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编号:13＆zdll22)的阶段性成果〕

生殖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基本、最永恒的宿命，是人永远无法脱离动物界的悲哀，因此而成为最隐秘的创伤记忆被所有的历史叙事所遮蔽，成为文化的禁忌，沉入民间的巫术信仰中。近代的人文思潮以人为中心的谵妄，一方面如莎士比亚所谓“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自然的主宰”，空前的膨胀依然无法正视作为物种延续的这一终极宿命，另一方面男女平权作为人道主义思潮的一部分，针对女性命运的审视中，生殖的问题冲破各种文化禁忌浮现出来。但是，由于性别的问题与各种文化制度的限制，就是在人道主义的文学中，生殖的场景多数情况下也在情感叙事中被剪辑掉，只有爱情、婚姻(或者强奸)与孩子的出场。人类规避着这个永恒的心理创伤，使之成为一个盲点。就连前卫的女权主义者，也把生殖看做是男权文化对于女人的精神强迫，把拒绝母亲的角色和拒绝妻子的角色并列，成为逃避这宿命的极端方式。比较中外古今的生殖叙事，可以看到种族、性别的不同美学形态，其中以萧红的生殖叙事最大胆卓越，她由此成为表现人类基本创伤记忆最伟大的悲情诗人。

一、被修改的生殖记忆

1.中外神话:女娲和该亚，作为原始母亲，一个是无性繁殖(抟土造人)，一个是众神之神与儿子结合生出了六男六女创生了世界，都忽略了生产的情节。

2.中古宗教排斥生殖:

基督教中的万物之母夏娃触犯了耶和华的禁令，而受到生产的痛苦惩罚，伊斯兰教干脆忽略生殖的问题，佛教认为生而为女人便是恶业的结果，生殖自然也是惩罚的一部分，将子女视作姻缘之一种。

3.历史的元叙事忽略生殖:

《史记》记载刘邦是太公看见龙伏在其母身上而降生，梦魂信仰的传说中则是以象征物的投胎转变为无性繁殖，历史小说中也多有踩龙涎而孕的帝王神话叙事。

4.以爱情替代生殖的古代叙事:

萨福的情歌中只有两性的愉悦而无结果，《诗经》则只有求婚与失恋，生殖以“瓜瓞绵绵”等隐语转喻，两部希腊史诗都是以婚姻为核心，文化制度的意义遮蔽了生殖的环节。在唯美的叙事中，包括了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对生殖苦难的回避。

所有的叙事只有因果而无过程，其中隐蔽着人类的集体无奈，与对这一永恒创伤性记忆的恐惧。发展为极端，就是在巫术等原始信仰中的处女禁忌，以及对于女性经血的嫌恶与恶性的排斥。由此可见，在进入父权制时代之后，生殖是使全人类感到尴尬的永恒创伤记忆。

二、近代人文思潮中的生殖叙事

法国大革命是近代人文思潮的总爆发，口号之一是“反对初夜权”，其中包含着对处女禁忌的颠覆，对个体权力的维护，成功以后修改的法律中重要的一条是允许离婚。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回归要求，使女性成为人道主义思潮中最突出的命题。男女平权进入现代文明的律法，形成象征性的文化秩序，一直被遮蔽的生殖问题也浮现在各种文学题材中。其中有写实意义上的叙述，文化神学意义上的书写，不同的性别立场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与美学形态，但是，都面对着人类最隐秘创伤记忆中的宿命主题。

1.被省略的越轨女性叙事

出轨女性的命运是欧洲小说中一个普遍的故事原型，无论是被诱奸还是触犯禁律的情爱，都是作家关注女性命运的重要视角。从雨果的《悲惨世界》、哈代的《苔丝》、霍桑的《红字》、托尔斯泰的《复活》，一直到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德莱赛的《珍妮姑娘》和《嘉莉妹妹》等等，形成了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生殖的场景被省略，男性作家以女性的命运为遁词，无意识地遮蔽着人类这一最古老、最永恒的创伤记忆，宿命的主题被单方面地放置在女性身上，这和《圣经》中以生产的痛苦惩罚夏娃的叙述如出一辙，只是神的名义变成了人道主义的话语，缓解了创伤记忆的苦痛。

2.写实的生殖场景叙事

男性作家亲临现场的生殖叙事，是随着身体观念的开放而逐渐增长。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让沃伦斯基坐在安娜的房间外面，听着她痛苦的喊叫流泪。英人改编成电视剧之后，表现安娜痛苦挣扎的生产场面占据了不短的篇幅，由此引起不少观众的愤怒，其中女性观众占据多数，不仅触犯了唯美主义的原则，也展现了女性的基本耻辱，触碰到人类最隐秘的创伤，颠覆了所有历史叙事有意遮蔽的话语方式。巴金的家则更为细致曲折地叙述了瑞珏生产前后所经历的精神磨难，觉新在产房外面焦躁无奈地聆听着妻子的呻吟，新生儿的哭声与妻子的死讯同时传来，他的愤怒转向混合着巫术信仰与家族权力关系的文化制度。

因为从古至今中外都有男人不得进产房的风俗，旧日是源自辟邪与不洁的观念，现代则是避免干扰，其中都有遮蔽创伤记忆的功能。只有在文化制度之外的不期然而遇，才使生产的场面暴露在男性叙述者的视野中。流浪汉是最方便的叙述者，高尔基的《一个人的诞生》与阿城《迷路的接生汉》都是在森林中为孕妇助产。情节的差异在于，一个丈夫死去，一个由丈夫出面求助;一个是具备基本助产知识的大学生可以毫无顾忌，一个还是高中未毕业的知青要翻阅《赤脚医生手册》，叙事者特意强调“我还是一个小伙子”，在慌乱中也透露出文化禁忌导致的内心恐惧;一个是独自承担助产，一个是两个人商量着完成助产;一个多了埋胎衣的文化习俗，一个以拍打孩子引起哭声证明生命的鲜活。而且两篇小说都是以生殖为基本的故事情节，主题则差异明显，高尔基是以壮阔的自然衬托生命自身的价值，而阿城则是以对革命文化的调侃来寄托人生的无奈，叙事者的自我带有古典浪漫与现代反讽的差别，但都讴歌着生命的庄严，把生殖从所有文化禁忌中剥离出来，历史的叙事也退到了背景中，人类最隐秘的创伤记忆因此具有了诗学的意味。

3.文化神学的生殖叙事

因为女性的生殖功能得到重新的推崇，母性因此获得了神性的规定，在科学昌明的无神论时代，成为唯一神圣的东西。由此，也带来新的精神强迫，受到女权主义者的诟病。西蒙·德·波伏娃认为生殖是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精神奴役，女性真正的解放在于选择生育的自由。性别立场在生殖的问题上发生了明显的分裂，这使一部分生殖叙事上升到文化神学的层面，是作家们探讨生命、历史与文化的媒介。

莫泊桑的《人妖之母》是最极端的负面叙事，以生殖怪胎来获取金钱，母性的沦丧是对金钱至上的商业法则最深刻的批判。一直到帕·聚斯金德发表于一九八五年的谋杀故事《香水》，母亲把马普蒂斯特·格雷诺斯抛弃在鱼摊下面的死鱼堆上，并被送上了绞刑架，而他以研制极品香水的谋杀也以此为起点。香水是法国文化的象征，故事由此穿越数百年，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与文化的质疑。

中国的生殖叙事出现在文本中，是五四之后的事情。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与罗淑的《生人妻》，都讲述了代母的残酷文化制度，母性的被摧残使生殖只剩下文化功能，而罗淑本人是难产而死。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则刻意记叙在美国非法打胎的情节，张扬着拒绝母亲角色的现代立场。而且，这个主题在十七年文学中逐渐被淹没，只有茹志鹃《静静的产院》从接生方式的差异，表现新旧文化制度的冲突。只有到新时期才又浮出水面，但也多是省略了主要场景的象征性叙事。所有涉及这个主题的作家，无论男女都没有生殖的体验，更多的是文化神学意义上的探讨，而且性别立场明显地限定着思维的向度。王安忆的《小鲍庄》中的疯女人美丽而无生育的文化功能，被丈夫折磨至疯，在文化福音一样的洪水中丧生，后续者麻脸而能生养，故受到丈夫的宠爱。铁凝的《麦秸垛》写出了原始而蒙昧的生殖氛围，心理上与之是疏离的;《玫瑰门》中的安静生产时有着自我毁灭的狂喜近于受虐，显然也无法认同;《孕妇与母牛》则是欲望的替代，象征的意味更加明显。严歌苓近年书写的大量地母式形象，都删除了生产的环节。韩少功的《女女女》则是以两种极端的女性生命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对比完成关于生殖命题的神学思考，幺姑因为没有生育功能而被丈夫遗弃，自己也在传统文化压力的精神强迫下救赎一样地终生奉献苦修，结果变成了一条人鱼;现代女性老黑则是有生育能力而拒绝为人母的文化角色，以人工流产来证明自己的生殖功能。作者对两者都保持了精神的抗拒，结尾以诗一样的语言呼唤人类质朴的生命创造:“远古一次伟大的射精，一次划分天地的临盆惨叫!”莫言则将凝视的目光投入文化神学的命题，并且将生殖的叙事和历史的叙事高度整合为寓言，被有意遮蔽地宿命主题，从《食草家族》开始，成为历史叙事的主干，地母式的形象以血缘的方式粘连为线性时间框架上的血肉，母性的苦难以不同时代的不同方式被淋漓尽致地挥洒，成为他的大地诗学中最丰沛的源泉，生命的伦理最终集结在蛙的远古图腾中，有写实有象征，使文化神学的精神得以充分彰显。

三、悲情的诗性叙事

萧红无疑是一个空前绝后、咏叹生殖的悲情诗人。她一开始写作年仅22岁，就经历了无奈舍弃亲子的大悲，最初发表的两部作品《弃儿》与《王阿嫂的死》，都是以生殖为核心情节，而且两个产妇都没有丈夫。一直到生命临近终点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也是以生殖为全部作品的叙事重心，在此之前，她又经历了一次生产的磨难与丧子的无奈，而且这个孩子的下落成为她秘不告人的隐私，是至今无法解开的谜团。生殖成为她短暂写作生涯中最基本的母题，反复变奏出悲凉的情感旋律。

萧红一生写过六个人的七起生殖的事件，基本概括了女性生殖的所有可能。《王阿嫂的死》是母子双亡，《弃儿》是因为无力抚养而舍弃亲子，《生死场》中的金枝因丈夫不节制早产、险些丧命，五姑姑的姐姐难产生下死婴，只有愚笨的麻面婆是正常生产，可以冲破妇道的日常束缚骂天骂地骂丈夫，宣泄女人不能节制生育与被迫生养的苦难。只有《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和冯歪嘴子非婚的自由结合顺利生下孩子，在贫贱中不顾邻人的耻笑与歧视，满怀希望坚忍不拔地生活，她死于第二次的难产，因触犯了巫术的信仰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却有一个幼小的儿子为她打幡送行，这无疑是萧红建立在宇宙自然生命大系统的伦理诗学中最为核心的人性理想，向死而生的抗争便包括了人类延续种族生命的伟大生殖活动。其中有深刻的体验，有严谨的写实、有夸张的表现、有整体的象征，有无奈的反讽，有深情的凝视，也有欲望的强烈投射(她临终有找回孩子的遗言)，综合着所有两性作家生殖叙事的所有因素。

而且，萧红是把生殖的母题作为人类的宿命来阐释的，一直深入到修辞的缝隙中。《生死场》中集中表现女性生殖的《刑罚的日子》一节，开篇于乡村夏日景色的叙事，其中有“人和动物都忙着生”，具体的几起生殖事件都与动物的发情与生产形成互文的关系，幽默地表达了人作为一个物种不能彻底脱离动物界的终极宿命。而对待生殖的残酷文化制度的叙述，则是出于女性的立场与愤怒，女性的宿命与人类的集体宿命高度整合，抒发出自古至今最为隐秘、最为悲情的人类创伤记忆。萧红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咏叹生殖的悲情诗人，一个地母一样的女祭司，填写了人类所有历史书写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