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徐志摩作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诗歌作品自创作发表之初便因风格独特而广受读者欢迎。新诗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徐志摩的诗歌历经了不同时代的褒贬而流传至今，《再别康桥》作为新诗的“经典”作品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青睐。本文将回顾徐志摩诗歌在不同时代中教科书的选编情况，阐释其诗歌的“经典化”历程。

关键词：徐志摩 诗歌 经典化

中国新诗自出现之日起，便表现出迥异于中国传统诗歌的种种特征。在时间长河的涤荡下，新诗历经风雨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品质。徐志摩作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对新诗在艺术上的探索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其代表诗作如《再别康桥》《沙扬娜拉》等更是被奉为“经典之作”长久流传、广为吟诵。

徐志摩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他的代表作、他那轰轰烈烈的情感经历，已然让人们将他的形象勾勒成了一位民国时期风度翩翩的文艺青年。这位充满个性的文人用自己丰富细腻的情感、清新隽永的文字为早期中国新诗开创了新的局面，在他笔下新诗不再是单纯的用白话文书写的文字，内容不再单一乏味，形式不再千篇一律，他致力于新诗体制的输入与试验。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中国新诗在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他之后的诗人在诗歌格律化的开创上做出了表率。关于徐志摩在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将着重探讨其诗歌“经典化”的相关问题。

诗歌“经典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读者的传播与接受中实现的。“诗歌文本，即使再精彩，如果在书架上任尘封鼠咬，不能与读者见面，那也不可能成为经典。经典是在读者不断地阅读和理解中产生的，通过阅读，文本的内涵与读者的心灵得以沟通，正是在文本与读者的交流、对话与融合当中，文本的精义被不同时代的读者所把握，文本的经典意义得以显现。”[1]新诗自上个世纪初由胡适等人倡导，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这一百年的岁月变换中，新诗面临的社会境况与读者群体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民国时期、解放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后。不同的读者处于不同的社会时代语境下，受不同的政治文化形态影响，对诗歌的阅读感受会出现差异。另一方面，读者的知识结构、审美趣味以及价值观也会直接影响对诗歌作品的评价。由此不难看出，如何界定一首诗歌是否“经典”，实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新诗的传播方式无外乎报刊发表、集结出版、教材选编、电视广播的推介等，这些方式共同促成了新诗经典化的可能，其最终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受众的选择下产生一批“经典诗人”；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新诗在历经读者的淘汰筛选后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甚至被深入分析研究，渐渐成为“经典”。

一、徐诗在民国时期崭露头角

徐志摩作为新诗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诗歌作品自然也历经种种考验，其诗歌在“经典化”的道路上可谓一波三折。我们现今能查阅到的徐志摩最早的诗歌是创作于1914年的《挽李幹人》，其系统的诗歌创作与发表始于1921年。在民国时期，新诗的传播方式除了发表于报刊或整合为诗集出版外，最常见的仍然是被选入当时的教材中，通过教育途径被学生熟知。重视语言文学的教学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教学传统，“诗歌文本进入教材，尤其是进入中小学教材后，将获得几乎是全社会适龄人口的读者，这将有力地促进其‘经典化。”[2]对此，笔者粗略地考查了徐志摩诗歌在民国时期被选编入教材的情况——

《一小幅的穷乐图》被选进由沈星一编、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沪杭车中》入选朱文叔编、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出版的《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第二册，另一篇《五老峰》入选该教科书第四册；1933年由戴舒清编、上海文艺书局出版的《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第一册收入了《再别康桥》；1937年由蒋伯潜编、世界书局出版的《蒋氏初中新国文》第二册选入《苏苏》；《无题》则被选编进赵景深编、青光书局1946年出版的《初中混合国语》第二册；同年，由吴拯寰编、三民图书公司出版的《标准文选》第一册收入《车眺》。

从选编情况来看，徐志摩的诗歌在民国时期是较受教科书编写者青睐的。第一首入选教科书的诗《一小幅的穷乐图》创作于1923年2月6日，载于1923年2月24日的《晨报副刊》。[3]次年，该诗就被选入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中，时隔仅一年的入选证明了徐志摩在当时新诗坛虽初出茅庐却已具备一定的个人影响，同时表明他的诗在内容技巧方面被认为适合教学，除此，我们还可以猜想或许在这一年中该诗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受到读者喜爱，缘此被选入了课本。之后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徐志摩的诗歌也并未因为他的突然离世而受冷落，反倒备受关注。被编选进教材的诗歌，除了有当下熟知的抒发个人情思的《再别康桥》外，还有描写景物的如《沪杭车中》《五老峰》《车眺》，悼亡诗《苏苏》。由此可见题材之广泛，与现如今徐志摩诗歌被编选进教材的题材单一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于徐志摩的诗歌为何一开始就广受教科书欢迎，从早期就显现出了向“经典”发展的趋势，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徐志摩的诗歌以追求“爱、美、自由”为基本主题，风格清新，适合在中学语文课堂上传授积极的思想，在倡导个性解放的时代，他的诗歌有利于启发学生；二是徐志摩的诗歌强调“音乐美”，重视诗歌的节奏与韵律方面的技巧，朗朗上口的诗歌便于学生背诵，以及课后的传播；三是徐志摩在当时诗坛崭露头角后，其诗歌虽遭到鲁迅等个别人的否定，但大部分文人还是对其赞赏有加。在1925年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出版后，朱湘就说：“徐君的第一本诗已经这样不凡，以后的更是可想而知，我们等着，心中充满了一腔希望的等候着罢。”[4]文人的推崇想必也会影响到优秀诗歌被选入教材一事；最后一点是民国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非一种，徐志摩的诗歌创作虽受西方影响，但在多样文化形态并存的时代环境下，其传播与普及不会受太大干扰。

民国时期徐志摩的诗歌不仅走入课堂，在青年群体中得以广泛传播，造成不小的影响，其人其诗也引起了文坛的研究与讨论。1931年徐志摩去世后，悼念他的文章、对他的诗歌的评论性文字大量涌现，胡适、茅盾、沈从文等人都曾撰文纪念。无论是文人的评价，还是普通民众的讨论，都不可否认徐志摩在早期新诗诗坛的重要地位，这样一种一开始就形成的“普及性”与“流行化”趋势为徐志摩诗歌在“经典”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奠定了基础。endprint

二、徐诗去“经典化”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1980年期间，徐志摩诗歌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左倾的政治导向直接导致徐志摩的个人阶级属性与当时的主流政治形态背道而驰，在十年文革的社会环境下，曾受欧风美雨影响的徐志摩不幸被扣上了资产阶级文人的帽子，其诗歌作品被视为反映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而遭到否定。即使出现少数的研究性文章，也几乎是以批判声为主。197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谈到“徐志摩的反动诗歌”时称“他一直是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与革命文学相对抗的”，“徐志摩写过的许多名为爱情实则色情的诗”，“由于其思想腐朽、反动，带有一定艺术性就更能毒害人民，就更有危害作用，所以也就更应该批判。”[5]除此之外，1979年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于徐志摩和新月派的评价是称之为“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的进攻”。[6]两种被当时高校普遍使用的教材对徐志摩诗歌几乎都进行了直接而又尖锐的批判，对其诗歌内容做了全面的否定，诗歌技巧更是无从谈起。在当时社会政治体制下，人们的意识形态必然受主流政治话语主导，极端的否定态度之于徐志摩的诗歌在今天看来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是政治因素造成了他的诗歌研究被中断三十年之久，或者我们也可将这个时期徐志摩诗歌的遭遇视为它“经典化”道路上的挫折与艰辛。因为时代环境与读者群体都在改变，没有事物可以做到一尘不变、一帆风顺，文学亦是。

三、徐诗重回学界和读者视野

在经历了短暂的被遗忘、忽视、搁浅以及有失偏颇的批判后，1980年代起徐志摩的诗歌研究逐渐开始复苏。关于其诗歌主题思想、艺术风格、形式技巧的学术理性探讨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徐志摩的诗歌也开始重新回归中学教科书。其诗歌作品在中学教材中的选编情况如下：

目前查到的建国后最早选入徐志摩作品的语文教科书，是由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语文组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三年制高中语文课本《中国现代名著选读》上册，《再别康桥》入选该书。另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四年制初级中学实验课本语文》选编《再别康桥》，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情理知能连环导引初中语文》选编《为要寻一颗明星》。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94年，在高中语文实验课本《文学读本》中首次选入《再别康桥》。1997年，《再别康桥》入选《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科书》（试验本）。进入新世纪，《再别康桥》又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目前，全国普遍使用的五套高中语文课本中，《再别康桥》入选其中的三套课本，分别是人教版、山东版、广东版。语文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语文编选的是徐志摩的《黄鹂》这首诗，江苏版没有选徐志摩作品。

不难发现，在1990年代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徐志摩的诗歌不断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不论在哪个地区使用哪个版本的教材，几乎都会接触到徐志摩的诗歌。而这其中受到各个版本教科书共同青睐的作品非《再别康桥》莫属。一首《再别康桥》让大部分学生对徐志摩这个名字不再陌生，甚至由这首诗引发了大家对其人感情生活的好奇与关注。2000年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热播便很好得证明了这一现象。《人间四月天》讲述了徐志摩短暂一生的复杂情感经历，他的剑桥学习生活经历、他与三名女性的感情纠葛，让观众从多个角度认识了这位温文尔雅、拥有浪漫气质的民国文人，看到这里观众也便会慢慢体会、懂得徐志摩诗歌里抒发的“爱”“美”“自由”。《人间四月天》的播出在当时引起不小的“徐志摩热”，这也为徐志摩诗歌开拓了更广泛的读者群。尤其是生活在当代的青年人，或多或少会被这个上世纪初期勇敢追求真爱、自由的徐志摩所感染。电视剧中的很多配乐都是源自徐志摩的诗歌，如《再别康桥》等作为歌词，谱曲后改编而成的。这一处理也有助于徐志摩诗歌的传播。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再别康桥》在当代不仅屡次被选入中学教材，同时被谱曲改编为流行歌曲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它在“出镜率”方面超过了徐志摩其它诗歌作品，成为当代人最为熟知的徐志摩诗歌“代表作”以及白话文学的经典。《再别康桥》极高的传颂度对徐志摩诗歌的“经典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开始解放，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本选取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单一化，而徐志摩的诗歌主要表达个人情感，赞美大自然和对自由的美好追求正好适应当代学生的心理需求，起到了对学生正面积极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徐志摩创作《再别康桥》时已是1928年，这时他的诗歌创作水平已经很成熟，《再别康桥》无论是语言还是韵律的技巧都达到了极高水平，闻一多倡导的诗歌“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都在《再别康桥》中完美实现。仅从艺术技巧方面来评判，《再别康桥》的脱颖而出全在情理之中，被奉为“经典”是无可厚非的。

另一个令我们感到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上文中提到过的徐志摩的诗歌被谱曲后改编为流行歌曲，丝毫没有“落伍”之感。笔者认为这也是徐志摩诗歌“经典”的表现形式之一。新诗被谱曲改编为流行歌曲的情况并不常见，而徐志摩的诗歌被改编的却远不止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偶然》等。从诗歌到歌词丝毫看不出因时代变迁而带来的隔膜，这正是徐诗语言的魅力所在。徐志摩是新诗诗人中驾驭和运用语言的佼佼者，我们从未听到评论家和读者群称其语言晦涩难懂的声音，大多数评论都是称其语言优美清新等。这样的语言风格基本扫清了他的诗歌在“经典”道路上，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遭遇读者难以接受的种种障碍；直接将其诗歌拿来当作歌词也显得轻松自如、水到渠成。此外，徐志摩的诗歌之所以成为经典，还因为其诗歌汲取了很多中国古典诗歌元素，除了比兴手法的运用，还包括对一些传统意象的使用。《再别康桥》中“夏虫也为我沉默”——“夏夜鸣蝉”是中国传统诗歌中的典型意象；“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吹箫吹笙”也是古代文人雅士惯用的派遣内心孤独悲情的方式之一。意象与情感的巧妙融合使徐志摩的诗歌透出一股淡淡的忧伤氛围，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他与“婉约派”气质相近。这与当下流行音乐中盛行的“中国风”达到了某种内质上的契合，因此，将徐志摩的诗歌直接拿来作为歌词传播不会令人感到突兀与不和谐，反而顺应当下的时代潮流和文化传播趋向。

徐志摩诗歌的“经典化”历程具有特殊性和曲折性。“教科书”对其诗歌“经典性”的确立产生了重要作用。这种影响作用在当代诗人中，如海子、舒婷等人身上较为显著，而对于现代诗人徐志摩实为特例。徐志摩诗歌直接作为歌词谱曲传颂，创新了传播方式和途径，它将在提高个人文化涵养和陶冶情操方面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人。郭沫若、闻一多等人在新诗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但其诗歌在当今青少年群体中的传诵度显然无法与徐志摩相提并论。徐志摩诗歌中那些有关爱的力量和对美的追求是不会过时的。他作为一个“纯粹的”诗人的形象也将会同他的经典作品一起留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注释：

[1][2]参见《新诗经典化的过程崎岖而漫长——吴思敬访谈录》，《吴思敬诗学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增补部分），2012年，第121页。

[3]韩石山：《徐志摩全集》（第四卷·诗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4]朱湘：《评徐君<志摩的诗>》，见邵华强编：《徐志摩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

[5]《徐志摩的反动诗歌》，选自一九七八年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第二编第二章，见邵华强编：《徐志摩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308页，第309页，第310页。

[6]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马晗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