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雅玲

近年来，图书市场频爆冷门，“民间述史”、“个人史”等非虚构文学作品成为图书市场的畅销热点。一些普通民众不仅能写史出书，而且作品还能在年度好书榜名列前茅。如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沈博爱的《蹉跎坡旧事》、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饶平如的《平如美棠:我们的故事》、吴国韬的《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张泽石的《我的朝鲜战争》、野夫的《江上的母亲》、《乡关何处》、《身边的江湖》等，都获得了读者的青睐。七十八岁的退休教师沈博爱的《蹉跎坡旧事》获“国家记忆二○一三致敬历史记录者”评选“年度公民写史”奖;七十六岁老人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在北京“快书包”销量排行中排名第一，在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中被评为“书业奥斯卡”。民间述史作品的畅销并非偶然，它是在开放的政治环境下，受众日益增长的多维审美需求的体现，受众可从中获得虚构文学所不具备的一种审美体验。

民间述史作品被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是它来自于民间，是通俗的大众化的私人叙事。它不同于来自官方的大历史、大叙事，它是来自小人物笔下的小历史、小叙事，是“文学化的历史写作”。民间述史作品的内容来自个人的见闻、经历与感受，但又能与国家、民族的历史相整合，是在历史行进中默默无闻的个人或群体鲜活细微的生活记录，其作者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专业作家，他们是未经过历史学或文学专业训练的普通百姓，但正是这些纯粹的草根作者让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好看与精彩。

这些民间述史作品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鲜活补充，但目前，从文学视域对民间述史作品进行研究的成果还较少，也缺少系统性，需要有更多研究者参与进来，诠释民间述史作品的文本特征，研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述史作品传承的规律。仅从历史学或社会学的视角看待民间述史作品，不能充分反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突破既有的思维方式，从文学层面解读民间述史的文本特征与社会功能是提升民间述史研究的新视角。

一、历史追忆的微观视角

民间述史作品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是个人史与国家、民族史的有机融合，是国家、民族史的生动细化与鲜活补充。相比于宏大的历史书写，民间述史以其历史追忆的平民化微观视角，具有更浓郁的文学性，可读性更强。它通过普通百姓的视角鲜活地再现社会的变迁，演绎历史的传奇。如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既书写了解放前战乱时百姓的惨状，又回忆了解放后自己饥饿时的痛苦;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既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残酷的历史，又演绎了自己命运多舛的传奇人生;沈博爱的《蹉跎坡旧事》既再现了我国极左时期的各类“运动”，又倾诉了作者身处其中的坎坷与磨难。

以张泽石的《我的朝鲜战争》为例，作品既记录了惊心动魄的朝鲜战争，又如实反映了自己被俘及归国后的曲折经历。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与亲历者，张泽石让我们看到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平凡故事与生活细节。试看《我的朝鲜战争》的一部分目录吧:跨过鸭绿江大桥;被凝固汽油弹烧焦的战友;用步枪干掉鬼子飞机;手榴弹炸毁了重型坦克;我踩在了战友遗体身上;美国兵的搜身比赛;战俘营里的鸿门宴;争取大囚牢里的小自由;绝食换回十四位战友;交换伤病战俘;体验“脱胎换骨”;“停课闹革命”;戴着“叛徒”帽子工作;为六千难友和为自己伸冤;太平洋岸边的追悼会……一个个令作者刻骨铭心的人生瞬间，一个个令读者惊心动魄的历史细节，确实不愧为民族史缩影的最鲜活例证，既是为无数无声消亡的人代言，也是宏大历史叙述的生动细化与鲜活补充。正如美国女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在自传《个人史》获得了普利策奖后接受采访时所说:“虽然书名叫作《个人史》，但它的确也是很多其他事情的历史。”学者郭于华也认为，“普通人的历史是有价值的”，“在原有的历史中，底层是一种缺失的叙述，不在官方话语的讲述之列，在任何一种叙事中都没有底层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地位。补充这段叙述，或者提供新的叙述，是底层研究的认识论要务——从中生产出新的知识，并使之成为独立地进行知识积累的一个领域。这一知识领域的生成，在很大程度要仰仗普通人对自身经历的讲述，而不是依靠历史学家代为讲述。”民间述史作品的价值在此得以体现。

再看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文中的一段细节描写:

那天中午，大家围在桌前吃饭，忽然一声巨响，天也黑了，还有暴雨似的哗哗声。妈妈一跃而起奔去开楼梯间的门。门开了，天也亮了，声音也没了。大家正惊愣着，袁妈跑到饭厅来，看见大小都完好无损，才哆嗦着嘴唇说是炮弹掉院子里了。大家跑到旁边一看，那空闲地基边上有一堆土，满院子都是石头泥块，还有黑的弹片，方才一黑原来是土块迸射遮的。大家都连声说“好险”“万幸”。袁妈说她正在窗前念经，看见一个大黑球过来削断了一排棕榈树，改了方向顺着那小坡滚下，院子火光一闪，轰的一下，把她震得退了几步，这都是天主保佑的。妈妈倒没说感谢天主，只说若是掉到房上，正好大家在一块儿，都炸死也就算了，要是炸残废了，或者剩下几个，就难活了。当天下午，她就到胡惠德医院去租了一间从上往下数第三层的小病房——开战后，病人差不多都走光了，空房间多得很。这样，大家不用再挤在楼梯下，打炮时就去小房间的床上“排排坐”，晚上不打炮就回家睡觉。

这段描写的是日军攻下九龙后，对香港进行了猛烈的炮击，许燕吉和家人一起躲避炮击的经历。作者的语言简洁、平实，又形象生动，使读者感同身受。虽然写的是个人生活经历，但我们看到了鲜活的历史画面，与官方历史中那些冷冰冰的数据相比，这些鲜活、生动的个人史细节给读者的感动与震撼是难以言说的。它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每个平民百姓的生死荣辱与国家民族的兴衰都是相暗合的，感受到中国历史的演变与社会的变迁，感受到个人与国家民族水乳交融的关系，感受到作者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深刻思考。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批评家以及社会学家开始关注这些来自普通百姓笔下的个人叙述，民间述史的价值也逐渐得到肯定。有评论者曾说:“民间述史文学所反映的是当事人身处其中的大背景，折射的是政治与社会变迁;当个人的记忆与公共事件重叠，私人记录就成为宏大叙事中最生动的面孔，也因此具有了超越个体记忆的价值。”

其实，早在一九九九年，六十四岁的喻明达出版他的个人史《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时，就得到了许多作家、学者的肯定，人们认为这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必要补充”。钱理群也指出:“过去我们阅读的历史都是重大人物或者重大事件的历史，实际上普通老百姓的历史更有意思。像喻先生(指喻明达，作者注)，在五六十年代，他是革命和改造的对象，他们这样一批人在历史剧变中的思想、感情、遭遇在过去的历史中几乎是空缺。但是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研究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很重要的就是看这一阶层的。现有书本只提供正规的历史叙述，忽略了根本没有进入历史研究的那一部分，而这其中有很多真切的东西，这对以后的历史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确实如此，官方的历史多是社会上层结构的兴衰演绎，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严重缺失，因此，历史追忆的平民化微观视角值得肯定。

民间述史的作者虽文化层次、身份、经历各不同，但他们都经历了濡化的学习过程与涵化的文化变迁，并非一日之功。他们“以个体的生命痕迹，为百年中国历史提供了平实而意味深长的注脚。”美国思想家布迪厄·华康德说得好，“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或许这也正是来自普通百姓微观视角的个人叙事能引起学者们关注的原因之一。可见，民间述史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还具有文学、民俗学、遗产学价值。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在文学日益被边缘化的当下，民间述史写作或将给文学界带来革命性意义，为当代文学注入一线生机。

二、品位多级的文体样式

民间述史作品的题材广泛又琐碎，战争、政治运动、情感经历、家常掌故、个人琐事等都是其选材范畴。在选择与民间述史的内容、主题相适应的话语方式方面，民间述史的作者表现出了独到的眼光，他们并不拘泥于个人史写作常用的传记体，所选取的文体样式颇为丰富，有自传体、绘画体、散文体、小说体、报告文学体、社会调查等多种类型。民间述史文本品位多级的文体样式源于创作主体的个性差异与受众的多品位阅读需求。这些非虚构的原生态叙事体式不仅弥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坛所缺乏的民间记录，而且也丰富了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文体类型。

自传体民间述史较多见，它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人物传记，常以个人或家族的历史来映照国家、民族的历史。如沈博爱的《蹉跎坡旧事》、饶平如的《平如美棠:我们的故事》、吴国韬的《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等，都是传记体民间述史。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也在此列。书中叙写了作者在日本占领香港后，随母亲辗转漂泊，以及作者因“反革命罪”入狱六年、与第一任丈夫离婚、为生存嫁给目不识丁的老农等传奇经历。许燕吉以个人百味杂陈的八十多年离奇人生体验，让读者感受到二十世纪中国真实、残酷的历史。

绘画体民间述史作品是以画为主体，附配少量叙述性文字，是图文并茂的互文性文本。如李昆武的《从小李到老李:中国人的一生》、关庚的《我的上世纪: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等就属此类。李昆武的《从小李到老李》是一部自传体的长篇漫画，被称为平民“漫画史诗”。该作品分为三册，以三千余幅漫画为主，兼配一些简洁明快的叙述文字，真实且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底层百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曲折而又丰富的人生历程。该书与其他民间述史不同的还有两个方面:一是书由中国的李昆武与法国的欧励行合作完成;二是二○一○年前后先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出版，获多项国外漫画大奖后，二○一三年才在大陆出版，并获中国国际漫画节“中国漫画大奖”。可见绘画体民间述史在国外也有大量受众。

建筑师关庚一九三九年出生于北京，在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长大，他的《我的上世纪: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由六百余幅绘图与五百余篇短文组成，生动传神地展现了作者上世纪的私人生活故事，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上世纪北京的风土民情，被誉为“北京二十世纪清明上河图”、“流年留影的世纪中国烟云”。作品以纯粹的平民视角，真实记录了老北京人的家长里短，人生百味。作品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既有老北京人的小乐趣、小坎坷、小命运，又有国家民族的大悲欢、大事件、大历史。这是一位亲历者带着体温的记忆，比官方的大历史更能让人触摸到历史的真实。这种图文互动式的民间述史作品不追求叙事的精雕细刻，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而是以图带史，以文解图，用形象丰富的图片展示历史记忆碎片，给人一种真切的现场怀旧感。

在此需提及的是，有的民间述史作品以文字叙事为主，又附配少量的图片、照片、手绘画等媒介，或利用新媒体，使民间述史作品的叙事形式生动多样。如《蹉跎坡旧事》的作者沈博爱就在书中附上了几十幅钢笔画插图，那是作者自五十年代开始，留下的浏阳各地原始写生记录。

散文体民间述史是以散文的方式回忆过去生活的作品，如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苦菜花，甘蔗芽》，野夫的《江上的母亲》、《乡关何处》、《身边的江湖》，张建田的《我是大田人:献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张郎郎的《宁静的地平线》，赖施娟的《活路》等都属此类。

《乱时候，穷时候》是散文体民间述史的代表性作品。作者姜淑梅生于一九三七年，是那个乱穷年代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她是一位真正的“草根小民”，最传奇的是她六十岁才开始学认字，七十岁才开始学写作，却在两年内出版了两本书。她的这两本书都是由单篇千字左右的散文组成，共一百一十余篇，叙写的是作者所经历的战乱与饥荒年代的人与事。作者完全将历史化为个人的切身感受，故事真实、感性、传神，语言通俗简洁，令读者有真切的现场感，感觉离历史的真相更近了一步。作家王小妮在该书序言中赞作者是中国“最后的讲故事的人”，其作品“把真实生活的各个细微部分注入大历史，使它丰富充盈生动起来”。

张建田的《我是大田人:献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则是由六十多篇散文组成的，有《我是大田人》、《红旗漫卷岩城》、《我的一九六六年》、《目睹武斗》、《饥馑的日子》、《重温父亲的“检查书”》、《父亲被揪斗记》、《想起“游街示众”》、《票证的年代》等作品，作者追忆了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六年这二十年间自己在南方一个小县城所经历的往事，如大跃进、四清运动、武斗硝烟、牛棚生涯、上山下乡等，同样是个人与国家命运的交织。在那些物质匮乏、风雨飘摇的岁月，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恰恰是这些小人物的遭遇能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真切地端详到五味杂陈的历史的真实面貌，从而触动内心深处那个柔软的角落。小说体民间述史的代表作是野夫的《父亲的战争》(历史小说)、《一九八○年代的爱情》(半自传体小说)。《父亲的战争》的主人公是野夫的父亲，解放初期的剿匪运动，野夫的父亲是主要的参与者与领导者。野夫为我们展现的是一部关于军人与草寇、忠义与残暴、政治与伦理的纪实小说，情节曲折，意蕴厚重。湖南农民仓生写的《我是农民》也属于这类作品，作者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朴实地讲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湖南山民们艰难的生活历程。虽然情节的曲折性还不是很强，语言也略显平实，但作者把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与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风云变幻相融合，真实可信。

张泽石的《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战俘手记》、《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等是报告文学体民间述史的代表性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张泽石回忆了自己在朝鲜战争中受伤被俘及归国后坎坷的政治遭遇。历史细节真实细腻，令人震撼。作者对我国传统战俘观与战争观的反思也极具历史文化内蕴，引人深思。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是民间述史中的另类。它是以学者的视角，以口述实录、跟踪走访、实地探访的社会调查形式写出的纪实类作品，曾获“《亚洲周刊》二○一○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奖项。在评论界，梁鸿的这两部作品也都获得了高度评价，“可以说，《中国在梁庄》之后，梁鸿已进入了一种‘激情燃烧’的生命状态，那就是将学术思想与文学性创造融为一体，创造出独特的中国非虚构写作品格。这也表现在其日渐成熟的非虚构的方法论和叙事策略”。作为文学博士与大学教授，梁鸿对自己曾生活过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的审视既凝结了深厚感情，又充满了理性思考与探究。梁鸿把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养老与医疗、农民婚姻危机、进城农民工等问题通过一个个典型的人物及其人生故事展示在读者面前，彰显了近半个世纪梁庄农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图景。十八岁的高三尖子生看了黄碟后用农具打死八十二岁的独居老婆婆再施行强奸;九岁的女孩被六十五岁曾当过民办教师的邻居老头用糖诱奸;五十一位梁庄的打工者漂泊在外的辛酸历程……这些真实的人物与事件给予受体的冲击力是虚构文学作品难以企及的。梁鸿在坦诚、冷静地记录客观事实的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疑惑、追问、议论与呼号，体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彰显了其高度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

文体类型的多样性使民间述史作品的写法更为灵活，无论叙事文本、叙事话语，还是叙述视角与叙述结构都充分彰显了民间述史作品的魅力与个性特色，使作品更具可读性，也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

三、独具魅力的地域底蕴

地域色彩是大多数民间述史作品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地域文化对民间述史作者的题材选取、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等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它不仅丰富了民间述史作品的内容，也承载了民间述史作品的精神内涵，提升了其审美价值。研究民间述史作品的地域特色，可以更好地了解民俗生活、民俗文化，如民间仪式、民间信仰等，正如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所说:“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无穷的、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未能那样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的确如此，地域特色就是“差别”，它使作品获得独有的艺术魅力，这也是每部具有地域色彩的民间述史作品能深深打动读者的根本。

民间述史作品的地域色彩首先体现在古朴奇异的世态风情与民风民俗上，善良淳朴的民风、古朴的礼仪、奇异的各类习俗、神话传说等地域文化都在民间述史作品中有鲜活而丰富的体现。如姜淑梅《乱时候，穷时候》一书中的《点天灯》、《裹脚》、《守寡》、《改嫁》、《坐月子》、《登记》、《闹黄皮子》，《苦菜花，甘蔗芽》一书中的《小时候咋玩》、《老辈子留下的规矩》、《洗头》、《赔钱货》等，都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齐鲁地域的民风民俗。在《老辈子留下的规矩》一文中，作者写了很多老规矩，如女孩的规矩:一学见人多知礼，二学走路要安详，三学织布纺棉花，四学裁剪做衣裳;过年的规矩:拦门棍、撒岁、拜年、送火神、忌日、围仓;结婚的规矩:结婚前不能看男的;结婚时新娘得穿红棉袄红棉裤，戴着蒙头红上轿;结婚当日天黑后点长明灯。

在姜淑梅的作品中有许多这类民风民俗的描写，齐鲁地域文化在姜淑梅的作品中得到了丰富、精细、形象的展示，其作品烙上了齐鲁民风民俗的印迹，铸就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不过，对这些民风民俗，作者只是客观描述，用简洁、朴实、细腻的语言来讲述故事，并不加以主观评价。读者从这些描述中既能领会到齐鲁地域文化积极的一面，如“知礼好客”、“勤劳孝顺”等彰显齐鲁文化品牌的人文精神，也能感受到其消极一面，如封建礼教与封建迷信等旧伦理对人们观念的束缚。这些民风民俗的描写增加了作品的地域底蕴，读者在形象地了解齐鲁文化的同时，也可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去评判传统，针砭积弊。

其他民间述史作品也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展现。如吴国韬在《雨打芭蕉》中写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戽口人拜年的风俗:

这些拜年的人，多半是中青年男女。拜年的礼物，似乎是约定了的:一对大糍粑，一条细而长的腊肉。腊肉的一截，露在背篓的外面，使人一看，便知是什么好东西。因此，背篓里露出的腊肉，成为拜年客的标志。这样的肉，称作“礼行菜”，是杀猪时就单独割出来的，从猪的背脊，一直割到肚子下，保证了细而且长，既受看，又比较轻。家里如果没有年猪，不可能有“礼行菜”，只送一对糍粑的也有。他们用包袱布，把糍粑裹起来，再将包袱的两对角系上，斜挎在背上，一看便知，里面是圆圆的大糍粑，这也是一种标志。

作者把戽口人拜年的风俗写得形象、细致，绘声绘色，韵味十足，洋溢着幸福甜美的人间烟火气息，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民间体验与民间情怀。

其实，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风民俗、手工技艺等)正是通过这些作者的形象描述、口传心授才得以传递下来。如沈博爱在《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中写到了“织渡船”，写的是作者的祖母打草鞋的故事，当地人戏称鞋子为渡船，把打草鞋称为织渡船，因为草鞋前后高翘中间平，像渡船一样。文中对织渡船的过程做了详细描绘:

草鞋索是草鞋的经绳，长度为一庹(约五尺)。将一条长索穿套成两个圆套，剩下的两端合并搓成一根鼻绳。鼻绳可根据需要加长。两个圈套拉扁就成了一尺长的四根索绳，把索绳挂在草鞋钩耙的木齿上，鼻绳纽在腰间的轭型木勾上。齿耙勾在板凳前段，坐正弓背，就搓着稻草绳(纬绳)从鼻绳结上开始编织……

三麻老说，前头的鞋绳的子索是斜对门，后边的子索是正对门。这样穿鞋绳的走势就和脚板图形一样。子索太长了就伤脚背，太短了就管不住脚。所以要根据自己脚板的长短宽窄来织，这叫做草鞋没样，边织边像……

祖母为了使草鞋耐穿些，就在搓稻草时加些烂布筋一起去织。全部用苎麻织的叫蔴草鞋，只看见一些生意人穿过。全用烂布筋织的就叫布筋草鞋，只在出客时当凉鞋穿。全用稻草织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草鞋。

可见，民间述史作品是以民间立场发挥着文化传承的作用，它放大了平民记忆，勾起了读者的怀旧情绪。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说得好，“在当前的申遗狂潮中，人们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盲点:记忆才是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述史依据的虽是个人记忆，留下来的却是一份宝贵的民族精神文化遗产。随着城镇化的加快，乡村正在迅速消失，乡村中的民俗也正在消失。正如王小妮在评价《乱时候，穷时候》时所说，这是她见到的第一本纯正的“听老人讲故事”的书，“可以想象，类似的讲故事的人将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存在的乡土已经面目全非，他们也许成了最后的讲故事的人”。这或许也是民间述史作品真正的价值所在。

民间述史的作者在描述民风民俗的同时，也不自觉地传达了积淀在他们内心深处的道德传统与价值观念，这是民间述史作品文化传承的另一层面的价值。如从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中，我们能品味到作者“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作为‘有用的人’”的一种人生信念;从张泽石《我的朝鲜战争》中，我们能领会到作者对人性尊严的坚定维护，他不屈服于厄运，追求仁爱、自由与正义;从沈博爱的《蹉跎坡旧事》中，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底层知识分子顽强的生命力及对待苦难的达观态度;从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中，我们能体悟到作者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价值观。正是这种价值观，使作者拥有了勤劳、坚忍、善良等中国传统劳动妇女的美德。在这些民间述史作者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在凭借自己深切的生命体验彰显人性内在的崇高与尊严、温暖与善意，字里行间浸透着他们独特的审美感悟。受众从这些朴实的文字中，领悟到的是人性的闪光与生命的坚韧。

民间述史作品的地域色彩还体现在作品原汁原味的方言俗语上。民间述史作品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根叙述，也以个人历史叙事的生动鲜活，弥补了官方历史叙事过分呆板的不足。民间述史作品大多具有原汁原味且形象生动的地域语言特色，因为其作者不仅不是专业作家，而且大多没有经过专门的写作训练，譬如姜淑梅甚至六十岁才开始识字，这使他们轻松地摆脱了“文艺腔”。试看在山东和东北生活过的姜淑梅写的《苦菜花，甘蔗芽》中的一些句子:

花牛娘又生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都拉巴活了。

有这么一句俗话:“拉巴闺女不当行，还得搭上半拉娘。”

一扒锅底，东西扒出来，一看，烧得外面有层黄嘎渣儿，老头坐那儿就吃。

还来了很多好信的人，都想看看稀罕事。

娘跟他拉呱，知道他是嘉祥县东山里布山的……

听说生了个男孩，没站住。

到了(liǎo)，二瘸子也没吃顿像样的饭菜。

邻居都让你为下了，哪个都说你好。

有天夜里，丈夫做梦吓尿炕了，线裤跟褥子湿得呱呱的。

姜淑梅就是用这些通俗易懂且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语言来叙述过去的老故事。她作品中的人物一出场，就能让读者感受到山东或东北独有的乡土气息，语言朴实、亲切，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真实感特别强。这种地域美学特质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颇具研究价值。

其实，不只姜淑梅的作品如此，大部分民间述史作品的语言都平实得如话家常，不多修饰，不求华丽，很少用各种修辞手法，利用百姓熟悉的生活语言，通过富于感性的细节描写，使读者对历史有更深切细致的感受。这也是我们从文学视域研究民间述史的原因之一，正如王璐所说:“使‘非虚构’真正成为‘文学作品’的必然是一些文学性的因素。”

综上可见，虽然目前民间述史作品为数不多，质量也良莠不齐，但不可否认民间述史出版热是一件好事，这是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宽容的最好佐证。王晖认为历史书写要重视时代更迭的“大历史”，也要重视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历史”，也就是微观个人“毛茸茸”的具体历史生活。但愿随着我国文化市场体系的健全，这些民间文化资源能被更充分地利用，借此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同时，文学也应发挥独特的学科优势，挖掘和再现民间述史所蕴含的“集体记忆”，对民间述史作品进行全景式的梳理与思考，从历史与现实、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等维度透视民间述史的表现形式与发展轨迹，并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凸显其对社会文化发展与繁荣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