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丹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主体论甚富颠覆性，他明确指出：（人的）“主体的欲望是他人的欲望”。对于语言，他的观点是，假定语言先于个体经验，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经验。拉康强调说：“孩子出生到语言之中”。日常生活中，个人主体体验到的自己，总是被无意识、先于他存在并力图通过他表达的语言控制。正是由于压抑了个人主体，才使得无意识的主体（即他人），在“我”身上得以表达。巴金跨越了两个世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历最丰富的作家。巴金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形态，表现出复杂矛盾的人格特征，正是与这样一种时代构成的无意识的“他者”有关。

拉康从“自我分裂”的观点出发，认为“自我”不是一种具有自主功能的适应性心理结构，而是幻象的所在地，自我根本上是一个“他者”，他从不相信有完整无缺的自我，只有屈从于他人的、受到颠覆的、受到压抑的“奴隶”。拉康理论中的大写他者（Autre），指文化的他者，是社会规则的他者，是那个我虽置身其中却不知的语言的他者，或者进一步说，这样的大他者，正是时代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自童年起，通过语言构建起来，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语言的傀儡。于拉康而言，自我（ego）或者“我”自己只是一个幻象，只是无意识本身的一个产物，而无意识是一切存在的大本营，永远在滑动、漂移、循环。完全不存在任何的锚定，任何东西终极而言都不能够将稳定性赋予整体。人感受到自己是周围人类的一员，他必须与他们友好相处，服从社会给予他的命令。尽管这种关系是虚幻的，但它约束指导自我，使自我被他人认同。特别是在敌对关系中，例如奴隶与暴君、演员与观众、牺牲品与操控者之间，促成了一种互相承认和认同的关系。从来没有统一的主体，只有分裂的主体。

巴金在20世纪上半叶，接受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用文学为武器与当时的社会体制进行战斗，塑造了杜大心等无政府主义者形象，他们用革命乃至恐怖袭击的极端方式攻击黑暗的社会。从20世纪30年代起，尽管巴金经常说起“文学无力”，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手里的笔，没有停止过攻击性的写作活动。他所发出的战斗的信念和理论武器、人物形象，都是来自国外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文本，换句话说，他是在来自19世纪国际社会主义思潮流派所构筑起来的一个大他者影响下，塑造了自我的革命者的形象。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思潮，从民众与国家机器二元对立的关系上，塑造了自身的社会理想与战斗目标。巴金所有的创作基本符合这样一种自我的塑造。但是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顺应新政权的要求，到朝鲜战场、越南战场去采访、多次访问日本从事各种政治活动，他的攻击性文字继续在写，但攻击的对象已经变成远不可及的“美帝国主义”或者是“法西斯主义”。虽然这些攻击目标与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反抗侵略的宗旨仍然保持了一致性（巴金从1927年萨凡事件起就开始攻击美国政府），但他与自己所处的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之间的策略却改变了。

因为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遭到限制，而新建构起来的新的文化规范（大他者）开始主宰了时代风气，当然对作家的创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新的文化规范被称作社会主义文化，或者是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它的内涵里还是杂糅了一些类似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的理想，这一点也是巴金可以接受的。在那个时代，巴金更多的写出了像《大寨行》这样的典型的歌功颂德的作品，这一时期他的创作充满了豪言壮语。巴金回忆起这段时期的作品说：“如果说《大寨行》里有假象，那么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许多豪言壮语，难道都是真话？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参观的时候，看见一辆一辆满载干部、社员的卡车来来去去，还听说每天都有几百个参观、学习的人。我疑惑地想：这个小小的大队怎么负担得起？我当时的确这么想过，可是文章里写的却是另外一句话：‘显然是看得十分满意。”我们从这里看出，巴金想一套写一套，有两个分裂的、对立的主体。即一个与主流思潮认同的主体，另一个充满怀疑的或无意识的自我。巴金对此解释说：“这种写法好些年来我习以为常。我从未考虑听来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现在回想，我也很难说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吧。”巴金的这些话表面上很容易被理解为巴金在写《大寨行》时候已经不认同大寨的做法，只是出于随大流、人云亦云，不敢独立思考和质疑，才写了这篇文章。但如果从更深的层面上看，撇开大寨人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套极左的政治投机不说，他们把山区改造成良田的生产热情，农民发挥当家作主的奋斗精神，可能与巴金想象中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还是有契合的地方，应该说，巴金写《大寨行》的时候，既有赶任务的因素，也有他主动的因素，两者都不是他本来的自我的独立判断，背后都有着无意识的他者在制约。所以巴金说那个时候他“从未考虑听来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事实上，决定他判断真假的“他者”本身就是含混不清、多元复杂的，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自我在观察事实真相。

与刚才相反的例子是：1957年正是反右运动开始，巴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按巴金自己的话说：“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保全自己。”言下之意，巴金认为自己只是随大流的人，和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官方左派是不一样的，可以理解为，巴金对反右运动是不完全认同的。“我相信别人”表明认同大势，“也保全自己”，意思是不认同、是权宜。这自然就形成了主体的分裂。对他来说，那个隐隐约约的无政府主义的无意识大他者仍然在暗地里起着作用，而且是与当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大他者”处于潜在的对立。无政府主义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就受到镇压，这一点巴金在年轻时就很清楚。触景生情，抚今追昔，他是不会赞同政权镇压知识分子的。但是历史的经验使他对国家机器保持警惕，因此又不得不“随大流”，“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这一点，巴金后来表示深深忏悔。“文革”结束后，巴金又恢复了早期的反叛、批判精神，率先对“文革”进行深刻反思，对“文革”时期的封建作风和封建意识进行批判。比如1980年代，巴金《随想录》是他自认为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说的话”就是自己想不说，但又不能不说，即在大谈真话的后面，依然潜藏者一个沉默不语的主体，它试图阻止他说。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巴金内心的摇摆、矛盾、犹豫，都与他意识背后的那个大他者与时代之间的复杂的关系有关。endprint

文学可以描写这个世界，但语言先于我们存在，因此我们并不是先拥有自己的意义或经验，然后再通过语言表达；恰恰相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灌输它们。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人而拥有的经验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因此，人们的观念注定是被动的、复杂多变的。巴金青年时期是拥有了一套无政府主义的话语，用这套话语来观察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所以他的创作含有某种独特性和感染力，是别的作家所不具备的。但在1949年以后，这类话语已经遭到了时代主流的废弃，这使得他失去了语言的优势，他不得不追随新的话语系统去进行写作，或者在新的话语里暗暗放进原来的主义的话语所指。如他在《随想录》里把无政府主义者转换成“理想主义者”。这就是他在1949年以后的创作不尽如人意以及自我的分裂，往往为年轻人不能理解。

如果把巴金走过的漫长道路看成一个整体，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自相矛盾，既是在青年时期，也体现了拉康所说的自我分裂。也就是，他所服膺的无意识的大他者与他自我的顽强性构成冲突，造成了他言行不一致的痛苦。比如，巴金对自己出身的旧家庭进行批判时言辞非常激烈，但在经过陈思和的考证、分析、描述之后，被认为巴金的家庭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旧式家庭，“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也算不上专制”，“这个家庭的矛盾与冲突，不会超过正常家庭矛盾的范围，所以巴金以后对家庭的种种微词与抨击，不能不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修辞手法”。比如，被视为专制代表的“爷爷”（小说里以高老太爷的形象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却允许孩子们上学，允许与外国传教士和西医打交道，是一个比较开明的长辈。这些巴金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巴金说起自己所经历的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离开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青年巴金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主张废除家庭。这种批判态度就是“大他者”所决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从离开故乡到达上海那天起，在经济上、情感上他从来没有割断过与李家的联系。比如，“1923年离开成都刚到上海，巴金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受伯父的委托，他和三哥1923年6月一起到祖籍浙江嘉兴的塘汇镇寻根，并为维修李家祠堂送去一大笔银元。祠堂为巴金的二伯祖建于清同治年间，位于塘汇镇西街。第二年初，他和三哥又前去拜祭祖先。1925年，巴金还写下了《塘汇李家祠堂》一文。仅此就足以说明，巴金并不像他在文学作品中所渲染的那样‘憎恨家。”只能理解为巴金是自我分裂的，或者巴金总是在使用分裂这种防御机制。说离开家“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没有一点留恋”。这表现出他对家庭强烈的痛恨。另一方面是与家紧密联系的行为，干着种种维系家庭的事情。

然而，大他者是不断变化的，它会促使巴金由此基础上营造的自我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在1928年，巴金写道：“无政府主义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假如我一生中有一点安慰，这就是我至爱的无政府主义。……从八年前我做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一直到我将来死的时候，没有一时一刻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些话多么发自肺腑，因为他已经认同了无政府主义，说出的是这个主体感受。短短的几年后，巴金的口吻已经起了明显的变化：“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被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我到现在还相信那主义，……但其实我已经失掉了这个资格，我这几年来离开了实际运动的阵营，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在稿纸和书本上消磨生命。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在巴金内心已经没那么强烈了，他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了这个资格，在行动上也离开了运动的阵营。巴金的主体在历史的维度上是不统一的，是不断变化和转换的。

历史继续推进到20世纪40年代，巴金一直在修正自己所信奉“理想”的含义：从激烈的无政府主义到稳健的无政府主义；从工团主义的实践到教育活动。用巴金自己话说：“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张网把我盖在里面，把我抛掷在憎恨的深渊里，让那些狂涛不时来冲击我的身体。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这里我们能感受到巴金的痛苦，他强调的矛盾和冲突即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力量，它们同时作用于主体，造成主体的分裂。巴金所说的网，可以理解为拉康所说的大他者，主体在大他者织成的网中被颠覆、被压抑，无法突破。

最终摆脱无政府主义激进思想影响的巴金，在思想、人格、作品方面都有相应的转变。比如巴金对艺术文化的看法，20世纪30年代，巴金把线装书、古代文化等同于封建制度、封建文化糟粕。巴金从现实革命的角度反对纯艺术、反对传统文化。他在小说《沉落》中贬斥那些沉溺于线装书、宋元瓷瓶等古趣中的教授，在随笔《薛觉先》中，猛烈地批判东方文化，觉得《四库全书》、故宫、佛寺、古迹、旧戏，统统是“统治阶级的宝物，是旧时代的把戏”。短篇小说《在门槛上》里的一段话作了很好的注解：“那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巴金的堆满外文书籍的书橱里，开始出现了明代万历刻的线装本《批点唐诗正声》。传统旧戏也不再被他视作攻击对象了。尤其是川戏，还成为了他的业余爱好。据他的朋友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兴致好的时候，可以随口背诵许多古诗，包括《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长篇……对于年轻时候的行为，晚年巴金作了认真的反省：“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他对简化汉字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如果汉字走向拼音化，“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然后他说：“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谁也无权把它们抛在垃圾箱里。”他的这番话，与20世纪30年代的激烈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但由此也可以看到，一种主张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维护汉民族文化正统形象的民粹思想，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的意识形态正在兴起，慢慢地把巴金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体系中拉出来。endprint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路线被定为国策后，巴金开始写《随想录》，并且反省的意义越来越明确。他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巴金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语言的主体是随时间、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时，不得不回顾一下，中国发生了些什么足以影响文学史的事件。用拉康的话说，就是大他者发生了什么变化。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延安时期奠定的政治化的文学成为唯一合法的文学，这一状态的到来就决定了对20世纪50年代文学创作实行“规范”，并有了清晰的轮廓和细致的细节：不仅明确规定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而且规定了理想的创作方法；不仅规定了“写什么”（题材、主题），而且规定了“怎么写”（方法、形式、风格）。1958年在发动经济上的“大跃进”的同时，也掀起了文艺的“大跃进”。巴金自愿呼应“时代”的感召，反省自己过去创作的思想艺术缺陷，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巴金最感负疚的是：没写工人、农民；有的写到了，却也“歪曲”了；过去的创作缺乏革命理论指导，没有阶级分析观念；艺术方法上有的不能坚持“现实主义”；等等。这些就是巴金所说的：“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的大背景。

1960年代，尤其是1963年以后的十多年里，中共党内极左路线成为控制全局的、唯一合法化力量。在文学创作中，政治与文学的界限再难以划分。在五六十年代这段时期，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位置显要，作家的社会政治地位比起“旧中国”来其实有很大提升。而文学机构（作家协会等）本身也建构了政治权力模式的等级，提供各种显赫职务以供权力分配。不是所有作家都能获得这种殊荣，但这标示了一种可供依附、攀援的目标。如果对于文学方向和路线表现出离异、悖逆，甚至是挑战，其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也可以一落千丈。通常的惩治措施是：开除出作家协会（在这一时期意味着失去发表、出版作品的资格）；给予各种级别处分；降职降薪；“下放”至工厂、农村劳动；开除公职（失去固定职业）；以至劳改、监禁等。巴金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关进“牛棚”，经历了无数次批斗，被整得家破人亡。他即使有所觉悟也无法写出来。难怪巴金说20世纪60年代写不出《随想录》。

但是在“文革”前，虽然巴金在创作中的表现并没有突破，甚至是倒退，但为他换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殊荣，也就是说人格分裂、自我压抑，都有了获利。用巴金自己的话总结就是：“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简单列举一下巴金的“殊荣”：

1949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2年，在北京筹备全国文联组织的“朝鲜战地访问团”，任团长。

1953年，被选为中国文联理事及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副主席。

1955年，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亚洲作家会议”。

1956年，前往柏林，参加第四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大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到成都视察。

1957年，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创刊，和靳以同任主编。

1958年，到苏联塔什干出席亚非作家会议。

1960年，被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继续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

1966年，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

热心政治活动的巴金从青年时代起就扮演着两个不同角色。一个是社会革命的，一个是文学革命的。但巴金曾经不止一次用极为偏激的语言，表示他对艺术的鄙视，也从不承认自己是个文学家。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巴金的文学作品总能为社会革命服务，因为他更顺从或认同社会革命这个“大他者”（杂糅了无政府主义与新政权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只要对比一下，巴金对于自己生长的封建大家庭的态度和对于社会政治的态度，就能找到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在兄弟中，巴金对家族的批判最多，但索取也最多，是最大的获利者。大哥一直养家，供养资助巴金的生活、学业，直到经济非常困难仍寄钱支持巴金赴法国学习。大哥自杀后，二哥立刻担起养家的责任，由于负担重，终生未娶。相比之下，巴金在家族中获取了最大的资源，又早早离家，摆脱了最折磨人的大家族内部矛盾。简单说就是，成功地做到了趋利避害。相似的是，对于社会政治，巴金也一直保持批判，但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批判，是随着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在关键时刻迎合政治（1937年的抗战、1949年留在大陆、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等）的需要，结果，他也是政治的赢家。

拉康的法则是，良心之失是最不能被宽恕的。巴金在晚年一直寻求纯粹的精神表达，希望使历史从话语体系中解脱出来，还原成它的实际结构，揭示其中隐含的权力斗争状况。但是，我们感受到的还是一种被遥控的力量。因为巴金一贯简单化了观念中的复杂性，而简单化的结果就是混乱。用拉康的话说就是：我们以为自己在想，我们以为自己在做，而实际上只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东西在替我们想与做。

巴金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这显然是巴金的一厢情愿，因为在他晚年时回想，发现自己不仅说过假话，而且不止一次。于是巴金又说道：“我应当补充一句：坚持不说假话，也很困难。”假如我们想找出说假话的根源，再从这根源中拔出，一定要深入到哪里为止呢？拉康认为，根源是精神主体的分裂：“我是他人”。巴金说：“我们习惯‘明哲保身，认为听话非常省事。我们习惯于传达和灌输，仿佛自己和别人都是录音机，收进什么就放出什么。这些年来我的经验是够惨痛的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竟然没有一点个人的看法，一个作家竟然甘心做录音机而且以做录音机为光荣，在读者的眼里这算是什么作家呢？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做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endprint

巴金所说的“神”是哪个神？我认为他的“神”，是现实层面（也就是时代所构成的胜流意识形态的他者。现在（1978年以后），在许多人无意识服从这样一个他者的时候，巴金却表示了怀疑。在他的生命无意识里原本占据了一定地位的无政府主义话语的残存力量在隐隐约约地起着作用，他自“五四”以来所接受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力量也构成了另外一套话语系统，这是更加复杂的大他者。拉康认为，自我不具备认识个体关系功能的综合能力，也不具备认识主体自身的历史性的能力。拉康质疑自主、自立自足和自我发展，他认为这些口号迎合的是每个个体的自恋倾向，它们诱发的只是他实际上所缺乏的东西。所以，即便生活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主体仍然不断地寻求统一性和完整性，结果还是战胜不了孤独和孤立，这种孤独是由主体自身分裂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即便分裂黏合起来，实际上还是分裂。

精神上的分裂和感情上的如痴如醉经常相辅相成。巴金从来不缺乏真挚的感情，他的言语在当时都是自己信以为真的东西。巴金似乎也明白了其中的幻象，他说：“我二十多年前写文章喜欢引用‘豪言壮语，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今天再引用同样的‘豪言壮语，别人就会说我在‘吹牛了。”他很明白二十多年前和今天的区别，好的变成了坏的，真的变成了假的，仅仅二十年。一个人如果大大地改变了自己，那么他过去的言论、文字如今就会令他自己毛骨悚然。巴金言说着自己每个阶段的精神存在，虽然前后矛盾，分裂比比皆是，但这是他无法预防的，正如他无法凌驾于时间之上，也无法不被他者影响。

再回到《随想录》，这是巴金在晚年的最后挣扎，追求思想的解放、自由、忏悔。但这些愿望又再一次的迎合了当时的时代主流的大他者。因为，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其中和文化相关的国策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无疑就是拉康理论中的大他者，必定遥控着主体。巴金《随想录》的发表与一个小村庄的举动惊人的相似并且遥相呼应。1978年以前的安徽省风阳县小岗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农民按下手印后不久，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小岗村从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无独有偶，《随想录》最初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总序》及第一篇《谈〈望乡〉》于1978年12月17日发表，仅仅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早了一天。我们不难看出，下到小岗村的农民，上到知识精英的巴金，都在呼应着来自新的大他者的决策。

因此，巴金《随想录》的写作，虽然受到一些保守派的攻击，但他把握了改革开放这一大他者的总方向，所以继续能够在政治生活中保持向上的势头——

1978年，在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9年，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致闭幕词。

1980年，中国笔会中心在北京成立，当选主席。

1981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终身）

1983年，被选为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阶层。

纵观人类历史，每个人不都忍受了他自己的时代吗？大他者的精神不仅在主体的身上，更在主体的意识深处，顽强地发挥着作用。当大他者是民主、自由、实事求是的时候，人或许能在体系与体系的碰撞中、幻象与幻象的交集中，接近真理。

（责任编辑：李明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