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头题·西部中国小说联展（三）访谈录

《西部》：小说《山村纪事》讲述了一个哈萨克族家庭几代人在面对回归传统还是面向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抉择；小说《酒哥》讲述了一个酗酒者成功戒酒的故事。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作家故土大地上的事情。你们如何认识乡土资源的叙事意义和价值？

阿拉提·阿斯木：一个民族要融入世界文化的河流，她首先要认识、发现、梳理自己纯朴绚烂的原始进程。乡土资源是这种底气的金钥匙，而适应现代文明的召唤，让叙述的价值在今天的神话里与时俱进，衔接时间，在今天的文化航船里有所作为，就需要借鉴先进文明的成果。这是第二把金钥匙。哲学阐述价值的时候，两把钥匙自己说话，那些崭新的词语、慷慨的恩赐是我们新的希望。我们劳累一生，不都是在寻找希望和传播希望吗？我们无数疲惫、劳累、美好的文字，在所有的时间里，不都是在寻觅传播人类的价值吗？我们欣慰最朴实和最伟大的正道，都在重复一个天理：希望的一头在我们的脚下，另一头在我们头顶上蔚蓝的天空。

乌拉孜汗·阿合买提：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风俗及传统习惯，某些社会变革对一些民族可能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产生消极的作用。比如在以前，对哈萨克、维吾尔等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来说，喝酒是大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产生了变化，而酗酒等陋习在这些民族中蔓延开来，在我的家乡，酗酒者不在少数。作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我们从未放弃与这种恶习斗争，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的一个责任。所以，在小说中，因喝酒而堕落，从而被人嘲笑，生活极度贫穷的主人公最终都将摈弃喝酒的陋习，开始新的人生。我熟悉我家乡的一草一木，我乐于把他们写进我的小说，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他们的时光，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乡土叙事给人的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它的丰富性、真实性，更能生动地、鲜活地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乡土的自然环境，乡土的生活，乡土的人的喜怒哀乐，在乡村叙事中都能得以鲜活的呈现。而当乡土文学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时，更具有一种地域感，并融入不同民族的生活价值观，因此以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为背景的，且由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写作的乡土文学作品，实在是难能可贵。所以，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一定不能忽视了乡土资源提供给我们的可能性。在《山村纪事》这部作品里，我正是因为看到了乌拉孜汗老师对哈萨克族聚居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进行了比较丰富的乡土叙事，所以，我选择了翻译和推荐它，使汉语系的读者能够感受到哈语系作家们的乡土文学叙事之一斑。

《西部》：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史基本上是一部“诗歌史”。但在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维吾尔诗歌和哈萨克小说创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成为新疆多民族文学迅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怎么理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需要的文体意识和探索精神？

阿拉提·阿斯木：我们知道，时间是在自己的银河里运行的。那么，是什么东西偏离了自己的轨道呢？我们的意识吗？我们固执的童年画像？当一个作家把自己装进自觉意识的航标里的时候，他能发现时代文化河流里的精神需求吗？为什么不是缓慢的节奏，为什么又不是轨道里的轨道呢？如果一个作家在荒原里跪拜绿洲，在他走过的地方，会长出鲜艳的红花吗？文学的内在规律，写作的启蒙和引领，新方法的催生，技术含量的支持，黎明世界的召唤，在今天的创作轨道里，是我们必须要认真面对的课题和哲学启示。

乌拉孜汗·阿合买提：以前，新疆哈萨克族文学基本以诗歌等口头表达的形式存在。解放后，随着教育的飞速发展，我们逐渐接触了汉语文学及外国文学，并受到其影响，在短期内，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可谓百花齐放。我认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及思想面貌有比别人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可以写出好的作品来。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这个问题，最好能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历史永远在时空中向前延伸，而人们的生产生活也伴随其中，并不断随时空的演变而演变。如果说，过去哈萨克族的文学叙事，主要是诗歌体，并以口传形式代代相传，那主要还是以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地理时空为缘由的。哈萨克族有阿肯弹唱，即阿肯阿依特斯，最能体现哈萨克族这种文学叙事的功能性、艺术性，甚至包括全民性。因为，哈萨克族人崇尚诗歌语言，并在生活和情感的表达中有广泛的应用。但从现实需要来看，诗体的叙事方式，显然已经需要更多的可能性来丰富文学的表达。现实生活需要抒发，更需要叙事，也就是要求作家们具备更加细致的叙事能力。从这层意义上讲，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哈萨克族的文学叙事能力和作家们的叙事文体意识确实在不断地得到加强。

《西部》：近年，自治区启动了双翻工程，大量优秀的各民族文学作品实现了互译。在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重大战略选择中，文学翻译工作被提到了特殊重要的地位。你们如何看待文学翻译中的难度？目前存在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阿拉提·阿斯木：整个人类的发展，在任何时代，都是有麻烦有问题的。因为生活在前进，进步的思想和美好的事物在不断地扶持我们修正我们。文学翻译也是这样，现有的译文在不断地挑战我们的期望值。但是，翻译事业没有停止，翻译家们一直在努力。人类也在不断地发现自己，完善自己，不断地适应生存规律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翻译事业的希望。当前的文学翻译，特别需要具备综合知识的高手和能破译两种文化语言文字背后奥秘的专家。在这个基础上，和原文站在一个位置上，忠于文本，超越文本，拿出成全作者的智慧和奉献，让译文文体尽可能地接地气，接近现代叙述，这里就不是“信、达、雅”的问题了，而是引领，是帮助作者创造的问题了。这是新疆翻译事业的现状和特性。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和研究。在数量上，我们缺少双语功底扎实雄厚的语言学家似的翻译家，在形式上，我们缺少名著的集体翻译。比如汉译维的《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都是集体翻译的榜样和绝佳范本。同时，外国文学和汉文学范本的翻译介绍，是非常重要的交流。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关于文学翻译的问题，我们以前多提到的是翻译作品的出版经费和平台，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比较理想的解决，比如中国作协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自治区有党委和政府牵头实施的“民族文学原创及双翻工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国家出版专项基金支持。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提高翻译作品质量的问题和扩大翻译队伍的问题。文学作品的翻译，毕竟有它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不仅需要一支具有敬业精神，善于为别人“做嫁衣”的热心的翻译家，同时也需要有一定文学翻译素养的翻译人才。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信、达、雅”缺一不可。我个人更倡导对文学作品进行文艺学意义上的翻译，杜绝和远离直译、死译。

《西部》：你们都是活跃新疆的重要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和叶尔克西从小上的是汉语学校，是双语作家，主要用汉语写作，乌拉孜汗·阿合买提是用哈萨克语写作。那么，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你们是如何看待汉语文学的？它是你们的“参照系”吗？

阿拉提·阿斯木：双语作家的功底和资本无疑是母语。比如说一个双语作家，如果说他的汉语创作还可以，那么在这个认可里，支撑他的东西应该是他的母文化，而后是他第二种语言的支持和参照，在不同的文本里，它们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在某一文本里，黎明是它的希望，在另一个文本里，黄昏是它的灿烂。两个舌头都属于一个脑袋，两只手都是一个躯体的智慧，当它们被揉捏在一起的时候，新奇的语言灿烂地诞生了，没有前例的词汇开始愉悦读者的心灵，也炫耀作者的才思。嫁接后的苹果耐看了，摘到手里的时候，温暖滋养你的皮肤和感官，你觉得不同文化的奥秘和滋润，深刻地愉悦你的血脉，不同文化的刺激和生活方式，他们简单而又能温暖人心的哲学，都是不同民族文化奉献给人类的礼物。当代汉语文学之所以灿烂，是因为同时向古代汉语文学和世界文学范本借鉴，并具有与世界文学同步前行的志向和抱负。这些都是民族文学紧迫的启示。

乌拉孜汗·阿合买提：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以汉文学为介质走向世界的，而既能以汉语表达又能用本民族语言表达的少数民族作家，更能原汁原味地将少数民族文学展现在世人面前，极大地提高了其文学地位。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眼中，汉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古代的《诗经》、《红楼梦》等优秀的作品到现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作品，无一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这个话题有点儿大了，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作为一个直接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双语作家，我在把我的母语翻译成汉语的过程，我还是觉得汉语言文学对我确实是具有参照意义的。汉文学语言独特的韵律与节奏，画意性，形象性，以及汉语文学生活化的、简洁的语言质感，都是我很好的老师。比如《红楼梦》的语言，钱钟书的语言，老舍的语言，沈从文、张爱玲的语言，还有现当代大量作家乡土叙事，包括我们新疆几代汉语作家作品的语言，都是我重要的参照。这种影响不仅在我本人的创作中有体现，在文学翻译时也同样有体现。比如，乌拉孜汗老师的中篇小说《乡村纪事》的译文，在尊重原作者的哈萨克语文学创作风格的基础上，一定是要找到汉语文学作品相应的风格，而我找到的风格就是汉语言文学乡土叙事的风格。换句话说，我在对哈萨克语系作家作品进行翻译时，我时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作家是用汉语来进行创作的话，那么，这句话他会怎样组织和应用？

《西部》：新疆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各族作家在各自的文学世界里，往往很少涉及其他民族的人物，这次入选的两篇小说也多少存在这个问题。你们如看待这一现象？

阿拉提·阿斯木：这是一个课题。我在一些作品中尝试过，前提是对两种文化的把握和研究，对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有独特的认识和真实的表现。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是生活的真实，另一个是艺术的真实。在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新疆，应该有多民族人物一同生活发展进步的作品。这种写作需要作者全面把握自己，智慧地构思运笔。当前情况下，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总策划和具体实施的办法，帮助作者做一些具体的引领工作。

乌拉孜汗·阿合买提：少数民族作家基本在少数民族文化圈中，虽然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及思想面貌有着深刻的认识，但是对汉民族的文化没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从而很难形象地刻画汉民族的主人公。当然，在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双语作家的作品里，这种现象在逐步改变。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但是，要回答得清楚，可能需要一些相应的数据来做具体的分析。如果就这两部作品而言，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创作者对涉及其他民族的人物和事物，缺乏足够的把握。《山村纪事》中，是有其他民族的，比如那个摄影师，但是，作者没有把他们作为主要人物去写。而如果作者要把那个汉族摄影师写好，他要做很多的准备，比如汉语语言要相对精准一些。另外，我们可能还是缺乏一些能把不同民族都写得很好的作家和示范性的作品。以后，各民族作家和作品间还是要多多加强交流与沟通。

《西部》：在全球化背景下，在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冲击和洗礼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际上面临被边缘化的现实。这种现实如何改变？作为少数民族作家，面对个性化的民族文学价值和普世的文学价值，你们如何选择？

阿拉提·阿斯木：在自在的意识里，民族文学没有被边缘化，而在广泛的平台上，民族文学的声音的确是在远处了。我们看不清这一点，不削减自我欣赏，不接受多元文化的养分，不掀开天窗，不可能有另外的捷径。在这里，翻译的力量就凸显了。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文学，都需要用鲜明的个性来武装自己，这里的问题是，我们的这种个性怎样面对当代的召唤，怎样面向未来，又怎样积极地弘扬民族文化的绚烂，都需要理论的探讨和支持。

乌拉孜汗·阿合买提：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我认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要有好的思想，好的创作，不会因为是少数民族文字而遭到冷落，相反，是金子总会发光。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这个问题，可能要从点和面两个方面去看。从“面”的现实来讲，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受作家队伍、读者群体、出版市场、作者个人反映生活的水平和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确实面临被边缘化。要改变这一情况，肯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要改变它，最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少数民族作家们不仅要保持好民族文化的根基，把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继承和发扬光大，同时，也应该更加开放眼界，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实践，真正能坐得下，沉得住，以个性化的民族文学价值为根基和载体，以“普世的文学价值”为内容，以实现“点”在“面”上的凸显。

栏目责编：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