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

休假期间，到乌镇旅游，流连在古镇的青石路上，看民宅古屋，观流水行船，尽享江南秀色，惬意得很。街桥倘佯间，突见“王会悟纪念馆”匾额，心中一惊，这不是参与中共“一大”会务筹备的那位传奇女子吗？她是乌镇人？

带着疑问和好奇，我走进纪念馆。答案再清楚不过了，这位被称为“一大”幕后“会务总管”的王会悟就是乌镇人。1898年7月8目，王会悟出生在这秀美水乡。

纪念馆坐落于乌镇西栅的观后街，原来是她的故居，后辟为纪念场所。这是一座极具晚清特色的院落，古色古香，门栏上方悬挂着“王会悟纪念馆”六个隶书金字的匾额。走进馆内，首先看到的是王会悟蜡像：身着灰白色老式大襟上衣，配着黑色短裙、乳白短袜及黑色布鞋，身旁是一艘象征着承载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南湖红船模型，脚下湖光荡漾，荷花绽放。在馆内展品中，王会悟亲笔写下的回忆文章《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在嘉兴南湖上的那艘红船展品，就是根据她的回忆复制的。

此前，对这位传奇女性，我了解得不多，只知道她参与了“一大”的筹备工作。浏览展版，一段段历史大背景中显现的王会悟身影，使我对她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她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女性，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晚清秀才，家中开有私塾。父亲王彦臣的文化启蒙从她6岁开始，她的私塾同学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茅盾先生。1916年，王会悟考入湖州湘郡女校攻读英语。期间，她阅读了《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大量进步书刊，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她曾大胆地给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陈独秀、恽代英等人写信，赞成思想文化革新。陈独秀对这位思想解放的女学生非常赞赏，回信称赞她“胆子大”，并鼓励她要“多读点书”。

1919年，新文化运动浪潮席卷中国大地，湖州的天地太窄小了，志向高远的王会悟不愿囿于此地，毅然奔向了新思想荟萃、先进人物聚集的大上海。经上海学联介绍，她被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在这里，她遇到了终生伴侣——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1920年夏，留学日本的李达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活动方便，他寄居在陈独秀家的亭子间，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主编《共产党》月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筹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王会悟是第一批团员。她与李达都借住在陈独秀家里，平时经常帮李达誊抄文稿，由衷崇敬其坚定的信仰与渊博的学识。李达则经常向她讲述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以及组织共产党的道理，并赞赏她对新思想的追求。两人由相识而相知、相爱，成为志同道合的伴侣。在上海陈独秀家的客厅，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是操办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著名文学家茅盾和其弟沈泽民以及几名友人，见证了他们的结合。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共11人陆续抵达上海，他们是：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还有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这11人和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共13人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了中共“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王会晤虽然不是代表，但参加了大会筹备工作，负责代表们的食宿、开会地点安排等后勤事务。当时，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

为了安排好食宿和开会地点，王会悟费尽了心思。首先是开会地点。她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太理想。开这样重要的会议，选在旅馆和其它比较公开的场合显然是不合适的。她在和李达商量时，突然想到了上海代表李汉俊的住处——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一处上海最具特色的石库门建筑。这处寓所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元老，曾任武昌首义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参加过“讨袁”、“护法”运动，身份显赫。选择此处开会，官府、军警是不敢贸然打扰的。李达在征得李汉俊同意后，采纳了王会悟的建议。中共“一大”的会址就这样确定了。

“一大”代表住宿问题也同样费了一番思量。找一幢独立的，又与李汉俊住处比较近的地方是最佳选择。王会晤自然想到了她十分熟悉的博文女校。原因有两个：一是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上海组建女子军事团并任团长，后来定居上海，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等创办博文女校，徐宗汉为董事长。王会悟与黄绍兰因徐宗汉的关系熟识，又志同道合，借用女校不是问题。于是，王会晤登门珲访了黄绍兰，以北京大学教师暑期旅行团来上海为借口租借校舍。当时，博文女校正放暑假，房子空着，黄绍兰爽快地答应了。二是博文女校距离李汉俊住处很近，代表开会来回非常方便。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外，其余代表均借住在这里。

1921年7月23日，代表们走进兴业路76号这处并不起眼的建筑。他们怀揣着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围着一张长方型餐桌，开始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

会议召开时，寓所内，代表们热情高涨地筹划着中国革命的蓝图；会场外，王会悟沉着机警地在楼下后门门口处望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中共“一大”有详细的记载：会议的第一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同时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目、28日和29目，连续3天举行3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7月30日晚8点多钟，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虚掩着的后门忽然进来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他朝屋里环视了一周后，以找错地方为由匆匆告退。具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马林当即察觉此人是侦探，建议会议停止，大家迅速离开，只留下了李汉俊和陈公博。陈公博在当年写下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记述了代表们走后的情景：

……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结果没有抓到把柄，只好悻悻的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已无法在此继续举行了，必须另选地点。当时，代表们提出了几个意见，都不是特别合适。最后，王会悟提议说：“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不像杭州那样惹人注目，且风景秀丽，我们可以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与会者采纳了她的建议，而王会悟就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成为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唯一一位非代表成员。

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进行，王会悟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先行到嘉兴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随后，其他“一大”代表乘早班火车前往嘉兴，暂住在了鸳湖旅社。王会悟又托旅社代雇了一艘中等画舫，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并约定，她一敲舱板，他们就得打麻将。随后，代表们在她带领下，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到预先雇好的游船。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代表们在舱中开会和吃饭时，王会悟始终坐在船头放哨，见有其它游船靠近或出现巡逻艇时，就亨起嘉兴小调，再用纸扇柄敲敲船板。代表们接到信号便把麻将搓得劈里啪啦地响，有人还“七条”、“八万”地喊着。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先后悄悄离船，连夜分散离开嘉兴。从此，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到神州各地，中国的历史从此写出全新的篇章。

其实不止“一大”，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二大”，王会悟也是重要的会务参与者。那时，她和李达住在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这里既是他们的寓所，也是中共第一个出版社一人民出版社社址。“二大”的会场就设在他们家里，王会悟再次承担起会务服务和站岗放哨的重要使命。她的儿子李心天曾回忆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在上海召开，会议的第一天就是在我父母亲上海的家里召开的。母亲抱着刚出生的姐姐在门口放哨，做警卫工作。”

“一大”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和李达感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所以决定出版一个刊物，定名为《妇女声》。该刊1921年12月13日创刊，为半月刊，由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主办。李达任主编，陈独秀、沈泽民、沈雁冰、邵力子等为该刊撰稿。这个刊物“专以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为主旨”。大量报道国内外妇女运动的情况和国内各地女工的罢工斗争，着重讨论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在提高妇女觉悟和推动妇女解放运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会悟是该刊物的主要编审人员，她除了负责组稿、审稿外，还经常亲自撰写稿件，先后在该刊发表了《中国妇女运动新动向》、《湖南女工之觉悟》等文章。《妇女声》虽因种种原因只出了10期，但作为第一本妇女刊物，它在传播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最新消息、介绍妇女运动的先进经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王会悟还参与创办了上海平民女校，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平民学校的学生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工人运动。1922年底，由于经费拮据等原因，平民学校停办。

此后，王会悟随李达应毛泽东之邀赴长沙。当时，王会悟带着出世才几个月的大女儿李心田，在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的住所暂住。毛泽东听李维汉介绍，王会悟的英文很好，就建议她到自修大学补习学校教英文。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王会悟与李达回到上海，李达到商务印书馆做文字翻译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先是隐蔽在上海，后迁居北平，王会悟化名王啸鸥，组建笔耕堂书店，参与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1931年，李达到暨南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受到青年学生们的欢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曾想到延安去，为党做些工作。他在重庆找到组织部长博古，但没得到同意。此后，李达先后在北平大学、中山大学任教，王会悟均伴随同行。由于李达坚持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唯恐其搞“赤化”。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下令解除李达的教授职务，并通令全国各高等学府均不准聘用李达。在这种情况下，李达不得不回到湖南老家隐居。1937年5月李达的名著《社会学大纲》出版后，王会悟通过关系将书送至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地阅读了10遍，作了详细的眉批，并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一本这样的书是十分难得的。这本书里，也凝聚着王会悟不少心血，所以毛泽东在写给李达的信中热情地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重庆妇女界开会欢迎毛泽东。当时，王会悟和二女儿李心怡正好在重庆参加进步活动，因此也参加了欢迎大会。会议中间，毛泽东得知王会悟在渝，连忙说：“请她不要走，留在这里。”散会后，王会悟被请到毛泽东住处。她紧紧握住毛泽东厚实温暖的手，激动不已。她提醒毛泽东不要上蒋介石的当，毛泽东笑着说：“会悟还是老样子，说话直来直去，请放心吧！”毛泽东还亲切地询问了李达夫妇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王会悟和二女儿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她们母女也非常关心。周恩来曾派工作人员将从延安带来的小米和红枣送给她们。1946年春节，周恩来还派人接她们母女到红岩新华日报社一起吃年饭。节后，由于身体原因，王会悟自重庆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养病。

1949年夏，毛泽东邀请“我公司发起人之一”李达到北平共商开国大计，并对李达说：“解放啦，快把会他们接来吧。”王会悟于是得以与丈夫团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想将李达留在北京任职，但李达因为喜欢教学研究而婉言谢绝。1950年2月，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后调任武汉大学校长，并兼中国哲学会会长；王会悟则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工作。

1958年底，中央批准浙江嘉兴县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者带着模型船前往北京找到王会悟。王会悟回忆描述了当年那条画舫的大概长度、船面布局、开会舱房里的陈设及装饰，乃至桌椅的颜色等。筹建者用心记录，回去后重新设计制作，然后再送北京审定。董必武答复：“就是这种船。”于是据以放大仿制。1959年7月1日，红船如愿制造成功，国庆10周年时正式对外展出，南湖红船从此声名远播，至今已在南湖碧波上停泊了50多个春秋。

1993年10月20日，一代传奇女杰王会悟走完了她96年的人生历程。

走出纪念馆，街上到处是面带喜悦的游客，我再次融入其间。但此刻，我的思绪并没有从偶访纪念馆中跳出。我在想，王会悟的一生，历尽坎坷，阅尽沧桑。她是个小人物，却又是一个大人物。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时刻，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今天，我们悠然地走在祖国美丽的山水之间，尽享幸福时光，这一切，不都是像王会悟一样的先辈们用生命所追求所换取的吗？我们应该永远地铭记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