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结构的隐喻和象征的“家”，在巴金的小说文本中关于“家”的书写显示出作者对现实生活独具特色的艺术思考和审美追求。作者是以家庭为窗口来透视社会人生，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思索和对家庭文化所承载的家族制度文化的重新审视，深刻展示了传统伦理制度与现代观念的冲突，提出了极具文化价值的社会命题。

关键词：巴金 家 文化

巴金是一个为五四文化精神所激扬、呼唤独立自主人格、要求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新文学作家，同时又是一个将追求艺术和热情融为一体，以现代生命精神阐述艺术精神的作家。在《家》中，巴金传达出深刻的文化意识和反思精神，并将文学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参与到近代以来的道德伦理文化发展进程和现代主体性人格追求之中。这对于重构与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传统，具有十分深远的时代意义和思想理论价值。

“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的细胞，也是血缘关系维系的天然情感的寄托。家庭作为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制度的构建基础，并组成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构和价值内涵。宗法社会里的家庭还包含着决定社会性质的因素。作为人类社会中基础而特殊的组织，家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本功能和社会意义。传统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通过家庭的沉淀，已经深深地映照到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形成特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心态。当道德文化的表层结构如道德行为、道德秩序发生变化时，深层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心态也不易改变。

中国传统的文化惯性强调纵向的而非横向的人际关系。“孝”即为这种纵向关系的根本，强调服从，最终可以衍生为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师生关系等等。历史上的西方古希腊民主政体强调公民之间横向的关系，认为人与人之间本质上是平等的，而“爱”则是对这种横向关系的阐释。

在五四时期，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受到激烈的批判与否定，宗法制度和等级关系被打破了。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性的主体人格逐渐成长起来。“人”的发现、个人生存价值和权利得到肯定，正如郁达夫所说：“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

作为忠实于现实生活的作家，巴金在写作过程中逐步展开的心理意识乃至潜意识和无意识会超越形成他创作冲动的单一的感情模式。巴金文化家庭小说中人物的人格异化与社会传统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巴金对一切虐杀人性的传统礼教和思想观念给予无情的批判，对一切使人性异化的种种不合理社会现实给予深刻地描述，在此过程中，巴金从未停止过他对人及人的心灵的探索。

他从家庭的血缘关系、伦理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交融中展示人物之间、人物的情感与命运的矛盾与冲突。《家》充满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情绪、人格与已经化为日常生活的制度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样的制度就像一张压抑着无形的感情的无形的网。他的作品永远针对着束缚人们心灵的无形之网，而人们最终并没能挣脱自我束缚，而由此造成的人生悲剧实际上是作者在探讨人类悲剧的自我根源。

巴金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制度文化层面的内容，他自己就说过：“我曾说我鞭挞的是制度。”[2]这种制度经过长久的积淀，早已成为挥之不去的生活环境。巴金不是对这种制度作理性冷静地分析批判，而是从情感出发进行表现和思考。在《家》的结尾，觉慧这位新时代的产儿怀着一种憧憬而又略显迷茫的心情离开了他那“可诅咒的家”：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去。他这样想着，前面的幻景迷了他的眼睛，使他再也没有时间去悲惜被他抛在后面的十八年的生活了。他最后一次把眼睛掉向后面看，他轻轻地说了声“再见”，仍旧回过头去看永恒向前流去没有一刻停留的绿水了。[3]家庭组织结构要随着时代的结构性变化而产生新的变化，而这变化的关键在于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蜕变。巴金的家庭小说展示了这种变化倾向，而在这个问题上巴金的矛盾和困惑也是依然存在的，这也反映了巴金对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进行现代性转化的审慎和思辨态度。

在“家”的出走与回归之间，巴金的创作始终保持对心灵和信仰的坚守与回归。《家》既是对旧有的反抗，又包含对自我的拯救和对未来探索式的期许。对于现实没有“家”的味道的出走，恰恰是对于本我信仰的回归。出走与回归在《家》中互为彼岸，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得这种纠结在巴金创作中呈现为一种潜在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体现就是巴金心中的答案：对于真正的“家”的守望。

在“死亡”来临的时候，封建家长们显示出了他们身上平时深深埋藏和压抑着的人性。“死亡”似乎具有一种解放的力量，可以将人从禁锢的思想、从他的心灵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使人还原本真去思考和感受。在高老太爷去世前的那些日子里，他完全表露出作为一个祖父的真实感情，他看到孙子离家逃婚，儿子腐败堕落，他亲手创立的家业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况，老人对自己的理想感到幻灭并认识到自己的一些过失。旧的观念不允许他们慈爱温情，他们尽量压抑自己，不使自己的真实感情表露出来。然而久而久之，他们变得不习惯，甚至不会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表达自己的情和爱。他们获得尊敬和顺从，却得不到真诚的爱和甜蜜的感情。他们因得不到这种感情而感到痛苦，但却不敢把这种渴望和痛苦表现出来，反而变得更加暴戾。从文本中能从高老太爷这些令人生畏的家长权威们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他们的孤独、痛苦和良心上的自责，这也是他们人性不泯的佐证。

巴金在人性被扭曲，心灵被异化得很严重的人物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依然发现了他们善与美的一面，张扬着人性的温暖，让人感受到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而不会为悲凉之气所压服，这也正是巴金显示其现代文化精神的异采之处。对于代表着旧观念的“旧人”，巴金并未猛烈抨击和简单丑化，而是在批判中给予了谅解；对于饱含激情与活力的“新人”，作者也不再毫无保留地称道，而是在同情中又带着批判。

现代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要真正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也需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培养起大众新的伦理意识和道德心态，实现道德伦理观念的根本性改变。现代性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应该体现现代性社会的价值意义，反映现代性社会的利益关系。而这种现代性社会尚未完全形成，现代性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和完善起来。巴金正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型和过渡的社会形态中用文学这一方式表现出了自己的探索姿态，发掘出传统道德文化中那些超历史性因素和那些经过“价值转换”可以适应现代化的积极因素，而又“决不是一种单向型的自我否定，他没有从一种排他性的选择跳入另一种排他性的选择，他走出了片面，从而获得了整体”。[4]

“家”的情结，已广泛而深入地潜人文本中人物的感情生活。“家”对于巴金而言并不总是一座阴森恐怖的地狱，它也时不时地会像穿透云层的阳光，给人以些许温暖的感觉，不仅意味着某种人伦关系，而且体现为作者与“家”之间的一种文化联系。“对于巴金这既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炼狱，也意味着一种神圣的血缘关系与难以割舍的情感。”

如果抹去巴金作品那一层松散的反封建的表层组织，其真正内核是作品所具有的跨时代的精神魅力，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生存恐惧——在爱恨交织的价值无序的社会中，展示着人所遭受的脆弱与无助。如果说传统儒家的“家”的意象体现了传统中国人的归宿感和伦理价值根基，巴金笔下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漂泊与无根基性则构成了典型的现代痛苦。而巴金在试图消解父权家长专制权威的同时，又渴望着一种新型家庭关系的存在，传达出建立良好家庭关系的生活理想。在传统意义上，巴金认同并肯定了家庭存在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在现代意义上，巴金又希望家庭能够使各成员之间产生和谐的关系，并且能够为各成员提供自由的发展空间。

从《家》的文化解读中，可以透析巴金潜隐其中的情感和文化价值取向：将深厚的文化内容蕴蓄在“家”的形式中，包含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这些构成了巴金作品独特的文化审美意蕴，展示出巴金以家庭来透视社会人生和对生命本体最真诚地思考。

注释：

[1]郁达夫著，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5页。

[2]曼生：《别了，旧生活！新生活万岁！——评巴金的<憩园>》文学评论丛刊，1982年，第11期。

[3]巴金：《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0页。

[4]陈思和，李辉：《巴金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4页。

（刘翔飞 湖南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41008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