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兹别格涅夫·赫伯特著李以亮译

周边·赫伯特小辑永动机（外三篇）

[波兰]兹别格涅夫·赫伯特著李以亮译

荷兰人克尼利厄斯·戴博尔是一位著名的发明家和学者，但他的同行对他的看法有所保留，指责他不够严肃，的确是这么回事：他更倾向于炫耀其诸多的能力，而不是做出系统的研究。也许正因如此，一直没有一所大学给他提供一个教席。然而，宫廷却很赏识他，1604年他曾经出现在英格兰，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了上流社会和国王的同情，直接的证据就是，他得到皇室提供的一份年金，以及在埃尔特姆宫的一套住房。于是，戴博尔成了可被称为“奇象怪物的全职制造商”：一个奇迹的提供人，迷幻与眩晕的生产者。

根据当时的记述，有两件事（在很多事例中）尤其引起轰动，并长期留在人的记忆里：一次是向大众展示这位发明家建造的潜水艇，在泰晤士河里，潜水艇从威斯敏斯特潜行到了格林威治；一次是当着国王、皇室和受邀嘉宾的面，这位发明家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创造了一个气象奇观。在那个壮丽的场面中，戴博尔设计的机器，倾泻出万钧雷霆与闪电；于夏日里忽然间制造出严寒的天气，使墙壁上覆盖起寒霜，让在场的人因寒冷而瑟瑟发抖；而在结束时，又降下一场温暖、酣畅的阵雨，让每个人都融化在出其不意的欣喜里。掌声经久不息，只为致敬这个具有天才力量、使得自然力顺从其意志的人。

戴博尔的脑子充满了大大小小的、严肃与可笑的、聪明绝顶与荒唐至极的念头。他建造了一把梯子，助力大胖子上马；他弄出一套排干沼泽的系统；他创造了一个飞行器（被恶毒的人称为坠落器）；他发明了一种小锤子，专用来敲打头顶的寄生虫，附带的镊子则从头发里挑出被打死的寄生虫；他发明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工艺流程，使一堆纤维、有时是一个塑像，被放到风中时，发出骇人的哭声和呻吟。这还只是这个充满奇思异想的人搞出的少数几个花样。

那么，他究竟是一个江湖骗子，还是一名学者？因为我们无法看到他的灵魂，它多半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我们只有集中研究他最后留下来的东西。戴博尔的图书馆，真是无奇不有，给那些对戴博尔的才能、天才和野生的丰富创造力抱有探究兴趣的人，提供了珍贵的指示。

书籍的陈列使人发现，戴博尔钻研学者著作的同时也阅读大量炼金术士的论文，在戴博尔的书架上，培根、莱昂纳多·达·芬奇、乔丹诺·布鲁诺的著作与巴拉塞尔士（瑞士化学家、炼金术士）的著作（《伊希斯的七重面纱》、《希拉姆神庙》、《永恒智慧的竞技场》）并排而列。灵知的野草蔓延在自然科学的花园。在他有关机械学、化学和弹道科学领域论文的页边，戴博尔绘制了一些神秘难解的图表，记着一些铿锵上口的名词：Binah，Geburah，Kether，分别表示“智力”、“力量”、“知识之冠”的意思。戴博尔认为，世界能够以纯粹科学分类的方式进行解释，他认为自然永恒不变的规律，有时候并不是强制性的，这给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迹，留下余地。这也许是他为什么要建造一个永动机的原因，他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改进、完善永动机（他认识到，从物理学家的观点看，他的事业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他那条布满狂想的小路上，他也取得了某些成果。他发明的摆锤、风车、悬挂的轻量金属球体，的确运转了很长时间，而当运动停止时，发明者只需像造物主那样，用手指轻轻一拨，就能惊醒打盹中的物体。

在若干世纪之后，当我的骨头化为齑粉，戴博尔想，甚至连我的名字也消散在薄雾里之后，有人会发现我创造的永在运动的时钟。我不指望人类的记忆力，而是指望宇宙的记忆。我要我的存在像上帝的存在一样，以不会出错的、绝对可靠的证据得到证明：自主的永动。

长子格里特

格里特出生在邻近费勒（荷兰地名）的一个小村子，与其家中其他男人一样，注定要以捕鱼为业。通常情况下，他在操劳一生后，会将他的渔船和房屋传给儿子，然后满足于享有两码的墓地。但是，大自然，它通常都惯于小心分派给所有生物以固有的形状，却使格里特有些特别。令格里特的父母大为苦恼的是，儿子的生长发育超出了常规，在他十七岁的时候，他就达到了八英尺又五英寸的高度，毫无疑问，他是荷兰国土上行走过的最高的人。在一个多山国家，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起来，然而，在这里，一览无余的平原上，他的身高就是一种持续的冒犯，尽管并无居心。

虽然被赋予了一身力气，格里特却是一个安静、温和、并有一点忧郁的人，他没有什么朋友，姑娘们都躲着他，他尤其喜欢坐在屋子的角落，看着一束阳光里的灰尘，起伏旋转。

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来自父母的阻挡，格里特决定，以其反常的身体作为职业本钱，去闯荡世界。他走街串巷，开始了他的漫游。在乡村集市或节假日里，扳断马蹄铁，把铁条折弯，将大桶抛向空中仿佛小皮球，赤手空拳地拦截一匹疾驰而来的奔马。他跟其他自然的奇迹展开艰难的较量：一只双头猪、六条腿的狗、会数数的马，以及魔术师、走钢丝者、吞硫磺者，还有倒立泥地、大腹便便的小丑。

在一群骗子、占卜者和捕鼠者中间，在鼓点、喇叭震耳欲聋的喧闹里，在手舞足蹈、高声叫喊的队伍中，在肉类、大蒜和甜糕饼的气味里，格里特像一只旗杆高耸——然而，我们不得不说，他收入微薄。在他蓝色的双眼里，隐藏着一个大家庭父亲的忧虑；格里特的忧虑便是他那巨大、总难吃饱的身体。

1688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在哈勒姆市，离纽埃格拉赫特不远的一个小巷子里，人们发现了大个子格里特。脸朝下，躺在地上，他的紧身上衣浸透了雨水和血，小刀反复刺穿过他的身体，很可能有过不止一个谋杀者。在他身上发现的棉质小钱兜，使人相信这并非一起抢劫。他的遗体直接被送往莱顿大学，所以，他甚至并未享有一个体面的葬礼。然而，有几个教士，在他们的布道中提到这次谋杀，其中一个教士，被修辞的热情冲昏头脑，他说格里特身受击打的次数，堪比尤利乌斯·凯撒。不清楚这样一个类比是如何做出的。

也许，这位教士想要我们懂得，健康的共和精神赋予巨人和凯撒同等的敌意。

家

当一个人说，在他旅行之前一幅地图就已经存在，这虽然略显夸张，但肯定不是太过夸张。就像某个人大胆写出一首诗歌，在赋予它可以理解的形式之前，一个朦胧而真实的雏形已在空中盘旋良久。同样，当有勇士向荷兰人提出一项大胆的计划，经过北方的通道到达中国时，也出现了地图、塞壬的歌声和种种挑战：北方的通道可不同于普遍使用的热带航线，那是一个黑暗、狭窄而冰冷的走廊，充满了杀人不眨眼的海盗和同样凶恶的竞争对手。

提议还是被严肃地对待了，因为荷兰财产总局确立了一笔高达两万五千弗罗林的奖金，奖励任何能够成功实现这项几近疯狂的勘察的人。两个富有经验的海员，雅可布船长和领航员威廉·巴伦支，带着一批船员、两艘大船开始了历险。这是1597年5月。大陆的绿色地带迅速从视野里消失，仅仅三个星期之后，船上的水手便发现，他们被一个难以置信的极地世界包围。6月5日这一天，甲板上有人高声叫喊，说看到一群巨大的白天鹅出现在海平面上。实际上那是连绵的冰山。水手的误判，基于对北极世界可怜的知识，并无多少诗意的想象成分。

在经过与不可思议的环境进行艰苦较量（其艰难程度是逐渐增加的，船员得以部分地调适）的考验之后，也就是，在离开荷兰不到四个月后，进一步的航行便变得完全不可能了。两艘大船被困在新地岛海岸附近秋天的冰中。他们决定在那里过冬，为此大家需要搭起一个房子。

幸运的是，荷兰人在岛上找到了由洋流带来的西伯利亚的树枝。这些树枝坚如岩石，难以对付。船上的木匠在开工之初就死去，冰封的大地似乎拒不接受这凡夫俗子的遗体，所以他只能被埋葬在巨冰的裂缝里。时间在流逝——白天越来越短，气温以可怕的速度在下降。负责造屋的水手抱怨说，他们不能像平时习惯的那样，把钉子含在嘴里，钉子冻结在嘴唇上，他们就不得不撕破唇皮。

在十一月的第三天，最后一块木板终于钉上屋顶。快乐的水手们以冰雪冻结而成的“枝条”装饰他们的家。

于是，这里有了荷兰人的房子：一个微型的家园、一个避难所——为他们抵御冰雪和时刻觊觎着他们的北极熊。船员几乎没有一天不要面对面地遭遇那些北极熊；步枪、燧发枪、火枪、戟和火，全部用上都收效甚微；这动物的固执和耐性，简直跟人一样，它们像白色、嗜血的幻影，突然冒出来，爬上屋顶试图从烟囱进入，它们在地上嗅着，在门边令人恐惧地气喘吁吁。

这次探险的记录者，几乎从不允许自己流露太多个人的情感，除了面对造物主虔诚的感叹。在他记录的某处，却采取了情感化的词汇“野兽”指代北极熊，直到结束。在一个夜半，北极熊的围攻终于停止，北极狐出现了；这位年代记录者对于那些北极狐有一个温柔、暖意的指称——“生灵”。它们顺从地进入他们设下的陷阱，给他们提供了肉食（味道就像兔肉）和皮毛。这再一次表明，在人类跟那些匍匐的动物之间的神秘兄弟情谊里面，有着一些伪善的内容。

在那残酷、刺目的白色地带，在令人目盲的命运棋盘上，搭起一座房子，终究不在上帝为人制订的计划里。壁炉的火释放的烟多于温暖。严寒的风在生满苔藓的缝隙间戏耍。被坏血病与发热折磨的男人们，躺在悬挂于墙上的床铺上，大雪掩埋了小房子和它的烟囱。北极的夜晚混淆了时间的刻度。截至一月底，水手们一个个屈服于集体的幻觉，就像沙漠里的漫游者，在错觉里看见绿洲，他们看到了地平线上不真实的太阳。但极地之夜悲哀的黑暗，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如果认为荷兰人的冬眠只是消极的抵抗，那就错了。相反，从他们体内迸射出的能量，是引起后来者敬意的原因。他们忙碌、喧闹，仿佛弗里西亚（历史地名，在今荷兰）贫瘠耕地上的农民。他们取木生火，照看病侣，修整房子，还有人记录周围世界的奇特之处，他们打猎，囫囵操练厨艺，朗读圣经，在理发师用热水烫到他们时故意拔枪相对，理发师还给他们剪去体毛，体毛长得出奇地快，身体仿佛想要生出一副皮毛覆盖身体。他们用捕到的动物的兽皮缝补衣服、鞋子。他们唱虔诚与下流的歌曲。他们修理过一只不断被冻住的钟表，钟表的存在是一个安慰，使他们相信时间并非深渊，或是虚无的黑色面具，而是可以划分成人类的昨天和明天——划分成没有光明的白昼与没有微光的夜晚，划分成消失的怀疑与新生的希望。

任何一个人，只要在致命的搏斗中，对付过百倍强大于自己的对手，就懂得只有集中所有注意力、意志和狡黠，面对打击才有机会取胜。这尤其需要减少人格方面的考虑，将自己下降到纯粹受本能冲动支配的动物状态，必须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人。在雷霆、火灾、风暴发生时那一刻的反应，任何属于人的额外考虑、多余的思想、感情和姿态，都能带来巨大的灾难。

有几个荷兰水手面临那种最为严酷的考验时，至少有两次违背了这个铁律。在这种跟非人的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加入了人性的东西。但是，那也不仅仅是一种冒险的奢侈，或是在冰天雪地关于依附之物的伤感之歌，而是自我保护的重要部分。两次事件都与他们的新居有关。因为——毕竟——它也是他们的家。

1598年1月6日这天，一个富于启示的日子，这些遇险的船员，没有在意屋外正在发生什么，决定在他们的家里庆祝假日。即便清醒的船长也在他们的疯狂下让步了，下达命令从不断减少的补给里，拿出相当一部分酒、两磅面粉，他们用这些东西焙制了李子糕和饼干。调味酒使得船员的情绪高涨，他们开始跳舞，一遍遍跳他们喜欢的民间舞蹈。并且安排了一项比赛，看谁是新地岛的舞蹈皇帝，选出一位“杏仁之王”。最后，一个生病的年轻水手，雅各布·施达姆摘冠，虽然不久他就死了，但是，在那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他最后一次对着他的同伴，而不是这个世界，露出了笑容。船上的记录者说，这一切发生得就跟在他们荷兰亲爱的家中一样，他不禁发出了一声庄严的咒语“佩特里雅（patria）”。

不知最初是谁的主意——也许是一次集体想象的产物——当房子最后建成（说实话，它就像一间狗屋），他们决定赋予它一点风格。在低矮的门上方，他们用黑色绘了一道三角状的门楣，两扇窗户——对称地画在墙上（房子没有窗户）。船板做成的屋檐，排列起来钉到屋脊上。它很快就被雪暴卷跑了，显然，雪暴对审美的微妙之处充满敌意。

当1598年6月13日，他们乘坐两只不幸的小船踏上返程之途时，没有一个人敢回头看一眼那被弃置于身后的家——那三角状的门楣和两扇虚假的窗户（其中潜伏着一团漆黑），那是代表忠实的不朽之作。

斯宾诺莎的床

想来令人惊叹，我们对那些走到生命尽头的哲学家形象，记忆总是最为深刻。苏格拉底举起盛满毒鸩的杯子；塞内卡被一个奴隶揭开面纱（鲁宾斯据此作有一幅画）；笛卡尔漫步于阴冷的皇宫，预感他所担任的瑞典女皇教师之职将是他最后的日子；老年康德在每日例行的散步前嗅着刺鼻的山葵（手杖牵引着他，在沙土里愈陷愈深）；斯宾诺莎被肺结核弄得衰弱不堪，依然耐心地磨着镜片，他是那样虚弱，已经无力完成有关彩虹的论文……这是一个长长的画廊，布满高贵的垂死者、脸色苍白的石膏像。

在他的传记作者看来，巴鲁赫·斯宾诺莎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睿智之人：无比专注于著作，全然无视物质性的事务，超然于任何激情的限制。但是，有一段小插曲，在一些传记家们中间默默流传，而另一些人则将它仅仅看作巴鲁赫不可理喻的、年轻气盛时的一个冲动表现。

巴鲁赫·斯宾诺莎的父亲于1656年去世。在他家族里，巴鲁赫早有古怪的名声，毫不务实，只将宝贵的时间浪费于研读不可理解的书籍。由于他人精心设计好的计谋（他的继妹和丈夫卡西里斯起了主要作用），他被剥夺了所有的继承权。他的继妹盼着这个心不在焉的年轻人毫不在意，但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反。

巴鲁赫以出人意料的精力提起了诉讼。他延请了律师，召集证人，表现得既有理有据，又充满激情，并且尤其突出地强调整个进程的细微之处，令人信服地表现出一个受到伤害、被剥夺了权利的儿子的样子。

他们将家产迅速地分成几份（在这个事情上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定）。接下来的，却是意外的审判，招致了常见的不快和尴尬。

仿佛一个有着强占有欲的魔鬼进入了他的身体，巴鲁赫开始了关于父亲屋子里每一物件的归属权的诉讼。首先是他母亲德波拉在上面过世的床（他没有忘记那深绿色的帘子）。接着，他主张对那些毫无价值之物的权利，解释说他对它们有着格外的感情联系。法官感到非常厌倦，完全不能理解这个一贯禁欲苦行的年轻人，怎么会有着如此不可阻挡的欲望。他为什么要继承这些东西——一根拨火棒，一只断柄的洋铁水罐，一个普通的餐具，一件瓷器（上面所绘的牧羊人，头部已缺），一只破损的时钟（立在门廓前，早已成为耗子的家），一幅壁炉上挂着的画（已经完全发黑，就像是画上去的一坨柏油）。

巴鲁赫赢得了官司。现在他本可以骄傲地坐在废品堆积成的金字塔前，怀恨地瞟上一眼那些企图剥夺他的人，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选择了要他母亲的床（连同那个深绿色的帘子），将其余的一切，都让给了输掉官司的对手们。

没有人懂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这么做似乎是明显的浪费时间精力，事实上，却具有深意。巴鲁赫似乎想说，美德绝不是留给弱者的庇护所。放弃权利之举要求做出富于勇气的牺牲（并非不带后悔与迟疑）——为了那美好、不可思议之物，牺牲掉普遍为人欲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