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炜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是指那些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后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与《庄子》所说的“小说”含义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古代，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始终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二者仍然是接近的。然而，随着现代性概念在中国的引入，小说之前被冠以“现代”之后，这一创作体裁不但迅速登上了大雅之堂，还切切实实地发挥出了其“以干县令”的强大功能。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小说被赋予了神圣教化民众启蒙众生的职责，从梁启超到陈独秀，从胡适到鲁迅，都很重视文学特别是小说对大众的“教化”作用。由此，现代中国文学步入了“泛小说”和“大小说”的时代。

何谓“大小说”?“大小说”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命名为“人类学小说”，这种小说“涵盖了一个无尽的可能性系统。与之以往的以情节织体为主的小说方法比较，这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开放体系。”那么，“大小说”“大”在何处?我以为，这里的“大”不仅是小说的题材和创作手法，更主要的是指小说所展现出来的气象和社会作用。在这两个方面，“小”说的“大”作用的确不可小觑。小说虽“小”，但它可以折射大时代、大政治、大命运。在“乡土中国三部曲”特别是长篇小说《后土》创作过程中，我有意识地让这部新乡土小说带上“大小说”的色彩。

小地方大中国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有一种方法叫做类型比较法。费孝通在《云南三村》一书中谈到这种研究方法时这样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它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了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过程，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和不同的其他地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与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和模式了。这也是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换言之，只要我们对一个小型社区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研究，那么我们的作品就能够展示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性特点。无独有偶，大江健三郎曾经提出“村庄=国家=小宇宙的森林”的观点。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所说的也正是此义吧。

和“乡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富矿》一样，《后土》同样取材于苏北鲁南，书写的是一个小村庄——麻庄的故事。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庄，位于苏鲁大平原的腹地。三十六年前，我在那里出生。十六年前，我离开了那里，去往城市。我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中读书、工作、谋生和写作。从此，除了清明和春节，我每年回到那里的时间极为有限。然而，我知道自己从未离开过那个村庄，因为那里是我出生的“血地”。那里，已经成为了我创作的永远的精神出发地:“多少次，我在梦中回到那里。我像一只小鸟，在村庄的上空一次又一次地盘旋着，俯视着。村北的小龙河，村南的马鞍山，村东的果园和苇塘，村西广袤的大平原……这些，一次又一次地在我的梦中出现，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在我的笔下复现、还原”。

在为《扬子江评论》杂志撰写介绍《后土》的文章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还乡。《富矿》是如此，《后土》更是如此。与我的所有农村题材的书写一样，这部小说呈现的依然是我所熟知的生活在家乡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因此，在小说中，他们的念想和追求，他们的命运和遭遇，他们的生活和情绪，都是具体可感的，都是浸染着我生命的体温的。我深深地爱着那个村庄，爱着那片广袤的土地。我清醒地知道，村庄以及村庄所在的苏北鲁南大平原将成为我终生创作的文学地标，我将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中，对它们顶礼膜拜。”之所以这样说，源于我对自己创作资源的清醒认识，我觉得书写村庄就是书写乡土中国。我所写到的这个小小的麻庄是苏北鲁南的一个村庄标本，而作为小地方的苏北鲁南又是大中国的一个缩影。

苏北鲁南顾名思义就是指山东南部与江苏北部相连的地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所书写的苏北鲁南是狭义上的苏鲁大平原，具体说包括山东南部(主要是枣庄)和江苏北部(主要是徐州)。在我看来这里正是中原大地的主体，我一直认为这个地方是中国“东部地区”里的“西部地区”。为什么这样说呢?鲁南是山东最穷的地方，苏北也是江苏最穷的地方，两个地方合在一起，就是东部发达省份里的欠发达地区，所以我说它是“东部地区”里的“西部地区”。

我之所以把苏北鲁南作为反映乡土中国的文学地标和文学地理，一方面，我的老家在枣庄，属于山东南部，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地方;而我的工作地则是在徐州，属于江苏北部。我对这两个地方都很有感情。我成长、生活在这里，一直都没有游离。另一方面，这个地方保留下来了许多富有历史意味的东西。如果说现代中国还能找到最原始的美丽乡村的话，那就是在苏北鲁南。在苏北鲁南这个贫穷的地方，保留了中国乡村的最原始的、最淳朴的东西，包括土地庙这些本土的乡土中国的信仰所在，在苏北鲁南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我一度认为，苏北鲁南比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更丰富更具文学内涵，但是需要我们去努力挖掘，可能我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我会坚持不懈地书写下去。因为这个地方可以代表中国的乡土世界，至少应该成为一个地标。对此，我坚信不疑。

在《后土》的封底，编辑写了这样一段话:“《后土》在勾勒中国乡村世界近三十年来自然情态和政治生态变革的基础上，透过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巨大变化，直面农业现代化冲击下农村的情感、人伦和精神蜕变，还原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土地信仰和图腾崇拜，氤氲着乡土中国的百年乡愁，对于重构当代乡土中国文明与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我认为这段话概括的是非常精准的，《后土》所书写的，正是“中国的百年乡愁”，是小地方的大中国。

小政权大政治

英国人类学家利奇认为，对村落这类小型社区的研究，“不应自称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也不是为了阐明某种一般性的论点和假设，意义就在于本身”。利奇曾就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在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的一般国情?费孝通对此的回应则是:“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有的‘类型’或‘模式’。”在国家与村庄的互动关系方面，村庄的诸权力形态上，我国各地农村所面对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道德问题都具有共同性。探讨个案村庄的政治生活旨在揭示其超越村庄政治本身的政治意涵，及对于乡村社区治理的实用价值。

就这一点而言，《后土》里的“麻庄”所提示的含义、意义远远超出一个村庄的范围。“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及其政策一直是推动村庄政治与权力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力。村庄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与整个社会的转型相关联。在许多情况下，前者往往是对后者的回应。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乡村社会的政治过程折射出国家政治的转型与变迁。”在理论逻辑上，国家政治与乡村政治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这一点，正如国内著名的网站《天涯社区》中的一篇题为《村庄和国家》的文章里所写到的:不是每一个村庄都可以成为国家肌体的体温表，一个村庄的兴衰似乎也并不足以关系国家的命运;但村庄里的故事和人物命运一定和国家的政治、政策紧密相关。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兴衰荣辱，也许并不能在所有的村庄立即产生醒目的投影，也不会在村庄中的每一个人身上留下印痕;但是，大凡真实生活过并且仍在努力生活着的每一个人，都难以避免国家以及族群，在自己身上雕凿的印记。

在《后土》中，我写到了四代乡村干部带领乡民建设家乡的艰苦历程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斗争。我的本意是想以此隐喻中国的大政治，以此寓意百年乡土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以老支书和老村长为代表的第一代乡村干部是早期农村先进人物的代表，他们为建设麻庄付出了毕生心血，但因为时代环境使然，麻庄没能摆脱贫困。以王远为代表的第二代乡村干部面对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和麻庄的现实处境，在带领乡民致富的过程中，也不得不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和考验，在做事与贪腐中练就了含而不露、韬光养晦的金刚不坏之身，保全了自己，却延误了村庄发展。以曹东风和刘青松为代表的第三代乡村干部更加具备改革麻庄以顺应时代要求的思想和能力，但他们在带领麻庄群众建设乡村的过程中，不得不与上一代思想保守的老人展开较量。而小说重点则在于展现了以大学生刘非平为代表的第四代村官的时代风采，塑造了新一代农民形象，他们不畏艰难，不墨守陈规，大刀阔斧地进行乡村改革与实践，但事与愿违，他们不得不正面面对乡土中国之复杂之泥沙俱下，在迂回中进行新时期的乡村建设。

可以看出，小说写的既是村庄政治，也是乡土中国。村级政权是中国最小的政治组织，是中国大政治的最小的“神经”，但就是这个最小的“神经末梢”，往往能够痛彻地感知到最上层的些微变动。

《后土》的写作贯穿了苏北鲁南的农村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所走过的历程，涉及了乡村的现代化，试图建构乡村和都市的二元对立和融合，努力映射百年乡土中国的前进步伐。

小隐喻大象征

在《后土》的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农民的信仰危机问题，试图阐释土地和农民的信仰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说多数中国人没有信仰，我说多数中国人有信仰。他们“信仰”土地和自己的祖先。中国人可以不敬畏任何神仙，但他们一定敬畏自己的先人。中国人心中没有上帝，他们不怕死后进入地狱，但他们惧怕“鬼上身”。多数中国人所思考的是:死后如何去见列祖列宗。

众所周知，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远承原始信仰，崇拜对象漫无边际，涉及万事万物，信奉“万物有灵”、“万神有灵”。另外，历史上中国民众在生产技术落后、自然灾害频发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的背景下，特别渴求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因此，宗教信仰往往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中国民众也由此具有了一个很独特的宗教信仰特征，即信奉多重信仰，并且多重信仰之间相互兼容。近代史上长期在华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指出:每个中国人都是儒教徒，但多数中国人又都是道教徒和佛教徒，他们在不同场合为不同的目的实践这三种宗教，因为这三者相互密切混合已经许多世纪了，要想把中国宗教中的每一个因素追踪到其起源的确是不可能的。而恰恰是在苏北鲁南，人们却普遍对“土地神”充满了敬畏，可以说，“土地神”就是中原农民的信仰。

在长篇小说《后土》中，“土地神”这一形象贯穿始终，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隐喻。当代的作家写作，作品中出现的鬼神叙事的不是很多。而在我看来，鬼神叙事正是我国文学的一大主要叙事传统，其集大成者正是蒲松龄，他的《聊斋志异》至今仍然是一部很难逾越的小说经典。我之所以要在作品中写到鬼啊神呀的，一方面想把中国白话小说的这一传统继承下来，另一方面也是想让“土地神”这一形象成为一个重树中国农民信仰的象征体。土地庙是乡土中国大地上的村庄的象征，土地神是中华民族特别是农民的精神寄托。它是皇天后土的精义之所在，是辽阔乡村的游灵所在，是华夏儿女的图腾崇拜。小说中有了它，就有了“神性”，有了精神的高度，有了思想的含量。

在《后土》的写作中，“土地神”这一形象在成为农民本土信仰象征的同时，还起到了与小说中所写到的外来宗教相对比、抗衡的作用。众所周知，在当代的中国农村，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和传播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转型。在社会转型期间，中国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人们的信仰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原有的传统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基础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西方宗教开始传入农村地区，形成了农村宗教信仰热的现象，其中尤以基督教最为显著，这种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据统计，如今中国基督徒的总数超过三千万，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是，农村基督徒占了中国基督徒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而且在全国多数县市都能看到，尽管其相对比例并不高。

在《后土》中，我试图以“土地神”的建构，来阐释一系列关于中国人信仰的危机所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特别是农村妇女信仰了基督这一外来宗教?为什么这一外来宗教发展得如此神速?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思考吗?在外来宗教信仰的冲击下，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本土信仰?我们的本土信仰还有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为了写作《后土》，我对苏北鲁南农村信仰作了初步的考察，我发现农村基督教信仰这一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不断地在碰撞与融合。直觉告诉我，这种现象势必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有责任感的作家的关注，《后土》不过是开了一个头，是中国信仰危机的一个象征。

小人物大命运

在《后土》中，我有意识地写到了两个群体的女性——一种是以菊花为代表的、从乡下进城且未婚的“打工妹”，一种是以如意、翠香为代表的留守乡村、已婚育的家庭妇女。按照时人的观点，她们都是当今农村里的小人物，在时下的乡村书写中，也是很容易就被忽略和遮蔽的对象。然而，我觉得乡村女性在乡土中国的角色非同一般，她们的重要性甚或超越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传统看法，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应该成为乡村叙事的主体。纵观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乡村书写，多半都和她们有关。从鲁迅的《祝福》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从古华的《芙蓉镇》到陈忠实的《白鹿原》，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到莫言的《红高粱》，哪一部作品里能少了乡村女性?我在《后土》创作中之所以要大笔墨地铺陈几个乡村女性小人物，其初衷就是想让她们来反映和投射当代中国农村妇女的诉求和命运。

正如上海的一位青年评论家在《后土》研讨会上所说的那样，我在创作《后土》时，“是怀着突破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女性‘符号化’写作路径的野心的”。我希望自己笔下的女性具有独特性，她们不同于逆来顺受的秦湘莲，不同于柔美纯朴的翠翠，不同于反抗地主强权的喜儿，不同于在阶级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春苗，不同于温柔隐忍的刘巧珍，乃至不同于赵本山的电视剧中爽朗到“剽悍”却不失细腻的谢大脚……通过描摹原生态乡村女性的情感、成长、生活经历，我试图去“还原”乡土中国农村妇女的“本有”的面目。

普天下最艰难的是农民，农民中最艰难的又是农村妇女。当代中国农村妇女的生存状况怎样、愿望是什么、前途何在，很少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她们的或歌或哭，声音都低弱且遥远。在《后土》中，我写到了进城之后又返乡的菊花。在社会转型时期，以菊花为代表的进城打工的年轻姑娘，对于工业文明采取的是主动迎合乃至拥抱的姿态。但事实上，菊花的风光是以牺牲色相、从事特殊服务行业而获得的。她能挣钱，能够回到麻庄扬眉吐气，但骨子里底气仍然是不足的。她不堪的“风尘”史，在面对势力依然强大的乡村道德传统时，是那么地无力，最终不得不通过处女膜的修补，远嫁他乡。菊花的形象是有着真实的人物原型的，若干年前，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叫花花的女孩，父亲是个酒鬼，沾酒就醉，醉了就乱打人。而她母亲有结核病，因为没有钱一直得不到医治。花花长得很漂亮，人也聪明，学习非常好。后来花花被她母亲传上结核病以后就退学了。她没钱治病，在家呆了一年，到了十五岁，她说谁肯帮她治好病她就嫁给谁。过了两年她病好了，在城里一个饭店做服务员——其实是在做小姐。不是农村的人一定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农村女孩非要去做小姐。在苏北鲁南，很多女孩子所受教育不多，又不会什么技术，更主要的是对外边世界的无知，很少也没有机会出去打工，她们的命运一般只有两种，一是嫁人，二是做完小姐再嫁人。嫁人一般家里会收很重的彩礼，而男方为娶亲会背负很重的债，这些债都要结婚后小夫妻去还，很苦，而且老得也快。而出去做小姐，既能见了些市面，学会了保养，又赚了些钱，从良后到外地可能还嫁个好人家，离开农村……然而，这些和花花无关，她后来年纪轻轻就死了，是在接客时死的。死后被老板私下拉到火葬场便火化了，家人去的时候连尸体都没见到。

这只是千千万万个苏北鲁南农村故事中的一个。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使得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此后二十年间，农民持续大规模进城，全面冲击了“男耕女织”的传统生存方式。然而，受户籍、教育、住房等制度或条件的约束，一个草根农民，要携家带口在城市立足并不容易。许多农民被迫把家里人留在农村，单枪匹马到城里闯荡，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庞大留守人群。有过农村生活的人，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差不多每个村庄，都会有一个疯子，这个疯子往往是女的。改革开放以后，进入九十年代，在中国的偏远乡村，还常常会有外来的女人。所谓外来的女人是指被当地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汉所买来的那些女人，她们往往来自四川、贵州或者更为偏远的地方。她们是花钱买来的，和一件普通的商品别无二致。

在《后土》中，我写到:“麻庄空了。麻庄的空是一点一点增加的。……前两天，邻村的老书记林大头来看王远，对他抱怨说邻村也空了，全村二百多口子人剩下的壮劳力不会超过二十口，现在村庄的情形就是一个电话号码386199。”

这就是苏北鲁南农村的故事，它们是故事，也是现实。这就是当代中国农村的一种现实，看上去和现在的城市文明是格格不入的，但它们就那么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尽管这些事情看上去有些“丑陋”，但它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是天然的，和谐的。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学出发的地方。写好了她们，也就写出了千千万万中国农村妇女的命运。

综上，小说很“小”，也很“大”。小说既可以“小”到街谈巷议，也可以“大”到国家政治和中国形象。目前看，作家传统的讲故事的“古老”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读者阅读了，现在读者需要的是一种“大小说”。在《后土》的创作中，我试图向着这种“大小说”靠拢。苏北鲁南既是我的精神故乡，又是我的文学王国。文学的脚步从不停歇，但无论如何，写作者终究要回到故乡，回到内心，孤独地面对自己的灵魂，面对人类的大悲悯、大感动、大气象。我期待着，期待着一次次地重新出发，不断抵达“大小说”的超脱与遁入。

(本文为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江苏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韩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