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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缘文化的战略研究

2014-11-22史斯特

党史纵横 2014年8期
关键词:儒家文化文明文化

史斯特

所谓“地缘文化”,是指同一空间区域内的社会群体因受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的具有共同内容和特殊特征的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系统包含了历史、语言、信仰、道德、风俗、艺术、民族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而这种文化系统的共同内容和特殊特征又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依托,受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充实在冷战刚结束、苏联解体不久,亨廷顿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他认为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多元文化将是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差异将是今后国际冲突的根源,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论”把价值标准、市场经济和西方文明定义为软实力的因素,所说的“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提出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更胜于军事的强制力,推进人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

所谓“地缘文化战略”就是“利用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指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地缘文化空间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和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去维护国家利益的总体构想。要想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国地缘文化发展战略,就要明确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地缘文化的发展空间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如何利用发扬我们现有的文化资源去维护国际战略地位。

一、全球文化多样性与中国地缘文化发展

在90年代后的世界冲突中绝大部分涉及种族冲突、宗教战争等等,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物质金钱人员全世界内流动速度加快,各国经济依赖的加深也使各国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加深,冷战结束后使意识形态在千秋争执中的重要性大打折扣,文化的重要性相反的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改变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改变了中国在全球范围上的地缘文化空间。亨廷顿提出了六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这是他依据既有研究同时结合冷战后新发展所确认的。

相对来说,当今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是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其文化霸权和文化扩张不仅引起非西方文明的强烈反感,也是造就西方文化冲突及文化分裂的主要原因。美国的文化传播更像是一种文化殖民或者说是文化帝国主义,它所传递的美国种种精神文化对于其他文化来说是一种侵略,遭到了强烈的抵制。现如今,“憎恨美国的不仅仅是伊斯兰信众和阿拉伯人,甚至包括欧洲、拉美、东亚及其他盟国。”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西方中心论已渐渐偏向为美国中心论,如果说美国的文化发展是历经了欧洲化、美国化到国际化的过程的话,西方文化则是历经了欧洲化、国际化再到美国化的过程。

中国文化虽然相对于美国文化仍处于弱势地位,但已经呈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复兴趋势。通过在海外创办孔子学院,广泛开展文化教育交流活动,积极举办与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年等一系列活动,使中国的形象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世界越来越了解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的文化魅力越来越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国近几年提倡的“和平与发展”“和谐世界”等主题也大大提升了国际威望,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有建设性的良好国际形象,给世界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模式与世界观。乔舒亚·雷默将中国现代特有的发展模式命名为“北京共识”

二、亚洲文化多样性与中国地缘文化

“冷战”的结束对于亚洲地区的地缘格局来说并没有欧洲变化那么明显,地缘文化相对来说在稳定中保持着原有的多样性,同时,亚洲文化在冷战后也实现了文化的总体复苏,压轴的最典型特征是多元文化共处。与美洲、独联体、非洲等地不同,亚洲不具有单一的主导文化,多元文化呈现多极特征。日本文化的“亚洲化”,中华文化及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崛起拓展共同构成了亚洲文化的复苏。

在亚洲文化多元化复苏的浪潮中,中华儒家文化的重新崛起最为突出。近年来学术界曾提出“大中华儒家文化圈”、“华人经济圈”、“汉字文化圈”等说法,这些都是蕴含着中国儒学的历史基因。同时,东亚各国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可与再次强调使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儒家文化圈得以重新再现。如今的“大中华儒家文化圈”虽仍然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但显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文化的一统天下,而是各国文化的交融竞相大发展。中华儒家文化的再次繁荣并不是来自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日益发展,而是源于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强大吸引力。

三、中国地缘文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的地缘文化空间具有全球层次、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三个鲜明层次,这构成了中国地缘文化空间的三环结构。而在每一环上,中国文化发展都面临着不同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从中国地缘文化的局限性上来看。在对外文化交往过程中,中国文化仍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可以说中国文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从周边层次经地区层次到全球层次呈现逐级递减的发展态势。从全球层次上看,中国对欧美文化产品的依赖尤为严重,其次是在亚洲层次上对日韩等国文化产品的依赖,再次是对周边层次如对港澳台地区文化产品的依赖。从地缘空间的角度来看,即便是在儒家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大中华儒家文化圈”之内,仍不乏各种挑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台湾当局的“去中国化”,这一政策严重制约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发展扩张、削弱这文化的吸引力。台湾当局以极其狭隘的思想抑制我们文化的传播,阻挡了台湾人民更加深刻准确了解我们文化的机会,具有偏见主义色彩,这对我们仍是不小的挑战。

其次,西方文化的霸权扩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在各种外来文化中,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是最具有冲击性的。国人的过分崇洋媚外,认为“进口”必然好过“国产”、国外文化的“洋气”与国内文化的“俗套”仍是制约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对于国学的发展在有些时候我们的热情甚至没有国外学者多。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并不是暂时的挑战,而是一种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威胁的存在。它根植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霸权战略。

最后,亚洲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与跨界文化认同的再次发展对中国文化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反击美国文化霸权扩张的整个过程当中,亚洲不同文化均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保护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在保护本国文化的同时,他们表现的不仅仅是对美国文化的强烈排斥,也表现出了对其他任何异己文化的排斥。其中,对中国文化构成直接挑战的主要是亚洲地区层次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即日本、印度、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民族主义。其他方向上的跨界文化认同如在中国北部以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为核心的跨界文化认同,在西部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跨界文化认同等在给中国文化发展提供潜在空间的同时,也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跨界文化认同不仅并不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而且还因文化民族主义而对儒家文化具有某种排斥性,因而会削弱中国文化的内在向心力和外在吸引力。

四、中国地缘文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文化不仅要致力于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文化环境,同时还要要致力于使中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确保中国以全面发展的大国身份跻身于世界舞台之中。为此,中国不仅需要大力加强自身文化的建设,更需要从全球层次、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上着手,针对不同地缘文化空间上的不同挑战去规划自身的总体的地缘文化战略。

第一,加强中国自身文化建设。中国必须深入发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大力弘扬历史文化瑰宝,与此同时确立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文化意义层面上的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融入到民族文化当中去。中国文化需要消除现有的局限性和脆弱性,需要整合其内在的不同元素从而形成一个形成既具有独特个性又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文化内核,如“和谐社会”这一理念就具有这一类价值。在保持自身优良文化的同时学习世界其他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借鉴其他文化时绝对要避免“全盘照搬”与“彻底摒弃”这两个极端倾向,将外来优秀文化与本国文化相结合,摒弃糟粕。

第二,积极参与全球地缘文化互动。中国地缘文化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抵御美国文化的入侵与破坏性影响,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与主权。为避免文化冲突,防止中国文化被美国文化视为敌对文化,我们在防御的同时应尽量避免直接的文化冲突,秉持着和谐发展的理念,促进维护世界和平,尽到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尊重文化多元并加强文化合作,旨在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同时,“没有文化方面的考虑,对外政策就不可能是有效的”。中国文化要成长为一种全球性的强势文化,还必须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在全球层次上拓展潜在的地缘文化空间。

第三,积极推进亚洲地区不同地缘文化整合。实现文化整合并不是要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而是要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扩大不同文化之间的“同质性”。中国要推动亚洲地区的文化整合应首先从我做起,秉持“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儒家思想精神对亚洲地区的异己文化进行包容和接纳,不惟我独大试图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同时,这一战略选择还要求中国从文化角度上不断改善自身的国家形象,彰显中国的“国格魅力”,最大限度上避免因文化传播而引发的“中国威胁论”。

第四,推广汉语,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提高汉文化的对外影响力。现在汉语在全球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已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外交和贸易领域的主要通用语言,近年来的“汉语热”席卷全球,并有比肩英语的趋势。我国教育部在境外大力推广汉语言学习机构,建设汉语推广机构“孔子学院”等,通过与国外的大学或者教育机构合作的方式,主要在国外招收学习汉语的人。目前这些孔子学院遍布全球二十多个国家,推进了汉语和汉文化的传播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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