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罗伯特·A·达尔是当代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达尔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但多元主义民主是其一生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中国学界在翻译和介绍达尔学术著作的基础上，对其构建的多元民主理论已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不是赘述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而是重点关注达尔在叙述和构建其民主理论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政治资源。我们认为，政治资源是达尔在叙述和构建其民主理论时使用比较频繁的一个分析变量，他以政治资源范畴作为一个重要的观测点，详细深入地探讨了政治资源的配置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民主的基础。本文试图结合达尔的主要著作，较为系统深入地梳理和总结达尔关于政治资源配置与民主政治相关性的理论，从而探讨达尔政治理论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民主政治的分析起点：政治资源范畴

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白鲁迅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中曾经说过，“当达尔讨论民主问题时，所有人都应该洗耳恭听。”由此可见，达尔民主理论的价值所在和重要影响力。在浩瀚的民主理论中，达尔的民主理论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不同于以往民主理论的是，达尔并没有停留在对民主的抽象思辨上，他不是单纯地谈论规范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出发，谈经验层面和现实意义上的民主，主张对民主进行量化考核，从而使民主更富有现实感和生动性。达尔在批判过去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现实民主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选举产生的官员、自由、公平、定期的选举；表达自由；多种信息来源；社团自治；包容性的公民权。［1］（p73）在这些制度和条件中，普选权是最重要的。在达尔看来，民主有一个内在的道德判断即平等，普选权的平等分配是形成政治民主的重要条件，而普选权是最重要的政治资源。这样，在探讨民主和政治平等时，达尔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分析范畴——政治资源。

其实，政治资源概念并非达尔首创。20 世纪50年代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经常使用政治资源概念。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是一种关于社会价值物权威性分配的决策活动，政治体系存在的前提是必须拥有和掌握一定的政治资源，并且，政治体系掌控的资源数量与质量往往影响到政治效能的发挥。这样，在政治分析中，政治资源概念往往被行为主义政治学家频繁使用。其中，达尔对政治资源的运用最广泛，其关于政治资源的理论也最系统。达尔是如何界定政治资源的呢？ 在较早的著作《现代政治分析》中，达尔认为，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政治资源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友谊、社会地位、立法权、投票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东西。［2］（p47）在《论民主》一书中，达尔说：“政治资源包括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所获取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人行为的任何东西。”［1］（p186）他认为，许多东西：军队、武器、金钱、健康、商品和服务、生产性资源、收入地位、荣誉、魅力、威望、信息、知识、教育、联络、通信媒介、组织、职务、投票权等都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在后来的著作《论政治平等》中，达尔再次重申了对政治资源的理解：政治资源包括金钱、信息、时间、理解、武力威胁、社会地位等，其中，最明显的是投票权。［3］（p35）

从达尔对政治资源概念的描述和理解来看，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达尔主要从广泛意义上使用政治资源概念。达尔所理解的政治资源概念是一个具有“汇聚”功能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的范畴。第二，达尔主要从两个层面谈政治资源，即分别从国家（政治体系）和公民社会两个层面理解政治资源。政治资源的主体不同，政治资源的内容体系有所不同。从国家层面来看，达尔将权力、军队、生产性资源等视为政治资源；从公民社会层面，他主要把权利尤其是投票权等作为政治资源。第三，达尔注意到了潜在的政治资源与实际的政治资源的差异。达尔认为，由于利用资源的方式不同，拥有相同数量资源的人施加的影响力程度也有所不同，“一个有钱人可能收藏油画，也可以招揽政治人物，”［4］（p299）前者的金钱收藏油画，只是个人喜好行为，对政治没有影响，自然不是政治资源，而后者的网罗政客实际上意味着金钱为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服务从而成为政治资源。

二、民主参与的前提：政治资源的拥有

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政治参与。在达尔的民主理论中，竞争和参与是民主最重要两个层面。而人们要进行政治参与，必须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政治资源的拥有以及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参与以及结果。达尔把政治资源范畴运用到政治参与的实证分析中。达尔在其经典著作《谁统治？ 》中以美国纽黑文市为例，详细探讨了在一个城市的政治权力运作、政治民主决策过程中，城市各个群体对政治决策的参与和影响。

首先，达尔把纽黑文市的政治参与群体进行了分类，并对各个阶层政治资源拥有情况进行了考察。在纽黑文市早期的公共职位分配中，贵族阶层几乎享有特权。贵族阶层拥有的政治资源主要有：财富、社会地位、教育以及对公共职位的垄断以及社会名望等。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新兴的企业家群体使城市中财富和社会地位这两种重要政治资源之间发生了某种分离，随着世袭政治走向选举政治，人数上的劣势使贵族和企业家群体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前平民阶层最大的政治资源是人数上的优势，人数上的优势可以转化为选票的优势。而新兴社会名流拥有金钱和社会地位、具有商业权威、相互接触频繁、拥有社会媒体等，从而在政治资源占有上形成一定优势，但他们人数较少、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总体上，随着纽黑文市的历史发展，政治资源逐渐碎片化，传统的精英统治已经结束，一个由许多不同阶层领导者主导的系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将政治资源组合起来，形成一种多元主义政体。

其次，达尔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各个阶层如何运用掌握的政治资源进行政治参与。通过考察纽黑文市的政治提名、城市重建、公共教育三个主要领域的决策过程，达尔发现，在政治提名领域，除了极少数次级领导者试图挑战高层领导者之外，大多数次级领导者都同意让少数高层领导者对提名进行协商并最终做出决定。在城市重建领域，城市重建项目中的主动权更多地取决于政府官员而非个人或团体。在公共教育领域，少数领导对教育资源的分配有直接的影响，但家长和教师通过运用投票权这样的政治资源对在任的官员也施加了一定的影响。由于掌握的资源不同，各个阶层、团体各自拥有在特定专属领域的影响力，而在其他领域则很少或没有影响力。例如，工商业社会名流对城市重建较有发言权，也最关心城市重建，但是对教育和政党提名不太活跃，影响也较小。

最后，通过对纽黑文市的考察，达尔把政治参与和政治资源之间的关系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种结果：第一，一般公民的政治参与数量和种类，随着其可运用的资源的多寡而变动。例如：在收入、教育程度愈高的公民，愈经常进行政治参与。第二，社会地位较高者的参与数量，随着不同参与类别而有所变动。第三，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政治信心越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越高。第四，议题不同，公民政治参与不同，公民往往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介入政治。即使有些公民富有政治资源，但他也有可能不愿参与自己不感兴趣的领域。“只有期望决策能够为自己，或者为那些具有强烈认同感的人带来重要而直接后果的公民，才会尝试去影响结果。”［4］（p326）第五，不同类型的政治资源对政治参与没有可比较性，达尔承认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不一定比那些社会地位高或具有最高知名度的人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在分析某个群体运用政治资源进行政治参与时，必须对许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三、民主政治的实现：政治资源的平等分配

在现实中，如何实现接近或实现政治民主？ 达尔指出，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政治平等和民主，取决于拥有政治资源如何分配，以及为了达到某人的目标而使用这些资源的意愿。［3］（p79）因此，政治民主重要实现途径是政治资源的相对平等的分配。达尔认为，政治资源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都是不平等分配的，但不平等的程度却随体系和社会而异。政治资源在社会体系中的不平等分配主要有两种：累积性的和分散性的。达尔假定，一个政治体系中的每一个人都根据其在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上占有的相对地位来排列，如果每个人的相对地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相互关联，资源的不平等就会是累积性的。如果每个人在某个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与另一等级序列无关，资源的不平等就会是弥散性的。［2］（p96）按照达尔的描述，在弥散性不平等的政治系统中，权力、财富、社会声望等关键性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每个群体都能通过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任何一个群体不可能完全垄断性占有所有的政治资源。而累积性不平等相反，社会群体关于政治资源的占有往往会形成资源的叠加效应，人们对某一种资源拥有的越多，会导致对其他资源的进一步占有，缺少关键性政治资源的社会弱势群体同时不能通过其他资源进行弥补。达尔进一步指出，没有一种社会类型是纯粹的累积性不平等或弥散性不平等，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政治资源的分配越来越趋向分散，政治不平等逐渐减少。

如何实现政治资源的平等分配，保证民主的实现？ 解决政治资源不平等分配是至少保证关键性的政治资源如投票权能平等地在公民之间分配，但选票只是一种政治资源，政治资源是一个综合的资源体系。同时，许多社会资源又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因此，对一种或两种关键性政治资源进行平等分配并不一定能够促进政治平等的实现。为此，达尔认为，应该对政治资源的分配设置上限和下限。通过对社会资源设立对全体公民都适用的最低限度，例如，免费的义务教育以及基本工资，所有公民都可以保证得到最低限度的政治资源。而对于那些潜在的政治资源如金钱等经济财富的政治影响则设立最高限度，如对竞选资金的限制。［5］（p151）因此，实现民主的一个主要条件是政治资源分配的分散性，最好的情况是政府和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分散都占有一定的资源，“一个MDP（现代动态多元国家）社会的特征是政治资源的分散，比如金钱、知识、地位以及参加组织；战略地位的分散，尤其是经济的、科学的、教育的以及文化事务；商谈地位的分散，既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涉及经济事务、科学、交流、教育以及其他方面。”［6］（p348）资源占有的分散性，使政府每个经济主体都占有一定的经济资源，以致于任何社会集团，包括政府，都不能实现对政治资源的垄断。［7］（p60）

四、资本主义民主困境的破解：重新分配政治资源

达尔认为，多元民主社会是以利益多元为基础的，由于利益的多元化，各种组织、政党、社会团体等都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活动影响到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体系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多元政治团体的存在和影响形成多元民主格局，而多元民主格局正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新形式，美国就是多元民主的典范和优等生。在后来的研究中，达尔甚至用“多头政体”和“多元统治”来表征西方的政治民主，而被视为“多头政体”的国家主要集中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之后的20年间，达尔对西方多元社会政治格局的分析在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达尔倡导的多元民主为世人津津乐道。然而，20 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的政治丑闻和社会问题的频繁发生，资本主义多元民主遭遇危机，达尔所设想的多元力量相互制衡局面并没有持续出现，各个多元力量之间出现严重失衡，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决策反倒被少数资源雄厚的利益集团和经济财团所控制，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集团之中，公民意识被扭曲，公共政策被操纵。理论的失真使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陷于困境。为此，达尔不得不承认市场资本主义存在的弊端，他指出，市场资本主义带来的资源不平等已经造成了公民中严重的政治不平等。“由于政治资源的不平等，一些公民比另一些公民对政府的政策、决策和行为有更多的影响。”［1］（p186）达尔由此断定，“只要政治资源上的巨大不平等急需存在，民主多元主义也就不能达到大规模民主的可能性。”［5］（p110）要破解资本主义多元民主的缺陷，必须重新分配政治资源，减少政治不平等。

五、达尔政治资源配置与民主政治相关性分析的当代启示

虽然，达尔的研究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当代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为蓝本，但其政治资源理论与民主政治相关性的分析和探讨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达尔的研究提醒我们，民主政治与政治资源密切相关。自人类民主政治的实践以来，人们就不断地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和解读民主政治。时至今日，关于民主政治的著作汗牛充栋，也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民主流派。学界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主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如果从研究的视野来看，民主大致上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基本层次，宏观意义上的民主往往指民主的制度框架和顶层设计，中观意义上的民主往往指民主的运行机制，而微观意义上的民主往往指民主的基础或必要条件。依照上述对民主层次的界定，达尔的民主理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民主的条件和基础上。众所周知，宏观的政治生活是以微观层面的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活动为基础的。达尔阐述其民主理论时，并不是直接构建宏观的民主理论，而是着重考察民主的微观基础，分析民主成立的具体条件。在这些条件中，政治资源是一个关键变量，政治资源的配置往往形成不同的政治形态。在专制政体中，政治资源的配置往往呈高度累积性特征，即政治资源主要由统治阶级垄断，而在民主政体中，政治资源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分散性。人类社会由专制走向民主、由野蛮走向文明，正是政治资源的配置逐步合理和科学的过程。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先后产生了三种民主政治形态：西方古典民主政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是，无论哪一种民主政治的形成都和政治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密切相关，经济发展需要优化经济资源配置一样，微观层面的政治资源的配置是民主形态的更替和民主政治的成长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要求，

第二，更重要的是，总结和梳理达尔关于政治资源配置和民主政治相关性的理论，并非无的放失，而是可以站在新时期政治建设的高度上，为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路径。民主政治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无论是在制度构建还是机制选择上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在实践中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进入新世纪新时期以来，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复杂化，社会利益格局趋向复杂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种种不公正、不和谐的现象，社会成员在政治资源占有上的差异日益显著，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拉大，出现了令人担忧和警惕的现象，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逐渐形成，社会冲突趋于频繁。如何在已有政治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继续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这是深化改革时期在理论上亟需破解的难题。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无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上述阐述是新时期继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如何贯彻和落实《决定》的意见，还需要理论界进行解读和思考，为实践中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具体策略。达尔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从政治资源配置的角度思考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深化改革时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必须推进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无论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顶层设计还是现实举措，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建立在政治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之上。

［1］〔美〕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美〕罗伯特·A·达尔.论政治平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美〕罗伯特·A·达尔.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5］〔美〕罗伯特·A·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6］〔美〕罗伯特·A·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7］〔美〕罗伯特·A·达尔.多头政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