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相玲

自十九世纪中期第一轮华人移民美国的浪潮到至今的华裔移民群体，其文化意识形态经过岁月的冲蚀和环境的磨砺，渐渐远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华裔作家的写作既是基于对母体文学的依赖，又体现着对美国民族文学的丰富，是一种对“第三种经历”的书写和流散写作。关于中国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延续和变异，汤亭亭与赵健秀曾展开过一场备受关注的文学论战，对后来人们研究和评介华裔美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赵健秀以《真真假假华裔作家一起来吧》这一超长檄文犀利地指出，当时盛名之下的汤婷婷、谭恩美等华裔作家随意篡改中国典故，歪解中国文化来迎合西方人，是典型的“伪”华裔作家，应该受到谴责。面对指责，汤婷婷认为自己并没有必要恪守中华文化传统，她坦言:“在我所有的书中，我把古老的神话拿来把玩，想让人看到神话是如何变化的。”论战的焦点集中在华裔作家利用中国文化资源时是否尊重祖先的传统，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华裔文学中如何被杂糅或消融，却鲜有人讨论。在美国华裔文学中，不难发现存在大量的对中国传统经典故事或古老传说的挪用和改写现象，因此，如果从分析美国华裔作家对这些中国文化元素的创造性应用着手，可以深入探究华裔美国作家对中国典故的另类书写所折射的独特文化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华裔美国文化的本质关系。

一、华裔美国文学对中国传统典故的运用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典故”是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或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中有记载:“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宋史·宋敏求传》中也提到“熟于朝廷典故”。因此中国传统的经典故事不仅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还涵盖各种文学经典及历史典籍。

无论华裔美国作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是接受还是拒绝，中国文化始终真实纯粹地在场和存在。赵健秀和汤婷婷曾就汤的作品是否真实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战在亚裔美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但是两人相一致的一点是:在文学创作中两人都以中国文化资源为依托，在特定的语境中加以改写以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汤婷婷在《女勇士》中大量引用并改写中国传统经典故事和文学典故，例如花木兰“替父从军”的英勇出征、岳飞“精忠报国”的背部刺字被用作叙事的主线，结尾处蔡琰的古典名曲《胡笳十八拍》为其作品增加了浓郁的东方色彩;在《中国佬》的写作中，汤婷婷将更多的中国传说和典故元素应用进去，例如李汝珍的《镜花缘》、屈原的《离骚》等中国历史和文学故事被以独立章形式与叙事的主线并置。对于汤婷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写，赵健秀虽然予以猛烈抨击，但是在他本人的作品中，他对《三国演义》中的“关公”、《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特别是“黑旋风李逵”也进行了别样的改写和阐释。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应用和改写在谭恩美等人的作品创作中得以延续。谭恩美在《接骨师之女》中多处提及中国人婚配中的生辰八字、中国的鬼节、封建社会妇女的裹脚、中国的饮食文化与药材等。中国传统典故的应用使这些作品充满东方情调，作者为了自身身份的诉求或政治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想象和书写，通过对母体文化的再造，得以与社会主流话语对话和协商，彰显自己的族裔特性。对母体传统文化的借用和改造，令华裔美国文学彰显出与众不同的文学特质。

二、汤婷婷的花木兰——经典故事衍射的女权主义

汤婷婷是第一位在创作中大量借用和移植中国文化传统并取得成功的作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使华裔的族裔意识不断增强，汤婷婷作品的出现使美国华裔文学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她的处女作《女勇士》为她赢得了美国书评家协会的非小说奖，其成名作《中国佬》又于一九八一年获得国家图书奖的小说奖。二○○八年度汤婷婷因非凡成就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杰出文学贡献奖。汤婷婷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大量应用和改写。中国的风俗礼仪、饮食礼仪、传统故事和文学典籍都被她引入创作之中。花木兰、唐敖、杜子春、屈原、孙行者等人的典籍故事与美国华人一起在作者的幻想中以文化拼图的形式时空倒错，相互交织渗透，构成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化奇观。她认为，传统典故是要被使用和改变的，否则就会被人们遗忘。事实上，中国传统典故已成为她阐释和争取华裔女性独立女权的创作载体。

中国经典故事“木兰从军”源于南北朝时期叙事性乐府民歌《木兰辞》，巾帼英雄花木兰替父从军，立下汗马功劳荣归故里的传说，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忠”、“孝”道德精神。木兰身处中国几千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把“孝敬父母、忠于君主”奉为行为准则。由于“木兰无长兄”，父亲年迈无力，在皇家征兵之际，木兰挺身而出，替父出征。“朝辞爷娘去”，“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金戈铁马十年戎马生涯，最终辞去皇帝的册封荣耀回归故里。汉学家卡罗·米歇尔认为，花木兰做的一切，其出发点是孝敬父母，维护家族荣誉，维护封建社会的帝王统治制度，而非出于个人英雄主义，是中国妇女的传统角色模式。据考证，文学史上对“花木兰”故事的改写至今仅有明朝时期的两个版本:徐渭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及朱国祯《涌幢小品》里的《木兰将军》。在这两个版本中，前者给木兰增加了一个与未婚夫王朗的儿女柔情故事，后者增加了木兰不愿入宫为妃，自尽后被追封为孝烈将军的情节。两个版本的改写目的，均在于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和忠孝节义。

而《女勇士》中的花木兰在汤婷婷的笔下彻底改头换面，在“另类”的新版本中人物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花木兰的个人经历、英勇事迹甚至故事发生的背景都很大程度上被增删和重写。在《女勇士》中，花木兰应召替父从军不再是为了抵制北方匈奴的入侵，而是为了打倒和推翻昏庸的皇帝和腐朽的封建朝廷，中国历史上抵御外敌侵略的战争变成了争取个人自由和民主独立的斗争和复仇故事。不同于《木兰辞》中纺纱织锦的传统女性形象，花木兰从小受到高人指点进山跟随神仙习练各种奇异的武功。她刻苦修炼的目的在于同命运抗争，摆脱普通女子的生活宿命，实现自我价值，日后能与外族野蛮人战斗，为村里人报“怨与仇”。而后没有长兄的花木兰被召唤下山女扮男装替父出征，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立下无数战功，在军营中收获爱情并成婚，更为神奇的是在马背上分娩，最后杀进京城，把皇帝枭首示众，被推举为新的农民领袖。回到家乡后杀土豪劣绅，砸祠堂牌位，救狱中妇女，开诉苦会，申冤报仇，把封建专制的尊严踩在脚下。在新的版本中，花木兰与忠孝节义毫不相干，化身成为汤婷婷女权主义思想的鲜明代言人，显露出其试图颠覆中国文化中的男权专制的创作动机。

汤婷婷版本将南宋时期“岳母刺字”的文学典故也移植在花木兰故事之中，花木兰上山学艺之时，父母在她背上刺字，但并非“精忠报国”，而是刻下一行行要报仇的文字。此举的目的，汤婷婷曾说:“花木兰和岳飞的故事虽完全不同，但是二者的结合却可以用男子的力量增强女子的力量。”在这样一个美国文化语境中，花木兰背上所刻的仇和怨其实就是华裔女性对于父权统治和种族歧视所发出的不满和抗争。木兰回乡复仇之际对财主说道:我是个来复仇的“女人”，一刀砍了财主的头，向中国传统父权发出示威和挑战，有力抨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子的性别歧视。

汤婷婷的花木兰身上还同时具备男女两性的特征。“双性同体”是二十世纪女性主义广泛借用的一个重要概念。英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双性同体”的解释是:“每个人在自身中都能找到两性力量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她认为最合意的是两种力量和谐共存，实现精神合作。《女勇士》中花木兰双性同体的艺术形象体现在文本的的多处细节描述上。白虎山学艺和女扮男装从军使木兰获得了强悍有力的男性特质，“我穿上男装，披挂上甲胄，头发挽成男式;我跃身上马，不觉为自己的强劲和高大而暗暗称奇”。花木兰像男人一样体魄强健，具有了男性的身份特征。但是作为女人，她怀孕时仍然挺着肚子在战场上厮杀，在马背上奇异地分娩，孩子刚刚生下，她就把孩子放进背兜，披挂上阵，“催马杀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花木兰既像男子勇猛杀敌，又完成了妇女生育孩子的传统义务，这样的双性同体形象彻底颠覆了男女二元对立的传统思想。对于历史形成的两性间的对立与冲突以及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汤婷婷积极尝试用消解性别二元对立的方式去消解父权中心，用“女勇士”双性同体的形象寄托她对建立平等互补、融洽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渴求。

毋庸置疑，汤婷婷《女勇士》的创作动机在于用女权主义思想颠覆中国文化中的父权专制。《女勇士》中花木兰的故事被拼贴、增删、改写为一株根植于东方的异域之花，化身为一个胸怀大志、独立自强的美国华裔女英雄，她“不仅完成了古代花木兰疆场杀敌的男性伟业，也完成了女性须经历的美好爱情和哺育后代的责任”。美国版的花木兰富有鲜明的女权主义思想，呈现的是现代华裔女性形象，有着明显的美国文化烙印。《女勇士》发表后，面对一些有关汤婷婷歪曲和篡改中国传统文化和典故的批评，汤婷婷解释说，在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歧视和压迫女性的父权制文化，这与她弘扬的女权主义相违背，自己不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自己在作品中并没有试图表现中国文化。实际上她关注的重点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能否用来树立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的正面形象，如有必要，可以对传统经典挪用和改写。为了勾勒华裔的女性主义传统，花木兰的故事被改编利用，为了争取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的平等自由，花木兰被塑造成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有着让人陌生的中国记忆，但他们却是美国人。华裔美国文学中所体现的中国文化元素，实质上是一种华裔美国文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文化。

三、赵健秀的“关羽情结”——强悍好战的华裔男性英雄主义

赵健秀是亚裔文学的主要奠基人，是华裔美国文学领域最具有争议性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鸡笼中国佬》和《龙年》两部剧本曾先后登上美国荧屏，其主要作品有九十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唐老亚》和《甘加丁之路》。作为华裔美国文学评论家，他先后出版的《哎呀!亚裔美国作家选集》和《大哎呀!华裔和日裔美国文学选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资源的挪用和改写的“赵汤论战”，在美国文坛引起巨大反响。虽然赵健秀在论战中指责汤婷婷、谭恩美等人对中国文化资源肆意篡改和歪曲来迎合白人猎奇的口味，自己运用的则是正宗的中国文化资源，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对中国文化资源大量挪用和改写的现象。例如他在小说《甘加丁之路》的卷首语中引用了中国古代“盘古开天”与“女娲补天”的传说故事，但是他认为盘古和女娲是兄妹关系，而且受《圣经》中“创世纪”的影响，赵健秀的女娲来到世上后，花了六天时间创造动物，又在第七天创造了人。作者对中国典故的重组和改写充分显示，美国语境和西方文学文化资源对其认知和接受视野影响巨大。他在短篇小说《赠敌美色以迷之，玉帛以惑之》中对《孙子兵法》进行了阐释，但是这里的孙子阐述的却不是兵法，而变成一个说古道今的故事叙述人，是赵健秀表达华裔作家文化立场和政治诉求的代言人。同样，在小说《唐老亚》中，他对《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尤其是“黑旋风李逵”的形象也进行了重新塑造。为了增加唐老亚的勇气，赵健秀用梦境的方法改写了《水浒传》，一百多位英雄好汉从墙上跳下来，给唐老亚讲述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信念和驰骋沙场的丰功伟业。其中的李逵被渲染成为嗜血好战、崇尚暴力的形象。赵健秀的改写成功颠覆了主流话语中亚裔男性缺乏男子气概的刻板形象，给华裔美国文学带来一股男性的阳刚气质。

最引人注目的是赵健秀对中国经典传说人物“关羽”的独特情结。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关公是忠义和英勇的象征，作为一个精神领袖的意象深受华裔族群的崇拜。基于对关公的推崇，赵健秀一直想在作品中借助关公来确立美国华裔男子的主体地位。九十年代初，他在文学选集《大哎呀!》的序言中对关公详细进行评介，在他看来，关公是没有任何缺陷的英雄，是聚正直、清廉和复仇的力量于一身的战士。但关公的形象和内涵在他的笔下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小说《唐老亚》讲述了早期华人移民修建美国铁路的经历，唐老亚在梦中见到的关公骑追风赤兔马，持青龙偃月刀，在电闪雷鸣之中来到铁路修建现场为他的关姓祖先助威，继而两人合为一体，但是这里关公的化身却长着一双“可以杀人的眼睛”，嗜血好战，崇尚武力。在《甘加丁之路》中，赵健秀将“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典故移植到唐人街的三个儿子身上，分别给他们取名为尼迪斯科·汉、尤利西斯·关和戈迪·张，但三人事实上是美国六十年代的西部牛仔，滥施暴力，充满进攻性，虽有几分阳刚之风，却有失君子风范，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儒雅，关公的形象经过文化过滤被他国化。赵健秀用中国典故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强悍好战的华裔男性英雄，其目的是想建立一个亚裔美国文学的英雄传统，“恢复亚裔美国男子的男性气概，打破亚裔男子温顺驯良的刻板印象，扭转长久以来的恶劣形象”。针对历史上华裔男性受“阉割”、被女性化、主体缺失的经历，赵健秀以其萦绕不去的“关羽情结”来完成男性创作的书写，美国华裔关公所彰显的英勇好战的男性魅力满足了作者对抗种族歧视、颠覆华裔男性刻板形象的写作意图。但是，改写过的关公形象却落入了东方主义“内部殖民”的话语体系。在东方主义的视角下，华裔男子的形象被概念化，被视为没有男子气概，缺乏胆识，缺乏自信和活力，美国主流社会试图通过东方主义的偏见和歧视对华裔进行观念和价值上的内部殖民，用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影响和强加给华裔。而赵健秀在改写中国的文化资源，重塑华裔男子形象时，并没有摆脱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和主流文化语境对他的影响，他按照西方社会对男性英雄气质的内涵赋予了关公强悍好战的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的忠义形象已经相去甚远。

四、结束语

美国华裔作家在作品创作中对中国典故有意识地嫁接、移位和改写，使这些文学典故中的人物在新的叙事过程中，书写作家自己的文化认同，实现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作家所处的时代、语境对其创作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汤婷婷美国版的花木兰脱离了中国传统典故中的忠孝版本，作为女权主义的代言人，被塑造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现代女性形象，投射出汤婷婷对美国女权主义观念及价值趋向的认同。许多汉学家认为汤婷婷歪曲和篡改了中国的传说和神话，对此汤婷婷予以反驳和解释，她认为自己的作品并不是为了表现中国文化，只不过是描绘自己的经验罢了。对于汤婷婷这些华裔后代，她们生长的美国文化语境与祖辈刚移民时期截然不同，对中国文化凤毛麟角的了解不足以使她们深刻而真实地表现中国文化，她们从小受到的是美国文化的耳濡目染，影响其思想最多的是美国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她们的写作经验显然有着更深的美国文化烙印。同样，面对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种族歧视，为了颠覆文学作品对华裔男子塑造的概念化的刻板形象，赵健秀从中国传统典故中寻找英雄形象进行移植，并根据需要重新诠释关公形象，但是他刻画的华裔英雄极具进攻性，崇尚暴力，信奉的是美国主流媒体话语体系中对男性英雄的衡量标准。身处美国历史文化语境，赵健秀始终无法摆脱西方意识形态对他的影响。事实上，赵健秀们真正关注的是华裔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应用是否有助于构建华裔的文化身份、能否在美国主流社会树立华裔正面形象，中国文化元素仅仅是他们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素材，如果需要，传统文化包括典故都可以改变，他们书写的是“中国的故事、美国的文化”。

华裔文学是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处于两种文化的临界点。虽然在美国白人看来，华裔作家及其作品具有浓郁的东方国家的神秘色彩，但是对于来自东方传统文化语境的人看来，他们的作品体现的是美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种种误读、曲解和改写。他们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延伸和传播，而是在特定语言、特定文化中实现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一种杂糅与融合。透过华裔文学对中国典故的“另类”改写，我们可以看到华裔文学表现的是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而非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