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芹，李 锋

(盐城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纵观中国服饰历代变化的进程，20世纪上半叶服装造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服装造型结构由直线式宽松离身向注重身体机能，体现着装合体化发展，服装轮廓由平直逐渐向曲线过渡，局部裁剪更是强调服装机能与审美的统一。正是这些变化生动地呈现出中国服装业在新旧、中西之间蜕变的轨迹，其深刻的原因与中国文化的转型密切相连。社会政权的更迭，各种思潮的博弈，既是对传承千年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根本冲击，传统服装的近代化转型深刻对映了20世纪上半叶动荡、交织、妥协和文化话语权丧失的过程[1]，也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必然发展趋势。

1 形势所需——制服率先改革

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中西方不同的思想意识和不同的文化发生了严重冲突，中国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逐渐取代陈旧的盲目排外观念，服装上的差异虽不会短时间内趋于一致，但西方合体化、便于身体活动的服装得到国内开明人士认可，显现了中国服饰西化的端倪。

1.1 国难当头，旧式军服之制率先解体

近代服饰改革是从军队制服开始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清代旧式军服，虽早已脱去盔甲，但仍以宽博为基本形制，旧军服松垮造型既不显庄严威武，又不适应操练，改穿窄小适体，灵便适宜的军服是军事训练的必须;二、军官与士兵的服装色彩差别大，军官服装色泽艳丽，很容易成为敌人目标，要求新军服具有“敌人远视，官兵莫分，军队相缝，尊卑各判”[2]的特征;三、随着国门被迫打开，国际军队交往增多，要求改革旧军服也是为了与国际军服接轨的形势所需。

问题3 把直角三角形中这个45°的角换成30°时，它的对边与邻边的比值还是一个固定值吗？改变三角形的大小，这个结论还成立吗？再换成60°呢？

2.1 消化镜检法结果 经压片镜检法确认为含有华支睾吸虫囊蚴的麦穗鱼使用胃蛋白酶消化法后，显微镜下镜检华支睾吸虫囊蚴呈圆形或椭圆形，大小为（121～150）μm×（85～140）μm，囊壁分两层，外层较厚，内层较薄，囊内蚴体可见口、腹吸盘，排泄囊大，内含黑色颗粒。活囊蚴：囊壁折光性强，且富有弹性。囊内蚴体及口、腹吸盘轮廓清晰，可见蚴体蠕动；死囊蚴：颜色发黑，囊壁有破损，囊蚴包裹的蚴体及口、腹吸盘发黑，轮廓模糊，无蚴体蠕动，见图1（封底）。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清政府就开始陆续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他们回国后，不仅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带回西方现代化的着装，特别是促进国内学生制服的产生。留学生在国外所穿的西装或学生装，令国内学校耳目一新，特别是日本学生装，一度被视为具有先进革命思想的象征。国内一些学校也转为以西裤外罩长衫中西兼容式的，甚至有学校直接采用短小合体的西式服装造型为学生制服。《奏定学堂章程》说:“近年来，各省学堂冠服一端，衰皆仿效西式，短衣皮靴，文武无别[5]。”

实验结果数据以±s表示，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多样本均数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法。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图1 清军新、旧军服比较Fig.1 Comparison of old and new military uniform of the troops in Qing dynasty

1.2 贵族统治崩溃导致服饰等级的象征性消退

跨入20世纪，是社会剧烈震荡时期，新旧交替，传统与新潮并存，随着归国留学生的不断增多，就职女性的不断扩大，民权与平等思想的不断深入宣传，外来服装逐渐被国内有一定经济能力人士所接受，人们对服装的选择日趋自由。注重身体机能与时下审美相一致的服装造型更受先锋人士所青睐。

此外，在国外留学的女子，归国后带回的饰品和服装，为国内女装的发展起借鉴作用。如上海竹枝词这样说:“商量爱作应时装，高领修裙短短裳。出色竞梳新样髻，故盘云鬓学东洋[6]。”竹枝词所讲的“高领修裙短短裳”是民初流行的一种“文明新装”。所谓“文明新装”是对传统衫裙的改良，上衣虽仍以传统的整片裁剪为主，但以合体胸围，窄下摆为时尚，衣长不及臀部，下摆多为圆弧型，袖口喇叭状，长及肘位，略绣纹样。下裙长度逐渐缩短，裙身褶量也逐步取消，穿着方式也由过去的围系褶裙转为套穿裙，将封闭的裙腰以开衩的形式打开，并在前后裙片的两侧缝入布袢，穿入棉绳，便于调节腰围尺寸，腰臀处有明显的弧度变化，如图2所示。“文明新装”以结构简洁、风格清新淡雅赢得广大女性喜爱，尤其受到女学生的欢迎。

随着科研机构不断对GPS技术进行深入研究，该技术在社会各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深入，并逐渐显现出明显的应用优势。而针对房产测绘中GPS技术的应用，主要有以下优势：（1）房产企业通过利用GPS技术，可以实现对房产测绘工作、产权登记等工作的有效管理，并建立完整的管理体系，减少了传统管理过程中不必要的工作环节，节约了管理成本，使有关工作的展开更加高效[3]；（2）通过将GPS技术与通信技术、自动化系统等技术的有效结合，使管理房产测绘工作更加简便，工作效率更高。实际上，在许多房产企业中，都采用了GPS技术与MIN相结合的方式，将所有工作流程转向数字化管理，提高了整个房产行业中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2 风尚所致——先锋人士引领时尚

孙中山领导的以争取民权、平等为核心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剪辫、放足、满人服饰被命令废除，“今者满庭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易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3]。作为满人统治象征的官场服饰一夜间失去了价值，“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4]。连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也穿起合体造型结构的西装。溥仪的着装变化足以说明泱泱“衣冠王国”日益衰落，传统服饰制度已日薄西山。民国建立后，政府特颁布《服饰条例》否定传统衣冠等级着装制，官员改穿常服，长衫取代官袍，社会上层的服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平等景象。当然，民国建立后，也存有过“改朔易服”之举，但中国服装造型结构变化的历程已启动。

2.1 新生思想促进服饰改革步伐

1905年3月，中国近代军服开始改装，兵部制定了《中国陆军官弁服章》。至此，新军服正式取代传统军服，军队服制开始西化。当时有报道说:“京师练兵处近议定:兵丁装束衣帽参照德日两国式样，将来各营一律改装，已拟定衣帽、旗帜、车帐各样式进呈。闻该处当差各员无论文武，现拟改服军装，将头发盘起，以振尚武精神云[2]。”新军服强调合体性，采用翻立领，钉纽扣，前后片、袖片分开方式进行裁剪，上衣与胯骨平齐，与之相配的裤子也趋向合体，采用西裤的分片裁剪，减少上档长度，缩小腿管围度，一改“一条布袋子式的裤子”的拖沓形象，为新军服注入一股威严、端庄新风，如图1所示。

民国颁布的服饰制度虽是以平等为原则，但并没有突破上下阶层的服饰隔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即使穷困潦倒，也不肯脱下身上象征知识分子形象的长衫，不愿混同于象征底层民众的“短衣帮”。长衫、短褂标志着两个分界清楚的阶层，可见服饰不平等性不是短时间内通过政治制度的确立所能改变的。

图2 民初传统女装、文明新装对比Fig.2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women's dress and civilized new costume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2.2 个性解放推动服装多样化发展

“五四运动”前后，伴随着解放思想的口号展露个性成了大都市女性的时髦装扮。与此同时沿海都市服装业的蓬勃发展直接影响女子服饰变化的节奏，女装变化莫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华。如民国初流行的上衣袄子的高领竟变为无领，这是传统观念所无法接受的，因为松垮的领型或无领均可能露出胸部，保守派悲叹:世风日下，伤风败俗。赞扬者则认为:“近来沪滨女郎，多着不领之衣，此余昔日与友人推想所及者，以东西各国尽若此也。否则层层密领既遮其蝤蛴之领，与美观不合，且喉咙忌热，于卫生尤不宜[7]。”时兴一阵后，在1921年又恢复有领，但“领则矮至四五分”[8]。无论赞成，还是反对，这类冲破世俗审美的服装却越演越烈，并影响到其他服装的造型，如旗袍的下摆和开衩的高低变化，旗袍的开衩一度提高到胯下，裸露的双腿时隐时现，袖子也不断的变短，直至无袖，使双臂完全裸露。这种勇于展示肢体美的服装实际上体现了妇女个性解放、勇于突破传统束缚。

总的来说，辛亥革命后人们的服饰异彩纷呈。“西装东装、满装汉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言状”[9]，“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效妓女。”[10]传统的贵贱之分、夷夏之辫、男女有别，逐渐消失在追新求异、个性解放的浪潮中。

3 商业发展——流行文化倡导主流

式中：Pe为根据最高车速确定的电动机功率；M为汽车满载质量；g为重力加速度；f为滚动阻力系数；umax为最高车速；CD为空气阻力系数；A为迎风面积；Pimax为根据最大爬坡度确动定的电机功率；ua汽车低速爬坡车速，这里取20km/h；imax为最大爬坡度；Ptmax为根据加速时间确定的电机功率；δ为旋转质量换算系数，计算时取值1.04。

3.1 崇洋之风促使服装造型结构欧化

沿海大都会，衣饰欧化的追求成为都市亮丽的风景。大量进口的西洋衣料及服装日新月异。争奇斗艳，更有时装表演，为效穿西服推波助澜。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接受，可见一斑[11]。“以洋为尚”逐渐成为整个社会风气，“洋布、洋伞、洋鞋、呢帽之类的洋货，在上层人物的身上及他们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4]。

崇洋必定造成大量资金外流，如何发展本国经济，抵制洋货提倡国货是唯一路径。“国货年”应运而生，很多国货厂商开办大规模国货展销活动，期望国货能取代洋货。并在1930年的第三届“国货年”中举办“国货时装展览会”，但尴尬的是服装的样式大规模仿照当时时髦女性的西化穿着，可见“着洋装”这一符号并未在国货年运动中削弱，反而因为模仿，使西式服装更加风靡。

至民国政府建立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为新政府所借鉴和推行，并取得一定的成效，特别是沿海都市商业有较大的繁荣发展，都市的繁荣促进市民对于衣服饰品的重视，促进新的衣着消费观和社会风气。人们的穿着受西方文化及现代风气影响，呈现前所未有的自由化。有争相以西化为时尚者，也有挖掘传统衣着风格再构造者，更有传统中装坚决拥护者。

3.2 求同存异促进中西服装造型结构相融合

洋货的大肆入侵及“五卅惨案”的爆发，国民在消费上有所觉醒，其实早在“五四运动”之后，民族情绪高涨，知识界鉴于女性服饰趋洋化便开始考虑往传统着装风格中挖掘中国女性文化身份，旗袍复兴渐露端倪并越演越烈，逐渐为大多数女性所选择。此时盛行的旗袍并非满人所穿的旗袍，而是受西方立体裁剪影响的改良旗袍。与传统旗袍造型相比，改良后的旗袍更注重女性的生理机能，主要区别是减少了传统服装妨碍其自由活动的部分，如收紧腰身缩小袖口，减少滚边等装饰手法，并借用胸省和腰省等西式服装裁剪技法，使服装更加贴体，此外绱袖及肩缝的出现，使手臂活动更加自由腋下部位更贴体。女装造型展现曲线美的突破不仅是近代服装裁剪技术的更新，更主要是西方审美思想的深入影响，更是中国传统女性勇于冲破封建传统的桎梏[12]。

妇女旗袍的复兴与男子盛行的中山装同时并进，非但无巧合因素，更是反映当时民族主义者斗志高昂，情绪高涨。中山装源于孙中山先生提出“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13]思想下结合西装的贴身、干练改革而成的。伴随着北伐形势的转好及“国货年”运动的开展，中山装畅行一时。1929年4月16日，民国政府颁布《服制条例》，将中山装规定为男公务员制服:“齐领方角，对襟长过腹，左前襟缀暗袋二，右前襟下端缀暗袋一，袖长至手脉，质用朴素之丝麻棉毛织品，色冬黑夏白，纽扣五[14]。”

3.3 简便服装造型引领社会新风尚

20世纪以来，穿西装、时装虽为时髦，但这种时髦现象只集中在东部大都市，为少数人所追捧。全国多数民众的服饰还是以中装为主，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他们还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根本没条件去改进自己的服装。随着解放运动的不断开展，社会底层的人民可以彻底翻身做主人，简单、朴素的服饰观成为社会主流。着装者身份差别越来越模糊，服装呈现统一化趋势。比如中山装既可为“干部装”、也可演绎为“百姓装、学生装”，它们的造型结构近乎相同，均为三开身及衣、袖分开缝制的西式服装裁剪方法。

与20世纪20、30年代服装的多样化发展相比，1945年后，整个社会服饰发展趋势在削减，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社会风尚大变，时髦、华丽、讲究、昂贵的服饰近乎消失。究其原因主要受三个方面影响:一、经济状况。战争的连绵不断，经济发展几乎停滞。二、政治方向。新政权的建立来之不易，是多年与旧政权浴血奋战获得的，保持俭朴风尚对巩固新政权有积极作用。三、俭朴风尚。在广大群众眼里，习惯将时髦装扮与奢侈生活联系在一起，新政府建立政权由普通老百姓掌握，倡导简单、实用的着装与他们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一致，变化丰富的流行服装逐渐演变以艰苦朴素为时尚的服饰观。

4 结语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变化翻天覆地，对中国服装造型尤其女性服装造型结构的变革产生了巨大冲击，服装的发展冲出封建社会的樊篱。一度的发展曾与欧美的流行趋势相距不远，但抗日战争的爆发，女装造型结构的发展戛然而止。新中国成立后俭朴风尚促使着装转为整齐划一的制服式。回顾20世纪初服装的变迁不难看出其变幻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观念、社会风尚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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