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游记》是一部在评论界众说纷纭的小说，其游戏说的主题研究由来已久。本文拟从游戏文化的概念界定入手，探析《西游记》游戏文化的物质层面、实践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内涵，缘此发掘经典著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西游记 游戏文化 现实意义

翻开《西游记》的研究史，其实历来几乎就是把《西游记》当作“游戏”或“玩世”之作的。早在明清时，对《西游记》的评点相当于现在的评论，其时就有很多点评者认为该书乃“游戏”之作，不做深究。上世纪20年代，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这个结论几乎奠定了后来西游记的研究基调。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基本赞成胡适的说法，认为《西游记》主要是“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这就是后来“游戏说”的理论依据。在文学评论界，“游戏”实在是一个只可意会难以言明的概念。对于一部如此负有盛名的小说，用“游戏”来界定它的主题或思想内容，的确不如“言志”“愤世”等正规堂庄重。在评论的语境中，“游戏”常让人联想到玩世不恭、吊儿郎当等不入主流的词汇。但德国当代阐释学大师加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里探讨艺术与审美时就很重视“游戏”。在他看来，游戏的真正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因为游戏之所以吸引和束缚游戏者，在于它能使游戏者在游戏过程中得到自我表现或自我表演的自由。很显然加达默尔的审美游戏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揭示了艺术创作的审美特征的。因此《西游记》中的“游戏文化”确是由于它的自由精神与艺术创作的完美结合，所以才具备了独特的魅力。

作者吴承恩是在《西游记》这个审美游戏中驰骋自己的文学才华，渲泄多种复杂的审美情感，进而肯定自我，表达对权威、对当时黑暗现实的叛逆自由。

一、“游戏”文化的界定与含义

文化的概念向来众说纷纭，在已有的两百多种界定中无法抽取一个精准的定义。较为普遍的说法为：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来说，学者们都认可将文化从物质层面、实践层面和精神层面来界定其内涵。本文所用的“游戏”概念并非指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娱乐行为，也不是相对理性、严肃和拘谨而言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是指带有哲学意义和智慧精神的某种内在品质。笔者认为“游戏”活动早已从行为到精神都具备了文化的内涵。本文所说的“游戏文化”，是一个直接从一般文化的定义中引申而来、增加以游戏为载体的概念。广义的“游戏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以游戏为载体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游戏文化是与“游戏”有关的各种社会意识，如与游戏有关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法律道德、民风信仰等意识形态。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指狭义的“游戏文化”，可分为物质、实践和精神三个层面。物质层面的“游戏文化”是指作为“游戏文化”的载体、融入了人类劳动所创造的各类物质实体，如各类游戏活动的物件实体等。实践层面的游戏文化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的结合，包括与游戏有关的上层建筑和人们在实践行为中的规范等。精神层面的“游戏文化”是核心，主要是指与游戏有关的意识形态，包括游戏哲学、游戏精神、游戏价值、游戏文艺、游戏道德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最早的“游戏文化”可源自老庄。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的文化思想就分裂为保守和自由两大类别，老庄是典型的游乐自由派，而孔子则成为保守进取派的代表；及至《诗经》与《离骚》，正式在文学的形式、内容和精神上清晰地呈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水岭；正始时期的阮籍用醉酒佯狂来追求生命的自由，嵇康亦是用桀骜不驯的行为追求个性自由；晋陶渊明对自然的钟情，唐李白的自由放浪，北宋豪放词派对超越世俗人格的追求，明代小品文的灵便鲜活与真情格调，明晚期狂傲孤高的李贽提出“童心说”，清中期袁枚举起“性灵说”的旗号等。对自由性灵的追求，文学史上从未中断，“游戏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文学传承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也对文学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西游记》中“游戏”文化解析

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西游记》在叙事领域内“游戏”的意味，那么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的创作过程》中所说的：艺术的叙述方法是游戏。《西游记》素来不是一本严肃的小说，历来的阅读者和研究者大多是以一种戏谑的态度来接受和品味它的。诸多的学者都认可吴承恩是用了一种“游戏”的艺术方法对现实进行了鞭挞。明清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陈元之《序》、李评本、清代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夹批、野云主人《增评证道奇书序》等的评点中都已经提到其“游戏”的特点。有评论者甚至认识到了《西游记》的“游戏”价值。现代重提“游戏说”最早是吴圣昔在1986年普陀山第二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会上，诸多学者表示拥护“游戏说”。其继承并发展了胡适和鲁迅先生的说法，认为《西游记》纯粹是一种“游戏”笔墨，是作者有创作个性的独特体现。笔者以下就从《西游记》“游戏文化”的物质层面、实践层面和精神层面来剖析其表现。

（一）《西游记》“游戏文化”的物质层面

石头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冥顽不化的一种物体。石猴孙悟空是个无“父”无“君”的人物，从石头缝中孕育而出的他，因为没有养育之恩、教导之劳的父母，不仅生来就是完全的本真和自然，而且缺乏人间一切俗世规范的教化，因此他的心目中没有尊长，独有好坏善恶，即使面对威权赫赫的“君”，他不膜拜也不屈从。若是拘束了他，便随心所欲戏耍一番。作者在小说中描述了大量妖魔鬼怪的奇异滑稽外形，包括使用的怪异兵器等。

（二）《西游记》“游戏文化”的实践层面

《西游记》虽被视为一部荒诞怪异的神魔小说，但细思其中故事的思想与主题意图，依然是有章可循，有规则可探，可当做是其游戏文化的实践规范。

首先说孙悟空的经历就是一个由妖到人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含有一个重大的规则：循规蹈矩。在这一点上，从本应该是自由与和乐的象征的西天如来佛祖到冥界的统治者阎王，不约而同都对孙悟空这个叛逆者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压制。其中核心的目的就是不能让孙悟空破坏了三界已有的规则。如果抛开取经途中孙悟空的除妖降魔的精彩经历，便可将取经的过程当做是各界对悟空的驯化。其中有两点值得读者从故事情节中抽身出来：一是利用各种妖魔鬼怪的各种叛逆的行为及其最终被收服或打死的后果，以强化神界的统治规范；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达到惩恶扬善的效果，告诫那些有野心的神魔，似乎也在告诫孙悟空，一切所谓的无视统治规范的自由最终都将被收归规则之内。

其次在《西游记》长长的取经故事中，唐僧也为他的团队不断设立了行事规范和处事原则，这使得小说中充斥着游戏行为与这些规范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些矛盾中，照映出唐僧规则的古板刻薄，是孙悟空用自己的坚韧和聪慧才一次次避开这些规则的束缚，在斗魔杀妖的过程中将唐僧的行事规则一一打破，一一在滑稽的故事中消解。

（三）《西游记》“游戏文化”的精神层面

首先，人物的虚构性。猪八戒可算是唯一一个真正对取经采取游戏态度的人物。无论何时他都将吃饱睡好、娶老婆视为头等大事。佛教中的戒淫邪、戒坐卧高广大床、戒非时而食等“八大戒禁”，都从未禁锢住他对自由和自我欲念的放纵。贪吃、贪睡、好色也不是他的全部，除此之外他也有勇担脏活苦累、率真朴实的可爱之处。他的确从未将取经作为自己的正业，稍有挫折便生出散伙、回高老庄的念头。孙悟空的形象完全是作者的臆造。在吴承恩的笔下，孙悟空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化身。作为无形的精神，每个人都追求自由。毫无疑问，追求自由的个性在孙悟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虽然所谓的圣俗“法性”和权威均在“美猴王”的嘻笑怒骂、腾挪跌宕之下纷纷解体，但是美猴王最终却被压五指山。因而绝对的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小说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结尾的孙悟空最终还是回归了人的自然精神状态，回到了甘愿承受规则，甘愿承担责任的状态。从小说整体来看，作者只是做了一次精神的巡礼，用游戏的态度和方式玩弄了一下天上人间的成规而已，并没有完全颠覆什么规范，也没有试图构建新的精神信仰体系。这种精神就是游戏的精神，从精神上可以虚幻地遨游，但回到现实依然是故旧。这样的过程和结果也体现了游戏的哲学，神游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身为凡夫俗子，可以有自己张狂的精神世界，可以追求个性自由与向往自然，但现实的行事处世依然必须收敛，否则可能形神俱灭。

再次，消解信仰的荒诞性。取经本是《西游记》的线索，由此坠连了几十个惊险神奇的故事。但从中不难看出，这只是一个信仰游戏而已。取经本是唐朝皇帝尊崇佛教的大事，但在取经过程中的故事情节里，多处出现对佛教教义和戒律的嘲讽与戏谑。如猪八戒的不遵佛教“八戒”是最鲜明的例子；还有孙悟空对如来佛祖的嘲笑，如称其为“妖精的外甥”；第八十四回中灭法国国王大肆屠杀和尚。从中很难看出作者对出佛家尊威与体面的维护。堂堂取经正事被乌七八糟的妖怪们搅得风波迭起不说，就连孙悟空、猪八戒两人也没有把取经当回事，相较而言，保护愚师唐僧更甚于取经。由此也部分消解了取经作为唐僧师徒信仰的意义。

最后，语言的诙谐性。语言是《西游记》游戏文化精神层面的另一种表现。语言是小说文本的载体，也是小说与读者唯一的沟通桥梁。索绪尔语言理论中认为：语言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但这一符号必须要指向某个确定的意义，否则符号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在小说文本中，许多语言的意义若成为语言游戏，由作者来随意摆布，即会导致语言的怪异和荒诞，在特定的情节环境中会形成一种异化的审美体验。吴承恩是一个典型的语言偏执狂，他全文都使用了一种任意构造的自由语言思维，充满了奇思怪想。正如中国古代对文学语言的运用有庄语、谐词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西游记》从头到尾几乎用的都是谐词。这种幽默诙谐，不仅造就一种轻松活泼的情调，而且渗透着异常浓烈的调侃性和戏谑性。七十六回孙悟空制狮魔时，将绳子系在其心脏上，居然被小妖们调侃成“放风筝”。这一场景描写贴切生动，用趣味性的语言写出了追逐游戏格斗的文化内涵。孙悟空对西天佛祖、玉皇大帝、观音、太上老君等的随意称呼，都是一种自由意念的真实流露，也恰当表现了孙悟空性格中始终追求自由的执念。还有遍布小说中的各种妖怪的名字、武器名、洞府名等，更是作者信手拈来，充满了奇思怪想，无一不是作者追求语言自由的表现。

三、《西游记》中“游戏”文化的现实意义

所谓小说的现实意义是指小说对现实生活有帮助或精神指引，有愉悦和心理补偿等作用，这些作用体现了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用价值。《西游记》作为中国一部传统经典，对于任何时代的读者都能从中得到有用的经验。在我国社会道德规范、伦理秩序深受市场经济浪潮冲击的当下，《西游记》中“游戏文化”的某些精神仍然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许多读者对《西游记》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孙悟空的叛逆。其实很大程度上叛逆意味着一种新生。从哲学上而言，许多创新都是从叛逆开始的，甚至人类的文明阶段的层递，也是在叛逆中克服重重阻碍逐渐孕育成熟的。启蒙思想和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观念在初始时也是被封建势力视为异类，视为叛逆，遭到残酷压制的，我国的五四运动也是对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反叛，但最终都使得新生的先进的文化和思想逐渐在叛逆中成熟起来。孙悟空的叛逆初始时只是为自己的生存，后期取经途中的种种降妖除魔已经不能视为叛逆了。所以很多研究者认为《西游记》最有价值的其实是前八回。这八回是孙悟空真正的自己和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是书中游戏文化的叛逆的精神支柱。

在《西游记》中的另一主角唐僧身上，读者们最容易判定的应该是他的执着。所谓的执着表现在他从不懈怠、不惑财色、不怕死亡、不畏艰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定信念，确实值得人们学习。他一生以取经为念，从未有其他的想法。正是这种执着的精神凝聚了取经的五人团队，得到最后的成功。即便是孙悟空，也是从唐僧那儿学会了坚持和忍耐，这成为孙悟空最终能修成正果的重要品质。

因为人性的贪婪与自私，会产生诸多的欲望，使其成为腐化的根源。在《西游记》的意象世界里，也还有一些污浊。天上地下、世俗人间，乃至净土西天似乎都没有一块安乐的净土。腐败与昏庸是这个荒诞世界里所有统治者的品性。天宫与地府虽然看似十分神圣威严，实则隐藏着重重腐败和罪恶。玉皇大帝贤愚不辨，胆小自私而又专横独断；太白金星和太上老君等臣子奸污贪婪，阳奉阴违。取经途中的许多妖魔鬼怪显然都是人间现实社会中恶势力的象征，他们为满足一己私欲不惜谋财害命，胡作非为，而普通的老百姓却受尽欺压。但小说的最根本价值在于：要给与读者治疗丑恶的良药。《西游记》能给读者一种除尽奸恶、向善向美的快意，这是该书的最高启示。

（本文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价值研究》[编号：2013G005]的研究成果，是武汉商学院职业人文素质教育研究所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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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婷 武汉商学院人文教研室 副教授 43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