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多星

（山东政法学院 新闻传播系，山东 济南 250014）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时期，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由此表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中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公平正义、诚信友爱背后折射出来的是逻辑精神（抑或理性精神，逻辑精神是理性精神的基础），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而‘德’与‘法’均属社会‘规范’。社会规范化的深层底蕴是社会的理性化，而逻辑正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性学科，这是逻辑学最根本的人文性质。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以理性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共同体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社会，而逻辑精神的缺位即意味着理性精神的缺位。在当前我国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呈现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情境下，对于公平正义的多层次、多视角梳理，对于建构各种利益表达论证机制和容纳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信用体系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机理的把握，均需要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相结合的逻辑智慧。”［2］因此，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弘扬逻辑理性。

一、逻辑理性的锤炼

“逻辑”一词的英文是logic，该词源自古希腊语λóγοδ。“逻辑”是个多义词，一般来说主要包含四种意义：第一，表示规律。例如我们常说的要把握“中国革命的逻辑”和“中国建设的逻辑”，实际上指的是要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这种意义的“逻辑”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对象，原因在于任何科学都要把握其研究领域的规律。第二，表示某种特殊的理论、观点和看问题的方法。比如，我们说“强盗逻辑”、“霸权主义的逻辑”等，说的就是他们采取了违背逻辑规律和规则之要求的思想方法。第三，指的是逻辑规律与规则。这种意义的“逻辑”，实际上是逻辑学这门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我们所说的“思维的逻辑”，实际上就是指思维的规律和规则。第四，表示逻辑学这门学科。这种意义的用法与前面三种用法都有联系，逻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逻辑规律与规则，而且逻辑学也研究怎样将这些规律与规则运用到实际的思维中去的方法。所以，第二种和第三种意义的“逻辑”都是逻辑学即第四种含义“逻辑”的研究对象。关于第一种“逻辑”的用法它与逻辑学这门学科的联系主要是指所有探索规律的科学都必须以逻辑规律和规则为指导。这一观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由 “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了，他认为，除了这样的各门各类的存在，①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存在”是在古希腊埃利亚学派和巴门尼德观点的基础上讨论的，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是惟一的本体，除它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他实际上是将万事万物的种种特殊性都抽象掉，只留下一个最一般、最普遍，即最空洞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对“存在”进行分析，就是将这个最一般的“存在”拉回到个别中来。他分析“存在”是有各种各样，各门各类的特殊性，将每一类“存在”割裂开来，进行单独的研究，便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有一类“存在”，它不属于那一门那一类，却是那一门那一类存在都不可少的，是研究各门具体科学的前提的，那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将它和最一般的“公理”——他主要指的是形式逻辑中的矛盾律和排中律——相提并论，认为每一门科学虽然不研究这些公理，但必须以它们为前提，不能违背它们。

上述“逻辑”的四层含义不是一开始就具有的，它是伴随着逻辑史的发展慢慢演化而来。同样，逻辑学发展的历史中所孕育的逻辑理性也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锤炼得到的。众所周知，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方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我国先秦时期墨家的《墨经》和古印度《正理经》这三部经典都不约而同地研究了论辩，并提出要使论辩合理且有效，就要求论辩各方不仅要对论证的前提形成共识，还要对论证的前提能否推出结论形成一致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在论辩中区分出合理的论证与不合理的论证，进而形成了反思人类推理理论的逻辑学三大源头。在两千多年前逻辑学创立时期 （主要指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三段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逻辑学家在明确区分思想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制定出制约演绎推理有效性的若干形式规则，进而创立了演绎逻辑，即研究的是从前提能必然地得到结论的推理形式。

西方逻辑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逻辑学又开始兴盛起来。此时，不只是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演绎逻辑得到进一步深入研究，而且还由逻辑学家创立出了系统完整的归纳逻辑。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排除归纳法”，标志着归纳逻辑的真正创立。因此，弗兰西斯·培根被誉为“归纳逻辑之父”。归纳逻辑在研究推理时提出了一系列合理性的准则，不过这些准则仍然是对归纳推理的形式进行的制约。

相较亚里士多德和培根等先前的逻辑学家的注意点不同的是康德，康德从经验内容和先验内容的区分入手，创立了先验逻辑。康氏创立先验逻辑和亚里士多德创立演绎逻辑与培根创立归纳逻辑的诉求是一致的，即出于对求真、讲理的需求。

黑格尔在康德的基础上，批判继承了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创立了一种把握积极理性的“思辨逻辑”或“辩证逻辑”，这是一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的新的逻辑类型。

随着数学的发展，现代演绎逻辑学借助数学工具，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高峰，期间涌现了诸如莱布尼茨、布尔、弗雷格、希尔伯特、塔尔斯基、哥德尔、刘易斯、克里普克等大批逻辑学家。此外，现代归纳逻辑也在20世纪迎来了自己的高峰期，期间的主要代表是凯恩斯、卡尔纳普等。现代逻辑除了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有了新的进展以外，逻辑应用研究也得到空前大规模的展开。

历经两千多年尤其是近百年来的锤炼与打磨，逻辑理论与应用的历史所锻造的 “逻辑理性”可概括为 “一求四讲”，即“求真、讲理、讲规则、讲条件、讲系统”。其核心是“讲理”，即尊重论证。［3］逻辑理性既反对一切迷信、盲从与偏执，也反对一切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显而易见，在当前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逻辑科学及其理性底蕴可以发挥独特而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二、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逻辑理性的支撑

公平和正义这一对概念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具有现代品质的公平正义概念形成于启蒙运动。从启蒙运动到现在，公平和正义这一对概念被放在普遍人权、独立人格、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基础上，而且也被置于民主政治体制的框架里。［4］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要素。公平正义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矛盾得到正确的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当前我国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元化的情景，因而公平正义这个概念亦具有多层次性的特点。诚如有研究者所说：“由于公正是关涉到价值判断的问题，人们往往因为主体尺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理解。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由于社会分层、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利益群体、阶层的人们因社会地位、主体需要的不同，对何为公正的理解必然存在差异。主体尺度不同所造成的理解差异势必会影响人们对党和政府采取的各种改变不公正现象措施的认同。”［5］虽然公平正义因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阶层有不同的理解，但公平正义的本质是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对利益的追求，因而是利益问题。由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在我国做到公平正义是有保障的。

当然，在我国做到公平正义有保障不代表公平正义就一定能实现，要想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必须弘扬以逻辑精神为基本内容的理性精神。这是因为，公平正义社会建设需要建构各种利益表达论证机制和容纳利益表达论证的制度安排，如何建构各种表达论证机制和制度、怎样判断所建立的表达论证机制和制度是合理的、有效的、这种表达论证机制和制度的效果怎样等等问题需要理性的人去建构、分析和评价，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精神的作用。

此外，培养人们公平正义的观念需要逻辑精神的支撑。众所周知，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层面往往对理性的、意识的层面起着破坏作用。诚如有研究者所言：“理性的、意识的层面与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层面之间常常会发生冲突，因为前者信奉的是现实原则，即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发展，而后者信奉的则是快乐原则，即追求自己欲望的实现，而不顾自己可能面对的各种困难与风险。这就启示我们，即使人们在意识的层面上提倡公平正义的观念，也未必表明他们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一定会无条件地认同公平正义的观念。相反，由于受压抑而蛰伏在非理性的、无意识层面上的种种自然欲望和冲动、种种传统观念一定会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以实践的方式对意识层面上的种种观念进行修正、改写，甚至进行颠覆。这就需要人们通过对个人无意识和社会无意识的深刻反省，与积淀在他们无意识层面上的各种错误的自然倾向和各种错误的传统观念进行艰苦的斗争。非理性的、无意识层面上潜藏着的各种自然的欲望和冲动常常会通过各种途径动摇乃至摧毁人们在理性的、意识的层面上坚持的正确观念。”［6］这种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在现实生活中表现最为鲜明的就是一部分人对权势的渴望、对财富不择手段的追求和对权色交易的向往。这些现象的存在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冲击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律观念的形成，破坏了社会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建构。

如果想让社会公平正义在全社会得以实现、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律观念在全社会人的心中得以形成、社会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得到良性建构，那么必须控制人的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而要控制人的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就必须彰显理性的力量，而要彰显理性的力量就必须使逻辑精神在全社会得到弘扬。只有弘扬逻辑精神，在全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良好局面。

三、诚信友爱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逻辑理性的支持

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其基本要义是要求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就诚信和友爱而言，“诚信的基本含义是重承诺，守信用，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友爱就是遵守公共规则，爱护公共财物，文明礼貌，乐于助人。”［7］诚信和友爱是相辅相成的，即诚信是友爱的前提；友爱是诚信的结果。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在要求。

然而，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中存在着一定的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互不友爱的现象。为了了解当前中国的诚信状况，国内几家大型杂志社纷纷联合一些专业调研单位对我国诚信状况进行了调查。其中《瞭望》新闻周刊联合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于2011年2月11日到2月14日，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5个城市展开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整体评价较低，只有4.8%的被访者评价“好”，48.7%的被访者评价“一般”，46.6%的被访者评价“差”、“很差”。 此外，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相对农村户籍被访者，城镇户籍被访者对社会诚信满意度更低，而且随着学历水平的上升，被访者对社会诚信度的评价持续走低，47.7%的高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被访者，对当前社会诚信度评价是“差”，甚至“很差”。医药卫生、房地产诚信度最低。［8］

无独有偶，2011年下半年，《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2011中国人信用大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10—2011年中国信用指数为62.7分，从2005年至今的走势看，中国信用指数始终处于低位运行态势。［9］

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当前中国诚信状况令人堪忧。诚信缺失不但对国家、社会，乃至对全民族都有巨大的危害。诚如有研究者所说：“诚信缺失，不讲信用，不仅危害经济社会发展，破坏市场和社会秩序，而且损害社会公正，损害群众利益，妨碍民族和社会进步。 ”［10］

为了有效地解决诚信缺失问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要建立健全覆盖社会的征信系统，使整个社会呈现出诚信友爱的氛围是需要通过构建诚信友爱的信用体系来保证的。构建诚信友爱的信用体系的重要一点是要发挥逻辑精神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对于社会信用体系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机理的把握，均需要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相结合的逻辑智慧。”［11］

如前所述，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相结合形成的逻辑智慧，主要体现在逻辑理性上，即“求真、讲理、讲规则、讲条件、讲系统”。逻辑理性能为现代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支持和检验标准。现代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主要是对构成现代社会诚信体系的若干组成部分的建设。现代社会诚信体系主要是由社会诚信制度、信用管理和服务系统、社会信用活动、监督与惩戒机制等组成。其中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必须在不违反逻辑基本规律和规则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我们不能建立两个互相矛盾的诚信规范要求人去遵守，这是最基本的理性；信用管理和服务系统是由各社会主体单位构成的，它本身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如何有效地运作，需要逻辑精神的支撑；社会信用活动的实施需要遵守社会诚信制度，即要求讲规则，逻辑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求“讲规则”；监督与惩戒机制的运行是以作为法律基础的，而立法、执法、守法都必须以遵循逻辑基本法则为前提条件。

另外，从建立现代社会诚信体系的目的来看，也离不开逻辑理性的支持。现代社会诚信体系建立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社会形成诚信友爱的良好局面，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达到诚信。而诚信是最基本的信用规则，当社会上人们都能在讲理、讲规则的基础上，参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那么我相信让整个社会形成诚信友爱的局面一定不会远。

总之，逻辑科学及其锻造的逻辑理性在构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实践中大有用武之地；同时，实践的需要也呼唤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与逻辑素养的培育，进一步营造有利于社会理性化和谐发展的文化氛围。由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应大力弘扬逻辑理性。

［1］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2］［3］［11］王习胜，张建军.逻辑的社会功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6］俞吾金.培植公平正义观念的文化土壤［J］.中国社会科学，2009，（1）.

［5］吴丽兵.和谐社会构建中公平正义价值共识的达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2）.

［7］吴凤琴，司廷才.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六个基本特征之一［J］.求索，2006，（1）.

［8］李松.弥合社会诚信“断裂带”［J］.瞭望，2011，（9）.

［9］［10］李慧.如何弥合社会诚信“断裂带”［N］.光明日报，2012-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