命诗潮的整体性把握，辨析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尚有很多有待深入细致开展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