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承洲

（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081）

一

小说是一种叙事文体，特别是古代白话小说，起源于说话艺术，主要是叙述故事。但古代小说家并不排斥议论，标志着中国小说成熟的唐传奇就有部分作品在写完故事之后，要发几句议论。如李公佐《谢小娥传》叙述完小娥只身报杀父、杀夫之仇的故事后，作者写到：“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元稹《莺莺传》写完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悲剧后，作者云：“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唐传奇在篇末发议论尚不多见。话本小说中的议论比唐传奇更为普遍，作者在入话和篇末经常发议论。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开篇是一首诗，接着是简短的议论：“这四句，乃昔人所作《弃妇词》，言妇人之随夫，如花之附于枝；枝若无花，逢春再发；花若离枝，不可复合。劝世上妇人事夫尽道，同甘同苦，从一而终；休得慕富嫌贫，两心三意，自贻后悔。”又如《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也是开篇为诗，随后是议论：“话说人世婚姻前定，难以强求。不该是姻缘的，随你用尽机谋，坏尽心术，到底没收场。及至该是婚姻的，虽是被人扳障，受人离间，却又散的弄出合来，死的弄出活来。”但是，无论是唐传奇还是话本小说，议论都是三言两语，百十来字，叙事才是小说的主要内容。

李渔是一位极富创新意识的作家，他写话本小说，就有多方面的出新。其中之一就是议论与前代话本大不相同。他的话本议论之多，在话本小说乃至白话小说中首屈一指。李渔充分利用话本小说的文体优势，在入话、结尾处大发议论。一篇话本大多有三处大段的议论，一处在开篇诗词之后，一处在头回之后，一处在正话之后。以《无声戏》第一回《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为例，开篇一首七律诗，然后是一大段姻缘错配，红颜薄命的议论，下面讲了一个恶人死后被阎王罚做绝标致妇人的故事作头回。紧接着又讲红颜薄命的道理，才进入正话。正话之后，又发了一通劝诫配了丑夫的女人不要求全责备，娶了美妻的男人要敬爱娇妻的议论。三段议论相加，一千三百多字。《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开篇一首【忆秦娥】词，接着是一通风流子弟要才貌双全，“才貌二字虽然并称，毕竟才字在貌字之前”，然后是头回，下面又是一段“若还有才有貌，又能循规蹈矩，不做妨伦背理之事，方才叫做真正风流”的高论，正话之后，又就吕哉生“不为才貌所误”发表议论。三段议论，也有一千二百多字。李渔话本议论多、篇幅长不是个别现象，还可以举出不少例证。

在入话和篇末发议论，符合话本小说体制的要求，李渔话本的议论，并不限于入话和篇末，渗透到话本的方方面面，在正话中也经常发议论，写到一些重要关目，李渔便要跳出来说几句。在《鹤归楼》中，议论随处可见。段玉初、郁子昌不想出仕，却双双连捷，李渔写到：“不想文章的造诣，与棋力酒量一般，低的要高也高不来，高的要低也低不去，乡会两榜，都巍然高列。”官尚宝调换亲事，将亲生女儿配了二甲的郁子昌，将侄女嫁给三甲段玉初，李渔说：“可见天下之事都有个定数存焉，不消逆虑。”郁子昌在外料理军饷，百般劳苦，加上日夜思念娇妻，容貌衰老很快，李渔写到：“当不得这位少年，他生平不爱功名，只图快乐，把美妻当了性命，一时三刻也是丢不下的。又兼那位妻子极能体贴夫心，你要如此，她早已如此；枕边所说的话，被中相与之情，每一想起，就令人销魂欲绝。所以郁子昌的面貌，不满三年，就变做苍然一叟，髭须才出就白起来。”李渔在入话中奉劝世人“要晓得别离二字，虽不是乐，但从别离之下，又深入一层，想到那别无可别、离不能离的苦处，就觉得天涯海角，胜似同堂，枕冷衾寒，反为清福。”这一意图是通过段玉初夫妇的故事表达出来的，郁子昌是一个反例，所以李渔在正话中迫不及待地说出来。《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写杨村坞的女旦有“三许三不许”，讲完之后，李渔就有一段议论：“男子见妇人，就如馋人遇酒食，只可使他闻得，不可容他下箸，一下了箸，就不觉兴致索然，再要他垂涎咽唾，就不能够了。”这番议论意在说明杨村坞的女旦为何“三许三不许”。作为一位主体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李渔在话本创作中随时出面发议论，形成了独特的夹叙夹议的叙事风格。

李渔还借小说中人物之口发议论，在《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中，费隐公用守寡、改嫁的办法来制服妒妇，曾对懦夫穆子大说过这样一番话：“他起先不容你娶妾，总是不曾做过寡妇，不知绝后之苦，一味要专宠取乐，不顾将来。只说有饭可吃，有衣可穿，过得一世就罢，定要甚么儿子？如今做了寡妇，少不得要自虑将来，得病之际那个延医，临死之时谁人送老？自己的首饰衣服、粮米钱财，付与何人？少不得是一抢而散。想到此处，自然要懊悔起来。”这番议论，既是费隐公给穆子大解释他的治妒之法，又是分析妒妇淳于氏洗心革面的原因，也不妨看做李渔告诫妇人不要嫉妒的逆耳忠言。在前面提及的《鹤归楼》中，段玉初离家之前对新婚妻子十分绝情，李渔通过段、郁对话作出解释：“我和她两个平日甚是绸缪，不得已而相别，若还在临行之际又做些情态出来，使她念念不忘，把颠鸾倒凤之情形诸梦寐，这分明是一剂毒药，要逼她早赴黄泉。万一有个生还之日，要与她重做夫妻也不能够了。不若寻些事故，与她争闹一场，假做无情，悻悻而别，她自然冷了念头，不想从前的好处，那些凄凉日子就容易过了。”虽说是人物语言，实际上代表了李渔的观点。

李渔话本的结构也带有明显的议论文的特点：入话提出论点，正话用事实论证，篇末归纳出结论。《鬼输钱活人还赌债》入话中提出赌博败家的观点：“如今世上的人迷而不悟，只要将好好的人家央他去送。起先要赢别人的钱，不想到输了自家的本；后来要翻自家的本，不想又输与别人的钱。输家失利，赢家也未尝得利，不知弄它何干？”正话便讲王竺生被人诱骗赌博，输掉了父亲辛苦挣下的田地、房产，还气死了亲生父母的故事，作为赌博败家的活生生证据。最后得出结论：“可见赌博一事，是极不好的。不但赢来的钱钞，做不得人家；就是送去了人家，也损于阴德。……奉劝世人，三十六行的生意，桩桩做得，只除了这项钱财，不趁也好。”《丑郎君怕娇偏得艳》开篇诗后，就是一段红颜薄命的议论：“不是因她有了红颜，然后才薄命；只为她应该薄命，所以才罚做红颜。但凡生出个红颜妇人来，就是薄命之坯了，哪里还有好丈夫到她嫁，好福分到她享？”头回讲了一个极恶之人被阎王罚做绝标致的妇人，嫁给一个极丑陋男子的“鬼话”。正话写三个绝代佳人先后阴差阳错地嫁给内才不济、相貌极丑的阙里侯为妻。写完正话，李渔特别强调：“这岂不是美妻该配丑夫的实据？”作者写这一故事的目的，是要“把一桩实事，演做正文，不像以前的话，出于阎王之口，入于判官之耳，死去的病人，还魂说鬼，没有见证的。”也就是说，李渔要用实事作为见证，证明其红颜薄命的高论。最后的结论对开篇的观点稍作休整：“我这回小说也只是论姻缘的大概，不是说天下夫妻个个都如此。只要晓得美妻配丑夫倒是理之常，才子配佳人反是理之变。处常的要相安，处变的要谨慎。”

二

李渔凡事喜欢求新求奇，光绪《兰溪县志》载：李渔“性极巧，凡窗牖、床榻、服饰、器具、饮食诸制度，悉出新意，人见之莫不喜悦，故倾动一时。”文学创作更是如此，“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戏曲小说不仅情节要脱前人窠臼，语言也要意取尖新。“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则列之案头，不观则已，观则欲罢不能；奏之场上，不听则已，听则求归不得。”李渔话本的议论立论大胆，新颖别致，常常发前人所未发，发前人所不敢发。他在《夺锦楼》的入话中说：“这番议论无人敢道，须让我辈胆大者言之，虽系末世之言，即使闻于古人，亦不以为无功而有罪也。”这段话虽是针对《夺锦楼》的议论而言，实际上代表了一部分李渔话本议论的特点。《夺锦楼》议论的惊人之处在于，李渔承认，人人都有嫌贫爱富的势利心肠。他说：“做父母的，那一个不愿儿女荣华，女婿显贵？他改许之意，原是为爱女不过，所以如此，并没有什么歹心。只因前面所许者或贱或贫，后面所许者非富即贵，这点势利心肠，凡是择婿之人，个个都有。但要用在未许之先，不可行在既许之后。”发完这番高论之后，李渔担心自己出格的言论招致世人的非议和指责，还得加以说明和辩解。

这种不合时人看法的议论，在李渔话本中并非个别现象。《连城璧》第十二回《贞女守贞来异谤 朋侪相谑致奇冤》提出齐家比治国更难，“这首诗是说齐家一事，比治国更难。治国的人，遇了是非曲直之事，可以原情而论，据理而推。情理上说不去的，就把刑罚加他，那怕他不服服贴贴？至于齐家的人，遇了是非曲直之事，只好用那调和鼎鼐的手段调剂拢来，使他是者忘其是，非者忘其非，曲者冥其曲，直者冥其直，才能够使一门之内，尽奏雍熙，五伦之中，不生变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礼记》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按《礼记》的说法，“家齐而后国治”，治国比齐家更难。李渔却从情理入手，得出了齐家比治国更难的结论，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非常明显，而李渔标新立异的倾向昭然若揭。

古代的百姓深受贪官污吏的压榨之苦，他们憎恨贪官，企盼青天大老爷，反映在戏曲小说创作中，则是颂扬为民请命的清官，谴责鱼肉百姓的贪官成为最常见的主题。在李渔的话本中，却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美男子避惑反生疑》入话云：“这首诗是劝世上做清官的，也要虚衷舍己，体贴民情，切不可说‘我无愧于天，无怍于人，就审错几桩词讼，百姓也怨不得我’这句话。那些有守无才的官府，个个拿来塞责，不知误了多少人的性命。所以怪不得近来的风俗，偏是贪官起身有人脱靴，清官去后没人尸祝。只因贪官的毛病有药可医、清官的过失无人敢谏的缘故。”李渔谴责官员刚愎自用、草菅人命没错，但将这类官员作为清官的代表而否定所有清官，甚至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结论不能成立。李渔之所以如此立论，难逃标新立异的指摘。

乞丐肯定不是什么高尚的职业，老弱病残不论，青壮年不自食其力，靠乞讨为生，显然有好逸恶劳之嫌。李渔在《连城璧》第三回《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入话中极力赞美乞丐：“世上人做了叫化子，也可谓卑贱垢污不长进到极处了，为甚么还去称赞他？不知讨饭吃的这条道路虽然可耻，也还是英雄失足的退步，好汉落魄的后门，比别的歹事不同。……从来乞丐之中，尽有忠臣义士、文人墨客隐在其中，不可草草看过。至于乱离之后，鼎革之初，乞食的这条路数，竟做了忠臣的牧羊国，义士的采薇山，文人墨客的坑儒漏网之处，凡是有家难奔、无国可归的人，都托足于此。”经历过明清鼎革的李渔，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明朝遗民、文人墨客有家难奔、无国可归，不少人自杀、出家，做乞丐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在这里，与其说李渔赞美乞丐，不如说在赞美忠臣义士。

李渔读书爱独立思考，不愿盲从旧说，经常发表新见。李渔有一部史学著作，名《笠翁别集》，常有惊人之论。“当其读时，偏喜予夺前人，曲直往事；其所议论，大约合于宋人者少，而相为掎角者众。”《论项羽不渡乌江》云：“羽之不渡乌江，疑为亭长所执。”“汉兵追项羽至乌江，则乌江片土，必非鸡犬不惊之地。亭长何人，能不随众避兵，而尚舣船以待，且为甘言以诱之乎？虽曰非奸，吾不信也。”汉人记载项羽是在乌江自刎而死，李渔怀疑为“亭长所执”。《论晋武帝之得天下》云：“司马昭父子之篡魏，其悖逆不道，三尺黄口皆知之矣。然论者皆谓昭、炎之罪，过于操、丕，予窃以为不然。夫晋之篡魏，非创举也。殷受夏，周受殷，夫有所受之耳。魏得天下于汉，既以臣而弑君矣，能保后代之臣，无一效先王之懿范而蹑其芳轨者乎？是昭之弑君，魏武教之；炎之篡位，曹丕教之。然则昭与炎者，非魏之逆臣，乃魏之肖子也。”史家与时人均谴责司马昭父子篡魏，李渔却说司马氏“非魏之逆臣，乃魏之肖子”。王望如评曰：“昭与炎为魏肖子，此论最奇，亦最确！”陆敬安对李渔的诗文评价甚低，独于其史论另眼相看，《冷庐杂识》卷四：“惟史论二卷，持论较胜。……此等议论，殊有见地，过《一家言》远矣。”读史存疑、不尽信书，几乎成了李渔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也带到了话本创作中，在议论中也不盲从他人，时有新论。

三

李渔写小说，经常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作素材，写自寓式人物，在这类小说中，作者常常借议论抒发人生感慨，书写文人雅趣。李渔曾经经历过明清鼎革的战乱，居乡避乱。虽然后来为生计所迫，移居城市，却一直怀念、向往乡间生活。在《闻过楼》中，李渔发过这样一番议论：“古语云：‘小乱避城，大乱避乡。’予谓无论治乱，总是居乡的好；无论大乱小乱，总是避乡的好。……予生半百之年，也曾在深山之中做过十年宰相，所以极谙居乡之乐。如今被戎马盗贼赶入市中，为城狐社鼠所制，所以又极谙市廛之苦。你说这十年宰相是哪个与我做的？不亏别人，倒亏了个善杀居民、惯屠城郭的李闯，被他先声所慑，不怕你不走。”李渔居乡避乱，并非避闯贼，而是避清兵，这在他晚年所著《闲情偶寄》中有明确交待，怀念乡居生活则是他的真实想法。《闲情偶寄》卷六载：“追忆明朝失政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夏不谒客，亦无客至，匪止头巾不设，并衫履而废之。或裸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偃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洗砚石于飞泉，试茗奴以积雪；欲食瓜而瓜生户外，思啖果而果落树头，可谓极人世之奇闻，擅有生之至乐者矣。”李渔居乡期间，写了不少诗歌，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居乡的心情。《伊园十便》有序云：“伊园主人结庐山麓，杜门扫轨，弃世若遗。有客过而问之曰：‘子离群索居，静则静矣，其如取给不便何？’主人对曰：‘余受山水自然之利，享花鸟殷勤之奉，其便实多，未能悉数，子何云之左也？’客请其目，道人信口答之，不觉成韵。”“十便”为耕便、课农便、钓便、灌园便、汲便、浣濯便、樵便、防夜便、吟便、眺便，尽是乡居的好处。

李渔喜爱花草，《闲情偶寄》著有《种植部》，讲述各种花草树木的特点与种植方法。尤其喜爱莲花，“吾夏季以此为命者，非故效颦于茂叔，而袭成说于前人也；以芙蕖之可人，其事不一而足。请备述之。……自荷钱出水之日，便为点缀绿波，及其劲叶既生，则又日高一日，日上日妍，有风既作飘摇之态，无风亦呈袅娜之姿，是我于花之未开，先享无穷逸致矣。迨至菡萏成花，娇娇欲滴，后先相继，自夏徂秋，此时在花为分内之事，在人为应得之资者也。及花之既谢，亦可告无罪于主人矣，乃复蒂下生蓬，蓬中结实，亭亭独立，犹似未开之花，与翠叶并擎，不至白露为霜，而能事不已。此皆言其可目也。可鼻则有荷叶之清香，荷花之异馥，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李渔爱莲，并非始于晚年，在话本《宜春楼》的入话中，便谈过他的这种雅好：“世间可爱的花卉不知几千百种，独有荷花一件更比诸卉不同：不但多色，又且多姿；不但有香，又且有韵；不但娱神悦目，到后来变作莲藕，又能解渴充饥。……自少至老，没有一日空闲、一时懒惰。开花放蕊的时节，是她当令之秋，那些好处都不消说得，只说她前乎此者与后乎此者。自从出水之际，就能点缀绿波，雅称荷钱之号。未经发蕊之先，便可饮漱清香，无愧碧简之誉。花瓣一落，早露莲房。荷叶虽枯，犹能适用。这些妙处，虽是她的绪余，却也可矜可贵。”不仅对莲花特点的认识一致，甚至连一些语句也相同，数十年李渔爱莲之心不改。

李渔出生在商人之家，明清鼎革之后，移居杭州后卖文为生，实际上是行走在市井之中，先是与书坊、戏班打交道，晚年到金陵，索性自己开书坊刻书、卖书，组家班打抽丰，市井之中尽有文人之营生，他对市井与商人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在《萃雅楼》中，他发过这样一段议论：“市廛乃极俗之地，花卉有至雅之名，雅俗二字从来不得相兼，不想被卖花之人趁了这主肥钱，又享了这段清福，所以诗中的意思极赞羡他。生意之可羡者不止这一桩，还有两件贸易与他相似。哪两件？书铺，香铺。这几种贸易合而言之，叫做‘俗中三雅’。……还有一件生意最雅，为什么不列在其中？开古董铺的，叫做‘市廛清客’，冒了文人，岂不在三种之上？只因古董铺中也有古书，也有名花，也有沉檀速降，说此三件，古董就在其中，不肯以高文典册、异卉名香作时物观也。”花铺、书铺、香铺、古董铺，乃“俗中四雅”，此乃李渔人生经验之总结。

李渔前辈作家在话本创作也发议论，但这些议论都是围绕小说的人物与情节而发，很少脱离作品发人生感慨。《醒世恒言》中有一篇小说《徐老仆义愤成家》，写义仆徐阿寄对主子忠心耿耿，帮助孤孀主母挣起天大家事的故事。小说在头回之后有一段简短的议论：“劝谕那世间为仆的，也学这般尽心尽力做家做活，传个美名。莫学那样背恩反噬，尾大不掉的，被人唾弃。”此番议论，完全是就阿寄的行为而发，没有半句脱离主旨。《拍案惊奇》卷之三《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写刘东山自恃武艺高强，夸口不曾遇到对手，结果被一少年戏弄。小说开篇便是议论：“话说天地间，有一物便有一制，夸不得高，恃不得强。”结尾也有几句议论：“可见人生一世，再不可自恃高强。那自恃的，只是不曾逢着狠主子哩。”都是由刘东山的故事引发的感慨。李渔上述议论，基本游离了话本的情节与主旨，谈论自己的志趣与好尚，彰显其小说的艺术个性。

从宋元说话艺术到明中叶之前的话本小说，受众主要是市民，他们到勾栏瓦舍听艺术讲唱故事，或购买话本小说阅读消遣，最看重的是其中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随着文人作家参与话本创作，话本文人化程度越来越高，话本读者群也悄然发生变化，一大批文人读者也喜爱上话本。文人读者的阅读趣味与欣赏水平与市民读者不完全相同，文人读者不仅希望读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也乐意接受一些富有见地的观点。李渔的话本创作显然适应了读者群体的变化，在话本中大谈文人雅趣，可以满足文人读者的审美需求。

四

在小说中发议论是非常危险的，它不像叙事那样具有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很容易流于说教，让人生厌，或者艰深晦涩，味同嚼蜡。李渔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话本的议论写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李渔谈到戏曲词采时，提出了“贵浅显”、“重机趣”的主张。他说：“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尤其不能“有道学气”，“非但风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当以板腐为戒，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李渔认为，话本是“无声戏”，“稗官为传奇蓝本”。戏曲和小说具有相似性。李渔对戏曲词采的要求，同样适合于话本，容易流于艰涩和板腐的话本之议论，尤其要“贵浅显”、“重机趣”。

李渔的主张并非无的放矢，清初话本中的板腐与道学气俯拾即是。《醉醒石》第一回《救穷途名显当官 申冤狱庆流奕世》开篇就是板腐的议论：“《易传》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言祸福惟人自召，非天之有私厚薄也。然积善莫大于阴，积不善亦莫大于阴。故阴骘之庆最长，阴毒之报最酷。”无非是一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教。更不用说稍后的冬烘先生草亭老人在其话本集《娱目醒心编》中，几乎篇篇都有迂腐的说教。卷十一《诈平民恃官灭法 置美妾借妓营生》，故事基本上是剽窃《石点头》中的《贪婪汉六院卖风流》，开篇的议论却出自他本人之手：“昔管子说得好：‘礼义廉耻，是为四维。’孟氏有言：‘无羞耻之心，非人也。’可见这点廉耻之心，是最要紧的。苟不顾廉耻，但把一生精神智虑都用在铜钱眼子里，必至无所不为，害得人家冰消瓦解，弄得自己身败名裂。”李渔绝非学究式的文人，他写小说是有商业目的的，板腐的议论和说教不会得到市民读者的认可，浅显和机趣才有实现其商业价值的可能。

李渔著书，一向深入浅出，即便是写给文人阅读的《闲情偶寄》，也像与朋友聊天，娓娓道来，如家常口语一般。写给文人与市民同看的话本小说，口语化程度更高，议论也是如此。《奉先楼》入话，李渔劝人吃半斋：“何谓半斋？肉食之中，断了牛、犬二件，其余的猪、羊、鹅、鸭，就不戒也无妨。同是一般性命，为什么单惜牛、犬？……牛、犬二物，是生人养命之原，万姓守家之主。耕田不借牛力，五谷何由下土？守夜不赖犬功，家私尽为盗窃。有此大德于人，不但没有厚报，还拿来当做仇敌，食其肉而寝其皮，这叫做负义忘恩，不但是贪图口腹。所以宰牛屠狗之罪，更有甚于杀人；食其肉者亦不在持刀执梃之下。”不吃牛犬，是李渔的一贯主张，在《闲情偶寄》卷五《饮馔部》中，谈到牛犬时说：“以二物有功于世，方劝人戒之之不暇，尚忍为制酷刑乎？”在入话中，李渔就像面对食牛犬者，苦口婆心地劝诫世人勿食牛犬，即便是市民农夫也不难理解其语言及道理。

李渔话本的议论，并非不用典故，“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合影楼》入话有这样一段议论：“儒书云：‘男女授受不亲’，道书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这两句话极讲得周密。男子与妇人亲手递一件东西，或是相见一面，他自他，我自我，有何关碍，这等防得森严？要晓得古圣先贤也是有情有欲的人，都曾经历过来，知道一见了面，一沾了手，就要把无意之事认作有心，不容你自家做主，要颠倒错乱起来。”“男女授受不亲”，语出《孟子》，是明清时期统治者极力宣扬的道德准则，实为“耳根听熟之语”，李渔似乎还怕有人不明白，还要详细讲解一番。

议论要有机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语言大师，李渔有这种本事，本来平淡无奇的道理，一经李渔阐发，就叫人忍俊不住。《无声戏》第十回《移妻换妾鬼神奇》写一家妻妾争风吃醋的故事，李渔开篇有一段很长的醋论：“人只晓得醋乃妒之别名，不知这两个字也还有些分辨。妒字从才貌起见，是男人、女子通用得的；醋字从色欲起见，是妇人用得着、男子用不着的。虽然这两个名目同是不相容的意思，究竟咀嚼起来，妒是个歪字眼，醋是件好东西。……要晓得争锋争得好，夺宠夺得当，也就如调和饮食一般，醋用得不多不少，那吃的人就但觉其美而不觉其酸了；若还不当争而争，不当夺而夺，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就如性喜吃酸的妇人安排饮食，只向自己的心，不管别人的口，当用盐酱的都用了醋，那吃的人，自然但觉其酸而不觉其美了。……究竟妇人家这种醋意，原是少不得的。当醋不醋，谓之失调；要醋没醋，谓之口淡。怎叫做当醋不醋？譬如那个男子，是姬妾众的，外遇多的，若有个会吃醋的妻子钳束住了，还不至于纵欲亡身；若还见若不见，闻若不闻，一味要做女汉高，豁达大度，就像饮食之中，有油腻而无虀盐，多甘甜而少酸辣，吃了必致伤人，岂不叫做失调？怎叫做要醋没醋？譬如富贵人家，珠翠成行，钗环作队，若有个会吃醋的妻子夹在中间，愈加觉得津津有味。若还听我自去，由我自来，不过像个家鸨母迎商奉客。譬如饮食之中，但知鱼肉之腥膻，不觉珍馐之贵重，滋味甚是平常，岂不叫做口淡？只是这件东西，原是拿来和作料的，不是拿来坏作料的。……陈醋是大吃小的，新醋是小吃大的。做大的醋小，还有几分该当，就酸也酸得有文理。况且她说的话，丈夫未必心服，或者还有几次醋不着的。惟有做小的人，倒转来醋大，那种滋昧，酸到个没理的去处，所以更觉难当。况且丈夫心上，爱的是小，厌的是大。她不醋就罢，一醋就要醋着了。”不等读完全篇醋论，杜浚便情不自禁地批到：“绝妙一篇醋论！”妙就妙在李渔将作为女人嫉妒的醋与作为调味品的醋联系起来，相互为喻，引发出诸多妙论。先说醋与妒的区别，“妒是个歪字眼，醋是件好东西。”再说吃醋要适可而止，“争锋争得好，夺宠夺得当。”最后说陈醋与新醋，陈醋酸得有理，新醋酸得无理。李渔沉醉在他的绝妙醋论之中，思如泉涌，尽情发挥。等到写完小吃大的“新醋”故事之后，才发现故事的主旨与其开篇的醋论不符，于是在结尾回过头来重新更正自己的醋论：“我这回小说，不但说做小的不该醋大，也要使做大的看了，晓得这件东西，不论新陈，总是不吃的妙。……世间的醋，不但不该吃，也尽不必吃。我起先那些吃醋的注解，原是说来解嘲的，不可当了实事做。”原来醋论是给读者“解嘲”的，尽管他不符小说主旨，还是不删不改，置于篇首，供读者欣赏。

李渔追求议论的机趣，不惜脱离故事及其主题，穿插一段有趣的议论。在写完《夏宜楼》的入话之后，突然插入这样一段文字：“我往时讲一句笑话，人人都道可传，如今说来请教看官，且看是与不是：但凡戏耍亵狎之事，都要带些正经，方才可久。尽有戏耍亵狎之中，做出正经事业来者。就如男子与妇人交媾，原不叫做正经，为什么千古相传，做了一件不朽之事？只因在戏耍亵狎里面，生得儿子出来，绵百世之宗祧，存两人之血脉，岂不是戏耍而有益于正，亵狎而无叛于经者乎！”李渔自己也意识到这段议论与小说所写婚恋故事没有关系，就此解释：“因说荷花，偶然及此，幸勿怪其饶舌。”

〔1〕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冯梦龙.古今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凌濛初.拍案惊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李渔.连城璧全集〔M〕.李渔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5〕李渔.十二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6〕李渔.无声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7〕李渔.李渔全集（第十二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8〕李渔.闲情偶寄〔M〕.李渔全集（第十一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9〕礼记正义（卷六十）〔M〕.十三经注疏（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李渔.笠翁别集〔M〕.李渔全集（第一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11〕李渔.笠翁诗集〔M〕.李渔全集（第一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12〕冯梦龙.醒世恒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13〕素轩.合锦回文传（第二卷）〔M〕.李渔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14〕东鲁古狂生.醉醒石〔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15〕草亭老人.娱目醒心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