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艺+李明

摘 要：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在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作品在叙事上的突出特点在于其别具一格的高超叙事艺术，运用新颖独特而不晦涩的叙述模式蕴含深广的文化内容。通过探寻《我的名字叫红》这部作品多元的限知叙述视角、圆中圆与倒叙的叙事结构和通俗悬疑故事下深含的宏大叙事等就能明晓它既得到广大通俗读者的喜爱，又能敲开诺贝尔文学奖大门的秘密。

关键词：《我的名字叫红》 叙述视角 叙述结构 文化内容

《我的名字叫红》（下文简称为《红》）是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这篇小说的故事是发生在16世纪末的伊斯坦布尔，国王苏丹为了颂扬他繁荣的帝国和富足的生活秘密委托黑的姨夫制作一本书籍。黑的姨夫计划在这本伟大的书籍中精心绘制十幅细密插图，他召集了当时四位才华横溢的细密画家来与他一起参与绘制这本重要的书。然而一位画家在书籍尚未完成之时死于谋杀，接着连姨夫也在家中被杀。在外漂泊十二年归来的主人公黑因此卷入一场暗杀、爱情纠葛以及绘画风格和宗教信仰的争端之中。经过仔细辨认绘画痕迹和分析推断，黑最后成功地找出了凶手，如愿赢得爱情。这部小说表面上是恐怖的谋杀加上缠绵的爱情故事，而背后却蕴含着深广的宗教和文化内容。作者能这样进行雅俗的融汇与他别具一格的高明叙事策略的运用是分不开的。下面将对《红》的叙事策略进行简单的探讨，以期更深切地领会本书的魅力。

一、多元的限知叙述视角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谈到，“小说技巧的全部复杂问题，取决于视点问题——即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问题”，而且“小说的本质在于‘全知全能的小说家有意地从小说中消失，而又让一个受到控制的‘观点出现。”[1]小说作为一门重视叙事技巧的叙事艺术，叙述视角是其技巧的关键。叙事就是讲故事，一个普通的故事要讲得精彩，引人入胜，必须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出“说话人艺术”——“这种艺术要求说话人，必须在说唱表演中与其他杂艺争取听众，与五行八作的听众发生喜怒哀乐的共鸣……必须首先潜入角色，揣摩角色的口吻，摆出角色的身段，装成角色的神态……”[2]这就是说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必须和他要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即故事当事人的身份保持一致，就好像叙述者就是故事的当事人一样。这样叙述者从故事中人物视角出发，把所有的故事的当事人当做叙述者自己，以故事当事人的视角去观察一切，体验一切。这时采取的是限知视角的叙事视角，叙述者随着角色的转换而不断地潜入不同的角色，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红》这部作品就很好地采用了多元化限知叙事视角，产生了真实而动人的效果。

（一）第一人称的限知叙事

我们翻开小说的目录就会发现，书中所有章节的标题中都有一个“我”“我是……”“我的名字叫……”“人们都叫我……”“……就是我”，这部小说每一章无一例外的都是用第一人称“我”来讲故事。这就是叙述者把所有的故事当事人都当做自己来展开叙述。首先展开第一人称叙事的是死人的讲述。小说第1篇的标题就是“我是一个死人”，这部分由一个被推向枯井的死者给读者讲述故事，“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了，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心脏也早已停止了跳动，但除了那个卑鄙的凶手之外没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3]原本只觉得死者在平静地讲述自己被谋杀的故事，小说的这段开场白——死者的自我告白，场面新颖传奇，又留下巨大的悬念。这种有限的第一人称叙事，避免了全知全能叙事的缺陷，呈现出一种更令人信服的真实效果，扣人心弦。在接下来凶杀案的调查过程中，每一个人或物都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内心真实状况。帕慕克没有采用权威或看似客观的语气来叙述故事，而是在原有已知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当事人的讲述透露了一些新的信息却又不断地对讲述者进行视角限制，这种视角总是使信息限制在故事当事人所知的范围之内而不断造成悬疑，激起了读者的期待心理，很好地营造了悬疑案的气氛，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

（二）叙事角色的多元化

另外从目录标题来看，全书共59章，虽然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在讲述故事，但可以清楚地看到每章都是一个不同的人物（包括人和物）在讲故事：“我是一个死人”“我的名字叫黑”“我是一条狗”“我，谢库瑞”“人们将我称为凶手”“我是你们的姨父”等，全书共有20个角色，这些角色中不仅有活着的人如黑、谢库瑞等在讲活着的故事，而且还有死人“高雅”“姨父”等讲述死亡后的故事，甚至还有细密画中的角色——那些无生命之物：一条狗、一棵树、一枚金币等，连死亡、颜色、撒旦等，它们也以“我”的身份在讲述故事。

不管活人还是死者、动物、植物甚至抽象的颜色、死亡都成了这部小说中平等的叙述者，每章从不同的叙事视角去聚焦故事。作者运用各种声音来讲述，避免故事因始终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而造成的局促和狭小，而是让各种声音进行自由倾诉。如在第28章通过凶手“橄榄”的叙述，读者可以了解到他去姨父大人家并不是要再次杀人，仿佛是姨父大人的屡次刺激与挑衅才使他对姨父大人下手，杀人过程很简单。接下来29篇通过被杀者姨父大人的叙述，读者却感觉到凶手的残忍，死亡前夕的时间在放慢。这杀人与被杀的经过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需读者自己辨别孰是孰非，小说蕴含的内容更加丰富深广。

《红》的各个叙述者虽然是在分别讲述着各自的故事，然而各个角色却又像接力赛跑一样，下一个讲述者讲述的内容与上一节的内容恰好衔接紧密恰当而又不着痕迹。这些不同的叙述者不时向读者一点点透露剧情和线索，引领读者如探险般身临其境地走进了一扇接着一扇的密门，完成了这个阴郁、诡异的故事。这样的一种叙述方式，无疑制造了重重悬念，很好地契合了这样一个以凶杀案为主体的故事的氛围。这种多元的限知叙述视角叙事方式打破了以往现实主义的全知全能的叙事传统，更巧妙的是使《红》没有像许多西方现代小说那样在强调叙事技巧时陷入晦涩难懂的尴尬境地。

二、圆中圆与倒叙的叙事结构endprint

法国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认为叙事包含三个不同层次，“叙事的第一层含义，如今通用的最明显、最中心的含义，指的是承担叙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叙事的第二层含义不大普遍，但为今天叙述方面的分析家和理论家所常用，它指的是真实或虚构的、作为话语对象的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之间连贯、反衬、重复等等不同的关系。‘叙事分析意味着撇开把行动和情境告知我们的语言或其他媒介，对这些从本身考虑的行动和情境的总体进行研究……叙事的第三层含义看来最古老，指的仍然是一个事件，但不是人们讲述的事件，而是某人讲述某事（从叙述行为本身考虑）的事件。”[4]《红》的叙述就是在不同的层次中展开的，最表层的就是凶杀案的调查，其次是黑与谢库瑞久经阻隔而难得的爱情，最深层的就是两种文化信仰的冲突。这多重的叙事层次就是在圆中圆的故事和倒叙的叙述模式之中展开。

（一）散开的叙述——故事中的故事

前面讲到《红》的多元化的叙述视角，而正是它那多元化的叙事视角使得《红》的叙事结构类似于《一千零一夜》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整部书有个三个大的故事即上文所说最表层的就是凶杀案的调查，其次是黑与谢库瑞久经阻隔而难得的爱情和最深层的就是两种文化信仰的冲突。20位不同的叙述者分别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多个叙述人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又不断插入新的故事。在进行调查凶手的过程中主人公黑得知为了解一个年轻画家多么优秀，奥斯曼大师会问其三个问题。于是黑揣着这三个问题分别拜访了剩下的三位细密画者，作者巧妙地安排了黑分别向他们三人一人问了一个不同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正好暗含了他们的价值观。第12章“蝴蝶”讲了三个关于“风格与签名”的故事表达了他认为的风格与签名的关系，黑顺着这种思路从“鹳鸟”讲的三个“绘画与时间”的故事得出启示，后面还有三个关于“失明与记忆”的故事。内容不尽相同，叙述却大体一致，作者安排巧妙自然。正是这种大故事中插入小故事的叙述，使《红》的叙事节奏不断放缓，讲述内容不断向主故事之外的许多小故事散漫开去。最深层的文化冲突就蕴含在表层的爱情和谋杀故事之中。

另外通过这种小故事的引入小说插入了大量细密画的知识，如细密画的历史和风格以及细密画与威尼斯绘画冲突等，向读者展示了16世纪末西方法兰克画法对伊斯坦布尔细密画家的影响以及伊斯坦布尔的细密画师经过矛盾和挣扎逐渐接纳法兰克画法的过程。同样是细密画师，蝴蝶追求金钱，颧鸟追求名利，黑追求爱情。在黑的爱情故事之外，其他细密画师的故事组成了小说的重要冲突。在他们的坦言自述里，读者慢慢明白谋杀不是简单出于细密画家间因才能引起的嫉妒积怨，也不仅仅由于细密画师对于威尼斯透视画法的抵制，而是两个世界的“观看”方式引起的冲突，正如死在井中的高雅先生所言：“我提醒你们：我死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骇人的阴谋，极可能瓦解我们的宗教、传统，以及世界观。”[5]

（二）最后的收合——倒序的回忆

通过前面叙述视角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小说每章的叙述都是从叙述者自己的视角出发的，或者是自己的亲见亲闻，或者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这里每个叙述者是根据自己的叙述需要和好恶而对叙述对象进行取舍、聚焦，而这一切始终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叙述核心——两位细密画大师的死亡及失踪的最后一幅细密画。我们知道叙事时间指的是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情节演进的时间秩序。这里的叙述时间就是一般破案顺序：发现案情——侦查——互相较量——找到凶手。跟着这样的叙述时间顺序一直到小说最后一章，读者才发现在最后一章“接下来的二十六年里”[6]之前的文字，叙述者所在的时间是十六世纪末一个寒冷冬天的某个星期四。在谢库瑞叙述的最后四页纸，时间跨度是本书之最，而前面所叙述的整个故事才不过是发生在两周之内。叙述者跳过了大量的时间，一下跨到了二十六年后的某天。通过谢库瑞的叙述“我把这个画不出来的故事告诉给了我的儿子奥尔罕，希望他或许能把它写下来。”[7]读到此，读者恍然大悟原来这整个故事是由谢库瑞的儿子奥尔罕记录下来，这本书就是奥尔罕凭借着母亲提供的信件、马匹草图和对往事的追忆写成的故事。之前的所有叙述都发生在谢库瑞将信件等交给奥尔罕之后，而文本时间上，读者却以为是之前。到此处读者才发现整本书采用了一个大大的倒叙，所有的叙述都是奥尔罕得到信件后对母亲的往事的追述，而本书的最终叙述者其实都是奥尔罕一个人。

《红》这部近35万字的小说把过去长达12年的分离、未来长达26年的生活描述成发生在两周之内的事情。那么多的人生故事在叙述中虽然没有得到详细全面的反映，但通过文本提供的某些信息读者通过想象和推断能使之变得清晰。帕慕克对作品叙事节奏进行的良好控制，使得故事变得精巧迷人，体现了他高超的叙事能力。《红》就是这样通过叙述者和时间的变化使小说叙述变得丰富多彩，让读者流连在小说的迷宫中享受这阅读分析的乐趣。

三、通俗悬疑下的宏大叙事

乍看，《红》是通过讲述一个探案加恋爱的烂俗故事赢得众多眼球。但细读之下就会发现，作者的写作意图绝不止在一个简单的媚俗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作者实际要表现的是使用散点透视法的土耳其细密画和使用焦点透视法的威尼斯绘画这两种不同绘画理念的交锋，进而思考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偶尔还是多语种现象，又是独特的多声现象。小说正是通过社会性杂语现象以及以此基础的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来驾驭自己所有的题材、自己所描绘和表现的整个事物和世界。作者语言、叙述人语言、穿插的文体、人物语言，这都只不过是杂语藉以进入小说的一些基本布局结构统一体。”[8]巴赫金把长篇小说看作一个整体，在他看来小说的话语应该是彼此不同的叙述语言组合成的体系，而不仅仅是单一叙述主体的话语，小说应该展现一个“多声部”“众声喧哗”的现象。《红》这篇小说就采用了“多声部”的叙述方式。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伊斯坦布尔，这个横跨两大洲的城市，曾是两大洲的文化经济最先相遇的地方，产生过辉煌瑰丽的细密画文化。而它当时正经受着各种冲击，出现了巨大变化，激烈的碰撞产生了绘画风格之争、宗教信仰之争、领土之争、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等。在这样一个冲突混乱的时空各种冲突都需要不同的声音来表现，任何“独霸”的声音都可能引起不公正。所以作者只负责客观呈现，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无所谓对错，对错留给阅读的人去评判取舍，讲话人的地位是始终平等的。endprint

所以为了表达的需要，《红》采用了“多声部”的叙述方式，不同的人物（包括动物，甚至树、金币、颜色等）都各自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心情。不是作者向读者讲故事，而是作者把所有人或物推到了前台，让他们充当起了说书人的角色。在帕慕克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读者不断为散点透视的细密画所惊叹，也为与细密画风格迥异的威尼斯的焦点透视画风所折服。

在小说的爱情、谋杀和文化哲理这三条线索中文化的内容相对分散，虽然表面上是爱情加谋杀的主题，但是小说的落脚点却是在文化思考，这正是该小说叙述的核心技巧所在，以通俗题材和形式承载更为深广的思想内容。小说大量的文化信息还通过众多民族特征的寓言故事得以表达，虽然有些游离于小说情节之外，却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和哲理意蕴，表现出了对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深沉思考。

四、结语

《红》把故事中的每个角色推向台前让自己讲述故事，发出各自的声音，形成了一种“多声部”的叙述方式，不仅给读者带来了新奇感，而且使小说具有了音乐感。随着叙述角度的不断转换，读者的思路也被不断地打断、阻隔，直到整个故事结束，读者通过重新思考回过头来才能获得对整个故事有整体系统逻辑的印象。这种叙事结构给读者产生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故事不再成为叙述的重心，而故事的结构却成了审美意蕴的载体。在叙事角度的不断增加与变换中，产生各自独立不相融合的众声喧哗的格局，增强小说叙事的感染力和诗学效果，由此带来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审美享受的效果。无疑《红》的新颖而不晦涩的叙述模式和其蕴含的深广的文化内容让它不仅受到普通大众的青睐且能荣登诺贝尔文学大奖的殿堂。

注释：

[1][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

[2]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3][5][6][7][土耳其]奥尔罕·帕穆克，沈志兴译：《我的名字叫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第4页，第496页，第500页。

[4][法]热拉尔·热奈特，王文融等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8][俄]巴赫金，白春仁等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参考文献：

[1]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美]西摩·查特曼，徐强译.故事与话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王芳.《我的名字叫红》中的“聚焦”[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

（刘艺 福建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350007；李明 福建工程学院 35011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