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辉 范丽娟

(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 150025)

女性哥特小说性别叙事特征及文化意义阐释*

王朝辉 范丽娟

(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 150025)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不仅是以6位男性作家为代表的伟大诗歌时代，而且小说体裁也有长足发展。其中，哥特小说成为广受读者欢迎，广为作家采用的风格。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视角分析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女性哥特小说的性别叙事特征，解析叙事背后的文化意义。

女性哥特小说；英国浪漫主义；女性主义叙事学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小说创作呈现迅速发展的开端，其中不乏女性作家作品。通过研究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到，“哥特文学在当时虽然处于边缘体裁，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却是浪漫主义时期较为流行，较受欢迎的文体之一”(范丽娟2009：3)。这可以从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抒情诗》、拜伦的《东方奇观》、罗宾逊的诗歌、布雷克的神话、济慈的浪漫主义诗歌及玛丽·雪莱的小说中窥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很多女性作家成为哥特小说创作的主要群体，例如克拉拉·丽甫、安·拉德克利夫、夏绿蒂·戴克、夏绿蒂·史密斯等。简·奥斯丁作品《洛桑觉修道院》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莫兰朵得到由她朋友伊莎贝拉读给她的写有哥特小说作家的名单，这单子上的小说都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哥特小说，包括弗朗西斯·拉瑟姆的《半夜铃声》(1798)、帕森夫人的《乌芬巴的古堡》(1793)和《神秘的警诫》(1796)、瑞佳娜·玛利亚·罗氏的《西莱蒙特》(1798)、埃莉诺·司丽斯的《莱茵孤儿》(1798)、彼得·条守得的《黑森林的巫术》(1794)和彼得·威尔的《恐怖的神秘》(1796)。浪漫主义时期女性作家在哥特小说领域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阐释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女性哥特小说的的女性叙事特征，揭示其文化意义。

1 理论基础：女性主义叙事学

苏珊·兰瑟作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者，20世纪80年代将女性主义文评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结合。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启迪下，在将文学视为交际行为的言语行为理论启发下，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率先将叙事作品的形式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结合，将文本形式研究与社会历史语境结合。但真正采用“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的则是兰瑟1986年出版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这本书正式宣告女性主义叙事学作为一种批评理论的出场。她在该文中指出，作为印象式、政治、评价的女性主义只是从模仿角度看作品，而作为科学、描述以及非意识形态的叙事学则从符号角度看作品。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表面上各行其是，各自言说，实则有许多交织通汇之处，统一于文学这一具有双重性质的系统中，人们既可以从模仿角度将文学视为生活再现，也可以从符号学角度将文学视为语言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隶属于后经典叙事理论：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上将注意力转向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历时叙事结构，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在关注人物、作者、 叙述者、读者和性别因素的同时,关注作者和读者的时代、阶级、性别以及种族之间的必然联系。

戴卫·赫尔曼说，“结构主义叙事学家试图描述叙事意义的系统，而不是阐释具体叙事作品的意义”(戴卫·赫尔曼 2002：152)；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则“借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形成客观批评性的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意义系统绝不是中性的，而是带着发出者和接受者的(性别)标记。具体对比起来，女性主义批评具有宏观思辨、摹仿再现和政治化的特点，而叙事学则是具体化、符号学化、技术性强的研究”(黄必康 2002：118)。沃尔霍继承发展兰瑟的理论，进一步指出女性主义叙事学可以应用经典叙事学范畴对叙事实施性别化阐释，并把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文学批评实践归纳为3大任务：(1)寻找女性写作的叙事实例，对经典叙事学提出考验，参考历史语境解释由性别不同而产生的(结构)差异；(2)仔细阅读，使用叙事学提供的分析范畴对文本层层分析，然后对叙事作出与性别相关的阐释；(3)不追问男性作家或女性作家的叙述结构差异，而追问文本结构如何为读者建构男性意识(masculinity)或女性意识(femininity)。

2 性别叙事：女性哥特小说的叙事策略

爱丽森·凯斯(Alison Case)在《编织情节的女人：18、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性别与叙述》中分析女性叙述的特点。她认为叙事者被严格限制在叙事目击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叙事者不能主动参与叙事形式和意义的建构，不能辨析是非，不能“编织情节”和“说教”。即使当叙事者主动编织情节，也不能从这些情节中抽象出“道德含义”。一句话，女性叙述者没有叙述权威，只能提供叙事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建构出连贯的情节和意义的工作由读者来完成，结果女性叙事者反而变成叙事的客体，而不是主体(Clemens 1999：30)。这些特征无疑根植于当时的性别意识形态：女性与被动和没有话语权威相联系。

2.1 书信体：私人叙事

书信体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哥特小说女作家们通常使用的，也是女性小说家们非常擅长的叙事策略。叙述者通过书信把信息传达给读者，将文学意义确定于叙述者和读者之间，从而为读者亲自介入故事开辟一个空间。因此，兰瑟指出，“(这封)信列举了在一个压制女性声音的文化里出现的有关叙事策略的复杂细节，展示了为不同读者和不同目的而采用的不同叙事结构的一些具体形式”，而且“这些具体形式既不是随意的，也不仅仅是表意的，而是对权力关系造就的场景规则的回应，从而让读者理解‘女性小聪明’的文化批判精神”(兰瑟2002：15-16)。“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女性哥特小说作家虽然在作品中还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女权意识，但是她们会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搜索素材并将自己的想法赋予到作品之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当时还处于男性附属地位而备受压迫的女人们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适应现实境况的方式。”(范丽娟 2011) 因此，我们会读到具有下述特点的当时女性哥特小说：作品几乎淋漓尽致地刻画以自我为中心的男性的危险，逐一惩罚浪子、幼稚继承者、自私资产阶级和傲慢父权制人物。只有具备贵族本性而不是生来为贵族的人物(拉德克利夫的《森林中的传奇》中侠义的西奥多反抗卑鄙的马奎斯)才能不被女主人公防备而视为伙伴。玛丽·雪莱的《弗兰克斯坦》以4封书信为开端，把一个集悬念、科幻和丰富想象为一体的哥特小说叙述成发生于充满亲情、人性和欲望的真实场景中。开篇的4封信以探险家沃顿船长之口，讲述他在北极探险的历程，同时与怪物弗兰克斯坦的经历形成平行结构。事实上，这不仅是沃顿船长个人与怪物的平行对比，而是整个人类世界与科学怪物的鲜明对照，并在主题上形成相互映照。在其中的第二封信中，沃顿船长向妹妹抱怨在北极的迷失及孤独感：在没有朋友，无法与人分享他的成功和失败，没有人倾听他诉说梦想和野心的情况下，被迫向陌生人寻求朋友；这与另一叙事层面上的怪物要求科学家创造一个女人给他，寻找伴侣，渴望亲情的愿望形成平行交映。第四封信讲述船只向北进发时遭遇到风雪搁浅在冰层里，遇到营救陌生人并成为好朋友的过程，从而引出接下来整部小说来自陌生人的故事叙述。因此，这3封信不仅起到使整个充满玄妙、幻想和恐惧的虚构故事真实化的作用，更起到扩展叙事空间、交错叙事层面、引发叙事情节延展和凸显文本主题的多重作用。

2.2 假借男性“我”：公开叙事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中这样说，“叙事载负着社会关系，因此它的含义远远不止那些讲故事应遵守的条条框框”；在“写作不是女人的营生”的男性作家垄断的历史阶段，在诗歌无比辉煌的浪漫主义时期，女性哥特小说家“都会对权威机构和意识形态持有双重态度”。写小说并寻求出版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话权威的追求，是为了获得听众，赢得尊敬和赞同，建立影响的企求。哥特女性小说家也想使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具有权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围内对那些被作品所争取过来的读者群体产生权威。但是在女性没有参与社会话语权力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不约而同采用笔名和假借男性叙述者写作，因为叙述中的“我”不等同于女性自然的肉体存在，女性就可以通过这样的男性之口进行公开叙事。因此，书信体叙事形式不断重复发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在表面视觉上也把写信人与小说家清晰地区分开来。相比之下，公开叙事中的叙述者主要以“我”的身份出现过，当然要假借男性第一人称。

似乎在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男女作家中没有一人完全采用女性个人叙述声音发表小说。女性哥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无论是顺从软弱的女性受害者还是积极勇敢的女性英雄，甚至是妖魔化的女性反抗者，都会为了在男权社会中生存下去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将自己伪装成男权社会容易接受的完美顺从的女性角色，承受男权维护者们对他们实施的一切暴行。这一点反映出浪漫主义时期的女性哥特小说作家虽然还不具备坚定强烈的女权意识，但是她们会运用这种男性第一人称叙事之口，不失真实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不满、对男权社会压迫的不满。她们会让个性独立的女性人物在女性哥特作品中从自己的本性出发，通过自己擅长的方式(无论是默默承受、消极抵抗还是疯狂反击)追求其本身向往的真实与美好。拉德克利夫的前期作品《森林中的传奇》中的女主角艾德琳自幼接受贵族式教育，严格且循规蹈矩，她保持的先天高尚感胜于私利，这使她与家人或陌生人在一起时能够懂得自我约束。她在作品中为景色音乐中的高尚卓越的部分深深感染，我们可以从她对自然的欣赏中了解她的高尚品质，可以通过观察她的行为了解她。她的行为将她塑造成为浪漫主义要求的绝对的正直与完美。这种正直、完美被描述为与生俱来的一种贵族品质。但是，在被恶棍马奎斯囚禁并发现自己的出身被马奎斯有意隐瞒之后，她仍然承受折磨。之所以这样，只是为了在男性统治的地狱中生存下去。她属于柔弱顺从、没有真实行动能力的女性哥特人物。在随后的《尤道弗的秘密》中，圣·奥贝尔·艾米丽变成一个更加积极且勇敢的人物，展现一个更加果断的女性楷模式的形象。在长达几百页的小说叙述中，她能够在被困的情况下与蒙托尼伯爵抗争到底，经历与鬼神相见，承受恐怖画像的出现，甚至她神秘的身世都将她表现成一位勇敢、能干的英雄。

兰瑟曾评论道，“如果说18世纪的小说是女主人公的文本，而浪漫主义时期的小说称得上是十足的男主人公文本”(兰瑟 2002：15-16)。玛丽·雪莱的《弗兰克斯坦》被称为一部描写“没有女人世界的”哥特小说。小说从人物形象到叙事手法都表现出“赤裸裸的男性浪漫主义倾向”。英国浪漫主义后期，女性哥特小说作家描写的女性人物更具有反抗男权压迫的意志和能力，比如简·奥斯丁作品《洛桑觉修道院》中的凯瑟琳·莫兰朵。作为女主人公，她想象力极其丰富、敏感细腻，较亨利更加易受到哥特式的黑暗意象的影响；她积极探求自己遇见的神秘事件的真谛，她闯入泰尼家事中除去笼罩于诺桑觉修道院的神秘阴云。读者会发现女主人公这样的女性在现实中真正存在，与我们的生活如此接近。奥斯丁等女性哥特小说作家让我们认识到现实存在的女性们一定要坚信自己的信念，相信自己有能力像男性一样理智地解决对我们来说不是超自然的或哥特式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段时期也有一些女性哥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被作者妖魔化，作者赋予她们迷人的外表、狂野的内心和摄人心魂的能力。她们在男性统治领域中随意将男人们驯服并让他们自相残杀，就像夏绿蒂·戴克的女性哥特小说《邹夫伦亚》中的维多利亚。她在经历妈妈的引诱和性堕落之后，选择、引诱多个贵族，与黑人男仆邹夫伦亚偷情，开始一连串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而且在邹夫伦亚的帮助下残害3条人命。虽然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惩罚了她，但她在女性哥特小说中利用自己的方式对男权社会的束缚与压迫进行疯狂反击，享受到现实男权社会中不能容忍的野性骨子里需要的真正自由。

3 性别叙事的文化意义

黛安娜·朗·霍维勒在评论作品《哥特女性主义：从夏洛特·史密斯到勃朗特姐妹的女性职业化》中说，“在女性哥特小说中，女主角多伪装成腐朽男权社会压迫下的完美顺从的受害者，同时，她们运用消极——挑衅和受虐狂的策略来达到战胜男权制度的目的”(Hoeveler 1998：27)。书信体对表现隐私、惊恐尤其是在表现微妙情感抑或澎湃激情的感性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如果浪漫主义时期早期女性哥特小说作家运用上述叙事策略，目的是巧妙掩盖作品反映的问题，即假装暴力事件没有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这就让读者在经历战栗与神秘、惊悚与恐惧之后产生愉悦之感而不会留下可怕经历。但后期女性哥特小说作家多将小说背景设置到现在，与人们生活接轨，把早期文本探讨的父权社会固有的危险、潜在的虐待关系、堕落及不负责任的导向都注入自己作品中，利用作品折射英国当时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现实镜像，给予当时的女性一定启示。

浪漫主义时期女性哥特小说的性别叙事策略的另一个文化意义在于表达母亲角色的缺失。母亲角色缺失与痛苦感受的最基本联系以及具有宗教涵义的夏娃受孕之苦方式的惩罚在女性哥特小说中都处于缺席地位。在小说叙述开始时，母亲通常不在或已经过世，即使存在也是以软弱无能备受父亲折磨管制的形象出现，或者已经处于疯癫状态，对女主人公摆脱父权、争取人身自由毫无帮助而言，小说女主人公在小说结束之前必须依靠自己探求自身的故事，获取自由或是自己母性的定位。女性哥特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故意将传统家庭3人关系打破，主要探求父权社会的弊端，母亲角色在这样体现父权的故事中就变得无存在的必要。父亲在家中处于统治地位，女性倍受迫害。此外，女性哥特小说作家会在文中设置魔幻和悬念情节，但最终会给予一切神秘因素以合理解释。她们还喜欢从审美角度创作出避免女主人公结局悲惨的作品，这也是这类作品在浪漫主义时期能够吸引大量女性读者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囊括很多震撼人心的爱情故事，就如安·拉德克利夫和夏绿蒂·史密斯作品中描写的那样，都是讲述积极乐观的女主人公通过侦查和探索了解不为人知的罪行从而反抗暴君或超自然力量的故事。在小说结尾，她们会通过自己的力量将本不正常的家庭转变为温馨家庭，在那里生活并开创自己的未来。作者多以传统的表现手法描写被绑架或被监禁的女主人公在危急时刻被心爱的骑士解救的浪漫主义故事，以此作为对现实的批判性工具，并将真正的目的掩藏在美好幻想之中。从这种写作手法可以知道，当时的女性哥特小说作家的女权意识只是处于萌芽阶段，他们感受到男权社会对女性们的不公平对待，但却不愿意完全直视事实，企图以一种温和方式批判父权统治。

把女性主义视角引入叙事学研究，使后者产生某种程度改变，把进行纯粹形式特征分析的叙事学性别化和语境化。女性哥特小说在伪装成具有权威地位的男性进行叙事的同时，运用消极——挑衅和受虐狂的策略达到战胜男权制度的目的。这种“通过伪装和展示弱点”的女性叙事策略和意识形态就是霍维勒所说的“哥特女性主义”。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女性哥特小说之所以吸引读者并广泛流行，是因为与其独特的心理学和美学效应联系密切，即，强烈的恐惧心理和对壮美自然和神秘事物的无比敬畏。米切尔. A.玛茜强调，女性爱与恨的情感交织不是一种自然天生的情感状态，女性成为受虐狂，是“长期的、各种成功的文化训练的结果”；“只要造成受虐狂的精神创伤仍然存在——只要西方文化的性别定位依然存在——哥特小说就会一直存在”(Massé 1992：89)。总体上说，浪漫主义理念表面上为女性提供避风港，但事实上不过是一种幻想，因为处在那一历史时期的女性不可能也不许可充分挖掘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潜力。女性哥特小说家采取的书信体私人叙事策略以及假借男性第一人称的性别策略无疑成为带有社会性别特征的焦虑情绪的文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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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颖】

TheCulturalInterpretationonGenderNarrativeFeaturesofFemaleGothicNovels

Wang Zhao-hui Fan Li-jua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It’s well-known English Romanticism period is not only a great age of poetry represented by six famous male poets, actually the genre of novel has also experienced fast development. Gothic novels have become popular among readers and Gothic novel has been a style of writing. This essay is meant to analyze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gender narrative embodied in female Gothic novels during the age of English Romantic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interpret the cultural meanings.

female Gothic novels; English Romanticism; feminist narratology

I106.4

A

1000-0100(2014)03-0140-4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浪漫的性别言说：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女性写作研究”(10D057)和黑龙江省人社厅留学回国人员科研资助项目“浪漫的性别言说：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女性写作研究”(黑人社函2011-297号)的阶段性成果。

2013-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