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并且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30年代作品的讨论。从分期上看，如果按江弱水的分法，将1935年作为卞之琳30年代作品前后期的分界，则论者多关注于1935-1937年间诗人的作品，从论述内容上看，卞诗与古今中外诗艺关系的辨析，以及在此框架下涉及的智性特征、诗体建设、意象等艺术论最受青睐。究其原因，无外乎卞诗的艺术价值最值瞩目，而尤以1935-1937年间的创作为突出。不止一位论者注意到“1935年”这个卞诗创作的分界点，蓝棣之认为：“好像是忽然之间，从1935年开始，卞之琳的声音有了很大的变化。”江弱水认为自1935年起“卞诗从情景的写实一下子转入观念的象征”。诚然，“观念的象征”自比“情景的写实”更能凸显诗歌的艺术高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情景的写实”却更能还原诗人原初的创作心态、创作背景，而这些本是诗歌研究乃至文学研究的基础，只有充分了解这部分内容，更高层级上的研究才有再发现的可能。在这个层面上，本文认为应掉转方向重新关注卞之琳1930年代前期（1930-1934）的诗歌创作，并将之还原进当时的社会情态及诗人的性格和主观创作心态中，真实地呈现出诗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怎样的心态下开始其诗歌创作的。

1930年代是怎样的时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地区，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在上海开辟了第二战线，南京政府为此撤都洛阳。在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很大影响，两次事件对卞之琳的直接影响便是诗集出版的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