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超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总集”其名盖肇始于南朝阮孝绪《七录》，其书今唯余一序，据《七录·序目》可知：《七录》内篇四“文集录”分为四部，其三为总集部，16种；其四为杂文部，273种。两部共计289种。《隋志》将《七录》的“总集部”、“杂文部”并为“总集”，后世因之。总集可分为全集型与选编型，后者即“选本”。四库馆臣说：

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

“网罗放佚”即全集型总集(当然，在实际操作层面，很难做到“全”)，“删汰繁芜”即选本。由于编选情况不同，总集的形态也是千选千面。相对于浩如烟海的作品，任何所谓“全集型”总集都只是在其所设范围内之“全”，既设范围，便有所取舍。因此，在编纂过程中，也存在选型、选心、选源、选域、选阵、选系的问题。萧鹏先生认为，“上述六种角度，选心和选源是最基本的要素，它们一为主观意识，一为客观存在，二者结合才产生词选。”就文学传播而言，编选者的目的、作品来源虽至关紧要，但选域与选阵同样是其重要因素。

一 总集的选域与传播差异

总集的选域指其覆盖范围，如收录作品的时代跨度、题材体裁、风格内容等等。不同选域的总集对特定文体传播起到的效果也不尽相同。

1、按总集所收作品文体分

总集可分单文体总集、多文体总集两大类。专收词作的总集，即词选。明人所纂多文体总集甚夥，如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马嘉松《花镜隽声》、王端淑《名媛诗纬》等均兼收明人词作在内的多类文体。

在同等规模下，专收词作的总集必然比兼收其他文体的总集能收录、保存更多的词人词作。这为明词提供了更多的入选机会，促进了一些非名篇的传播。但是，当时诗尊词卑的文体观仍未有太大转变。因此，兼收其他文体的总集相对词总集就更有可能进入鄙弃词者的视野。此外，多文体总集也更能减轻读者对特定文体的审美疲劳，刺激阅读兴趣。

2、以总集时间跨度分

可将总集分为通代总集与断代总集。明人编纂的断代明词总集并不多，所知如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沈际飞《草堂诗余新集》是其例。但明人编纂的通代总集常兼收明词，如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所论24种明代词选中，收有明词的达14种。

从存人存词的角度看，明编的明词断代总集所收词作较同等规模的通代总集更多。通代总集选录的明词，其作者多是名家。陶子珍博士统计明代词选所录作者词篇数量，明代词人中，王世贞3次高居榜首；杨慎、刘基分占两次第一，杨基、贝琼各占鳌头一次。他们都是重要的明词作家，而更多的明词作者和词作则不能通过该途径流传。有些明编总集选域过窄，如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收录462阕词作，有一半是刘基、杨慎和王世贞的作品。虽然不排除当时群体选择的因素，但过度集中的选本从总集使“菁华毕出”作用看，未必值得表彰。

3、从总集收录的内容分

从总集的收录内容看，有专收特定题材的，如周履靖《唐宋元明酒词》专收与酒事相关的词；有专收同人唱和的，如沈亿年《支机集》就是蒋平阶与门生沈亿年、周积贤的唱和之作；有专以作者划界的，如专收女性作品的王端淑《名媛诗纬》，其35、36两卷收有近60位女作者的词作，而《青楼韵语》则专收青楼女作者之作品；有专收地方文献的，如程敏政《新安文献志》亦收词作。

专题性质的总集受所选专题限制，选域较窄。若所选题材较习见，候选词作就多，如周履靖《唐宋元明酒词》收录的词作达71首，并将自己所写的九首相关词作附在书中。咏酒词作向来不少，若换做生僻的主题，或未必能达到该书的规模。同人唱和的总集受备作者限制，选域亦不可能宽广。此皆其不能收录更多作品之原因。一般说来，对入选内容限制越少，选域便越广；选域越广则越能为更多的词作提供传播通道。选域窄小的总集也有其传播上的优势，虽然选域越小，备选词作越少，全书篇幅或许会受限制，却可能因篇幅不大，更利于刊刻传播。

此外，一些明词“小家”也靠选域较窄的总集保存。较明显的例子是朱元亮的《青楼韵语》，该总集专门收录青楼作品，其选域不广，却为十九位明代青楼词作者的词作提供了传播机会。该书所收明代青楼词作中有23首不见于《全明词》与《全明词补编》。若非该总集，这些作者和作品就很可能永逝天壤。

4、从总集的文本形态分

从总集的文本形态看，有白文本，如杨慎《词林万选》、袁表《江南春词集》。有注释评点本，如卓人月《古今词统》、潘游龙《精选古今诗余醉》等。

白文本总集篇幅较小，一般适合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注释评点本的文本篇幅较选同样作品的总集大，有的注文或者评点文字甚至是正文的数倍。但是注释评点本能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适合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便于普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传播久远。但注释评点本能否广泛传播起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注文和评点的水平；二是总集收录作品的好坏。这起码涉及选家与注释者两个群体的编辑水平。明人注释词总集之评注偶见警策，然更多的却只是选家和书坊的噱头，未必切合实用。

二 总集的选阵与明词的传播

萧鹏先生认为选阵是指“选域中所列出来的全部词人或主要词人之排列结构、排列层次和排列方式”。拙意以为，总集中需要排列的不仅是作者，更主要的还是作品。因此，本文将总集的作品纂辑次序也视作选阵。选家如何对总集所收作品进行排布，一方面体现选家的批评观点，另一方面也反映前代总集对选家的影响。作品在总集中的位置，其前后作品都对其传播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客观的，选家本意或非如此，而实际传播效果却极可能因选阵转变而发生变化。与名家的作品编排在一起的“小家”作品，受重视的程度可能不如当它与其他“小家”作品编在一起时。

选阵受到选心、选源、选域等因素的影响。随意摘抄的词集必然不同于用力专勤的词集，明人杨慎所选的《词林万选》、《百琲明珠》均随意抄录，几无定体。升庵编纂这两种词选不过将家藏唐宋诸家词集之尤绮练者录出，以消暇日。故其书虽也录有稀见词作，但流传未广。而清人张惠言《词选》严选唐宋词人44家116阕，目的在教授馆徒，推尊雅正、力主寄托。因此所选被陈廷焯称为“古今选本，以此为最”。

明代词选之选阵混乱者不仅《词林万选》、《百琲明珠》两例，《唐宋元明酒词》的作品排序也毫无规律。选阵混乱，会使读者阅读时无所适从，从而影响总集传播。

选阵之规划，全在选家才思。总集至明代，选阵已经形成一定的范式，明代总集也多从前代体例。前代总集选阵之主流形态有以人系文者，有以类次文者，有以调统词者。

其一，以人系文。明代词选罕见“以人系文”的编纂体例，茅氏凌霞山房所刻《花间集补》是其代表。该书由温博所辑，遵从《花间集》以人系词的体例。《花间集》以作者为序编排所选词作，有时同一位作者的作品分别录在两卷，但仍保持连贯。韦庄词即是如此，《花间集》卷一收其作22首，又有26首见于卷二，但他是卷一所收的最后一位作者，又是卷二所收的第一位作者。

多文体总集中也有以人系文的例子，如《青楼韵语》先按时代分列作者，又于同一作者名下列出所选各种文体的作品，是典型的以人系文的总集。马嘉松的《花镜隽声》也是以人系文，他对“孽妾文妓”甚至域外士女均一视同仁，以作者生活时代编次。

以人系文的编纂体例，便于读者把握同一作者的总体风格。又由于一些以人系文的总集是按作者生活年代编排，因此可当作品史来阅读，读者能更清晰地了解时代文风之流衍。在被选者而言，其作品置于同时代作者中，能使风格特出者愈被重视，从而推重作者的文学史地位。对于那些富有创作特色的作者来说，以人系文的总集能更好地彰显他们的特色。

其二，以类次文，亦即按题材对作品进行分类。在先则有《文选》。《文选》是多文体选本，故而其一级目录先按文体分为39类，其后又依文体多寡再按内容细分为若干类目。《文苑英华》从其创例，大体上是按先天时、后地形、再人皇，接着是士绅百姓，最后为鸟兽虫鱼草木等其他物类。一些明编词选效法《文选》以类次词，如《词菁》、《精选古今诗余醉》。

陆云龙《词菁》分类的观念沿袭了前人天、地、人、物次序之法。潘游龙《精选古今诗余醉》则为每首词各标一题，再大体按天文节令、人事、地理、花草馔饮的次序分入各卷，同卷之间的作品内容相近。虽然全书并未出现明确的类目，其分类的观念却依旧沿袭了《文苑英华》之法，只是潘氏的分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其分类标准。如以天文节令次四时之词作，其间却杂有人事类之佳会、劝饮，而夹杂于花草馔饮之属的咏月、咏雪诸什，在前代总集中往往被归入天文部。事实上，早于《精选古今诗余醉》的何士信《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也是采用以类次词的编纂体例。尽管何氏的编次法设置了类目，但潘游龙的次序之法多少能见到何选的影子。

以类次文的编纂方式，极便读者检读同一题材的作品。对于描写同一对象的作品来说，这种编纂方式使佳篇秀句更易脱颖而出。俗话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其语也适用于对作品价值之判断。但若总集卷帙过巨，必然使得读者需面对众多同样题材的作品，进行二次选择，从而造成阅读滞阻。

其三，以调统词，即同一词调的作品集中在一起的编纂方式。词调不但是词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标志，也是词与词之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所谓“词有定调，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定调于词最为重要。因词调是词体特殊的标志，故而“以调统词”的编纂方式只能存在于有词牌、曲牌以别他体的文体总集。

不过，明人对词调之刻意用心却从明人词谱之编纂可以推知一二。明人以调统词的总集甚多，题为程敏政纂辑的《天机余锦》收213调1255阕作品，陈耀文《花草粹编》收703调3702阕词作，卓人月《古今词统》收296调2037阕作品，皆是以调统词的词总集。这些总集，对传播词调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以调统词，往往表明编纂者对词调之重视，故而有些僻调也会受到编纂者的青睐，而不少僻调也借总集流传下来。《天机余锦》中一些只收一阕作品的词调显然就是出于保存词调的目的。如《崔徽头子》、《玉团儿》、《落梅风》等均是罕见词调。明人此类选本的作者序列又多较随意。卓人月《古今词统》卷五《菩萨蛮》调下，收汤显祖词三阕，但在汤氏词作之间却又杂有丘浚的作品。《古今词统》号称以时代先后次序作者，却并不严格循该原则。如该书卷二《竹枝》调下，以年辈较晚的徐媛次于王微、屠隆等人之前；又如《天机余锦》卷之一《鹧鸪天》调下，也出现先辛弃疾而后黄庭坚的情况，此皆其显例。这种情况在历代总集及诗文评著中均非罕见，力之师曾有专文论及，指出总集并不严格按作者生卒年先后编纂。

以调统词的编纂体例，则对僻调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生僻词调的传世作品本来就少，读者了解也不多，因此易产生“陌生”效果。在激起读者阅读兴趣方面，生僻的词调与生僻的作者正好相反，生僻的作者不如名家大家受关注，但生僻的词调绝对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而僻调的作者少，作品自然也少于熟调。王兆鹏师指出，传世宋人词作共881调，其中使用最多的三个词调是《浣溪沙》、《水调歌头》、《鹧鸪天》，它们的作品数量均在650首以上。试想，从数量在650首以上的作品中选数十阕作品，尽管在绝对数量上大于僻调，但入选比例其实不一定比僻调的机会更高。以《天机余锦》所选作品为例，该总集在《落梅风》一调下仅选明人瞿佑一阕，但该调传世作品甚少。而该书所选宋人《鹧鸪天》词在十首以上，可是相对该调657首的存词量来说，其比例显然并不高。钱锺书先生调侃小家，说：“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读者看了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其实僻调又何尝不是如此？

词谱是以调统词的特殊总集。今知第一部词谱是弘治年间周瑛编纂的《词学筌蹄》。周氏曾云：“《草堂》旧所编，以事为主，诸调散入事下。此编以调为主，诸事并入调下，且逐调为之谱。”可知，最早的词谱是由总集而来，但其纂辑目的在订谱，略别于其他总集用以统纪散乱篇什之目的。但人们依然将其视作总集，《明史·艺文志》即将程明善《啸余谱》列在总集之中。

当然，总集除了以上三种主流编纂形式之外，后世还出现过一些其他样式的总集。如徐乃昌的《皖词纪胜》体例就相当特殊，该选是以地统词，将舆地志与词选合而为一。以安徽各州府为纲，选词人所咏各地词作依次列于其下。

三 影响总集传播效果的其他因素

影响总集传播效果的除选型、选心、选源、选域、选阵、选系的问题以外，还会受到很多外在形态的影响。这既包括总集本身的问题，也有非文学的因素。

首先，总集本身的问题，如总集的卷帙是否适中；总集的收录作品是否有代表性；总集设定的选域是否为人们普遍关注等等。后二者大约见而可知，前者则需略加说明。人们或许会问：鸿篇巨制的总集不是正可以有更广的选择空间，保留更多的词作吗？为什么载于大型总集的词作有时反而不如小型词总集传播的面更广？

一般说来，书籍的卷帙总是影响其传播。例如宋初，“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未几，一场大火烧毁了两书刊刻的计划，《文选》李善注在大火之后不久就重新得到刊印，而《文苑英华》却直到南宋才重新被刊刻。原因无他，《文苑英华》多达一千卷，而《文选》李善注仅仅六十卷。可见卷帙浩繁虽然对保留作品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往往要比卷帙适中的总集更吃亏。词总集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卷帙较繁的潘游龙《精选古今诗余醉》收253调1395阕词作，其版本只见崇祯间海阳胡氏十竹斋刊本。《天机余锦》收213调1255阕作品，却并无存世刊本。直到上个世纪末王兆鹏师偶尔从《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辑录》中查到该馆所藏的蓝格钞本信息，其书才得以重见天日。但茅暎《词的》四卷，收词392阕，却起码有三种明刊本：南京图书馆藏的明刻本；辽宁图书馆等单位所庋明刻朱墨套印本；明刻《词坛合璧》本。这或当与卷帙繁简有关吧？

除总集篇幅对传播的影响之外，总集是否有目录以便检索，是否附存相关材料以便读者了解作者及作品的情况，是否有耀眼的书名和名公序跋等等总集正文之外的元素都会影响总集所收作品的传播。

首先，总集目录、作者小传等副文本对总集传播自有影响。《唐宋元明酒词》详列各阕题名作者，《古今词统》则仅列调名及篇数。读者如需专检某人某阕作品，前者显然更便用，而后者更不利于传播。再看附存相关材料的情况，如《古今词统》附有张炎《乐府指迷》、王世贞《论诗余》等词论，又细列作者爵里氏籍，而不少词总集无此内容。以附列作者小传的总集和不列作者爵里的总集相较，那些小家们总是失利者。要了解小家的生平，不列作者爵里的总集就不如详列爵里的总集。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明词的传播，但均是次要方面。

其二，不属于总集自身的问题，但同样会影响总集传播的因素，如编选者、序文跋文作者、出版的书坊之社会影响；总集的装帧、版式、雕刻精美程度等等，也都会影响总集的传播。

以编者之社会影响为例：如《词林万选》、《百琲明珠》是随意抄录的总集。但杨慎的文坛地位、传奇经历都为这两部词集的传播加上了重重的砝码。任良干序《词林万选》时有这样几句话颇可玩味：“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词，颇为全备，暇日取其尤绮练者四卷”，是说杨慎编《词林万选》的目的只是消闲。“间出以示走，走趋而阅之”，杨慎偶尔向任氏提到这部词选，任氏有极大的阅读兴趣。这如果不是升庵的社会影响和文学威望如何能激发任氏的兴趣？“遂假录一本，好事者多快见之”，这部编选随意的词选居然能令读者“快见”，其中词选本身似乎倒是次要因素了。故而任氏要“刻之郡斋，以传同好”。

其三，选本还有所谓的“彰显”与“遮蔽”的功能，邓建博士《宋代文学选本研究》认为：“选本与生俱来所具有的选择、排弃之天然属性，选家与作者之间、选家与选家之间、不同时代之间审美取向、价值判断的偏离与漂移，以及选家与作者角色的串位，使得选本传播中的彰显与遮蔽效应就此产生或加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优秀的作品可能被遮蔽，成为遗璧弃珠；不在水平线以上的作品也可能被彰显，而成为混珠的鱼目。虽然该文所论是宋代选本的相关情况，但移植到明词选本型总集中同样适用，本文不赘。

由于总集的基本特性相似，尽管编纂内容不同，收录文体各异。但其收录作品的时代跨度、题材体裁、风格内容，作品在总集中出现的位置，总集篇幅大小、副文本的情况、编纂者身份都对总集传播特定文体的效果产生影响。明词在总集中的传播效果如此，其他文体的传播效果也是一样。

：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萧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唐宋词与词选通论[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3]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

[4]朱元亮.青楼韵语[M].上海:隐虹轩，1914.

[5]汪超.《全明词》、《全明词补编》漏收词百首补目[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9(1).

[6]陈廷焯.白雨斋词话[A].唐圭璋.词话丛编[M].中华书局，1986.

[7]凌天松.明编词总集述评[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8]力之.关于日本古抄白文本《文选序》“略以时代相次”之“略”[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4).

[9]王兆鹏.唐宋词史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0]钱锺书.宋诗选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1]周瑛.词学筌蹄[A].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苗书梅等.宋会要辑稿·崇儒[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13]杨慎.词林万选[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

[14]邓建.宋代文学选本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