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红+董慧秀

[摘 要]云南和平解放后，按照国家水利方针政策，云南省在农田水利、水力发电、水体养殖、水体旅游、生活及工业用水等方面进行了大力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促进了云南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作为云南省人口、工农业重心的云南高原分布有云南省大部分的水利工程，云南高原生态脆弱，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管理不善是造成区域水土流失、水体污染、生物减少和自然灾害频繁的重要原因之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威胁，自上世纪90年代起，云南高原不得不进行生态修复，并取得部分成效。

[关键词]云南高原；水利开发；生态变迁

自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以来，云南省大力推进各项水利工程建设。在云南省工农业中心的云南高原上进行大量的农田水利、水电、养殖、旅游、城乡供水等方面的开发利用，促进了整个云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云南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水利”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经济发展。60年来水资源的粗放式利用、过度开发和管理不善加速了云南高原生态环境恶化，云南高原进入继明清民国生态破坏以来的快速恶化时期，水土流失、水体污染、生物减少、灾害频繁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从水土保持、污水治理、改进水利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进行生态修复。

一、1950-2010年云南高原的水资源利用

作为山区农业省份，水利建设一直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依据国家政策变化，1950—2010年间云南高原的水资源开发经历了以传统农田水利为主到水利综合开发利用的过程，水利建设主要表现在农田水利和水电站建设两个方面，另外在水体养殖、水体旅游、城乡供水等方面也有较大发展。

1.农田水利建设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施计划经济，农田水利建设受到党和国家的极大重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是云南高原大兴水利的重要时期，开工数量、建设规模和投入劳动力都是空前的。1954年云南省确定“重点举办中型工程”水利方针。[1]649之后建成玉溪县飞井海和牟定县北山寺两座小（一）型水库，建成陆良县麦子河和姚安县洋派两座中型水库。1957年云南省水利方针发展为“以中小型为主，重点搞大型”。[1]651同年12月，云南的“大跃进”开始，全省出现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办水利”的局面。[2]185水利工程开工项目在数量上达到空前的规模，这个时期除兴建众多的小型工程外，建成独木、毛家村两座大型水库，建成松华坝、玉溪东风、建水跃进、丘北红旗、九龙甸、板桥河等上百座中型水库，建成元谋东山大沟、蒙自工农大沟等较大引水工程。这些农田水利建设为后来云南高原水利的进一步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全省现有建成的大中型水库中有70%以上其主体工程是在这一时段建设的。[1]3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家逐渐减少了对农田水利水电的组织、管理和投入，“一方面，对水利工程单位进行企业化改制；另一方面，改革农田水利收费制度”。[3]80年代云南高原上兴建了丙间、大银甸、胡家山、岔河、磨房河等中型水库，并扩建北坡、黄草坪水库成中型。1990年云南省政府提出6年时间内在全省建成2500万亩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稳产高产农田，为达到这一目标，云南省根据各地区不同的地形、降雨、水源和现有水利设施，提出在平坝地区主要是挖潜改造，提高现有设施效能，支砌防渗防漏的“三面光”引水渠道和有重点地新建一些大中型水库工程和引水工程；广大山区主要是大搞小水库、小坝塘、小水沟、小水窖、小水井的“五小”工程。自此，云南省每年冬春都有几百万农民战斗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1991-2000年，云南省共新建、改造加固大中小型水库729座，其中新建大中型水库26座，小型水库703座。其中建成的“引洱入宾”工程每年可引水5000万立方米解决宾川5.8万亩的农田灌溉问题，建成的蒙自县五里冲水库和昭通渔洞水库分别增加灌溉面积10万亩和24万亩。

2000年初，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家进一步退出基层水利供给。随着城乡生产生活用水需求的刚性增长，云南省水资源短缺矛盾日益突出，由于受到投资不足的严重制约，云南省积极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发行国债的资金加大水利建设投入。2000年以来，由54件大中型水库项目共同组成的“润滇工程”取得了国家支持，随着“润滇工程”的建成，全省蓄水工程的供水量从2000年的58.4亿立方米，提高到2008年的66.1亿立方米，明显地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保证了云南省的粮食安全，促进了山区群众的脱贫致富，为当地经济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云南省加大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基本消除重点水库的安全隐患。截止2010年，云南高原已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45座，占全省196座大中型水库的77.04%。

2.水电站建设

改革开放前是云南省水电事业缓慢发展的时期，这期间建设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型水电站主要是六郎洞水电站和以礼河水电站。六郎洞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直接利用地下溶洞水发电的地下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于1960年竣工投产，总容量2.5万KW。以礼河水电站位于云南省会泽县，采用两库四级开发方式，于1958年投产发电，1972年全面建成，总计装机容量32.15万KW，年平均发电量16亿KW·H，是当时中国水头最高的水电站。50年代云南地方小型水电事业由各级水利部门主管，在“小型为主，服务生产，社办为主”办电方针下，建成宜良古城（全省第一座农村小水电站）、沾益天生坝、楚雄石门冲等小型水电站，解决附近居民照明和部分地方工业用电。自1963年起，云南地方水电事业从云南省水利局划归省电力工业局统管。在“以商品粮基地为重点，以排灌用电为中心，以电网供电为主，电网和农村小型电站并举”办电方针指导下，电力建设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在昆明、玉溪通海、曲靖陆良等地建立了农业排灌站，并扩大了农村电网建设。

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统一办电的传统观念，云南地方电力贯彻“国家、企业、集体、个人通力合作，大、中、小一起上”的方针，执行集资办电、贷款贴息、以电养电等一系列政策，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电力事业，水电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微型”电站也不断增多。其中，鲁布革水电站建设开启了中国工程建设的招投标制度，为云南乃至全国带来创新管理新理念。鲁布革水电站在曲靖市罗平县境内，位于南盘江支流黄泥河上，工程于1982年开工，1990年底建成投产，装机容量600MW。1984年日本大成公司竞标建设鲁布革水电站引水隧洞工程，带来了管理革命，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国施工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在建设领域“全面推广鲁布革经验”，推行招标制、项目管理的要求。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把水电作为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鼓励开发的能源形式列入了能源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云南高原水电事业的发展。

从新世纪开始，云南省成为规划的国家级水电能源建设基地，拟在澜沧江、金沙江、怒江干流上建多个大型水电站，云南水电事业步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在云南高原上拟建设的巨型水电站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流域，金沙江在云南境内天然落差有2000M，干流两岸盆地、坝子分布不多，淹没损失较小，而且水能资源的分布集中，开发目标比较单一，技术经济指标十分优越，是比较理想的水电开发河流。现在建的大型水电站有溪洛渡水电站和向家坝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地处四川省雷波县与云南省永善县接壤的溪洛渡峡谷段，是金沙江上最大的一座水电站，拟建总装机容量1260万KW，年发电量为571.2亿KW·H，相当于三个半葛洲坝水电站，是中国第二大水电站，主要供电华东、华中地区，兼顾川、滇两省用电需要，是金沙江“西电东送”距离最近的骨干电源之一。向家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宜宾县与云南省水富县两省交界的金沙江下游，是金沙江下游梯级开发中最末的一个梯级，拟建装机容量640万KW，主要供电红河州，富余电力送云南省电网参与云电外送，是“西电东送”中路通道的骨干电源项目。

此外，自60年代起，云南高原的各个湖泊陆续引入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型鱼类，大力发展水体养殖，鱼类产量不断攀升。除滇池、洱海、抚仙湖、程海、泸沽湖、异龙湖、杞麓湖、阳宗海等“九大高原湖泊”外，云南高原还分布有大量的瀑布、泉点和湿地，还有已建成的各类水利工程，如鲁布革电站、松花坝水库、溪洛渡大型水电站在发挥其基本功能的同时，也为水利风景区的发展和建设奠定了基础。[4]自2001年开展评立国家水利风景区以来，截至2010年底，水利部已经批准设立了十批共423个国家水利风景区，云南高原有曲靖珠江源、泸西五者温泉、建水绵羊冲度假村、泸西阿拉湖、洱源茈碧湖、泸西阿庐湖、丘北摆龙湖共7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先后入选，云南高原的水体旅游得到较好发展。

二、云南高原水资源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经过60多年的建设，云南高原水利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利用技术和程度上有了质的飞跃。水资源粗放式和超限度开发，过分强调了水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而没有足够重视生态效益。正是由于这种忽视，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过程中，给云南高原的生态环境带了严重的破坏。

1.水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利开发首先会对水质、土质和地质带来较大影响。水库是重要的水利工程，修建水库迫使动态河流趋于静止状态，破坏了河流天然自净能力，造成库区泥沙淤积、水体富营养化、水量蒸发、盐分上升、二氧化碳、有机物、重金属等水质污染，水质趋差；施工过程中的爆破、修路、筑坝都将产生大量的弃土石方，表土随着地表径流被冲走，土壤中的氮、磷、钾等有效养份及有机质也随之丧失，施工区域土壤趋于贫瘠；虽然水库能保护部分农田免受淹没冲刷的灾害，能补充一些土壤的水分流失，但也使下游平原的土壤肥力下降，同时输水渠道两岸由于渗漏使地下水抬高，可能造成大面积土壤的次生盐碱化和沼泽化，引起生态系统退化；修建大坝蓄水后会因水体压重引起地壳应力的增加而诱发地震，库岸因水库蓄水后水位升高，岸坡土体的抗剪强度降低，易发生塌方和山体滑坡，水库可能渗漏造成周围的水文条件的变化。

其次是对周围气候和生物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地区性气候状况受大气环流所控制，但修建大、中型水库及灌溉工程后，随着水面的扩大，蒸发量的增加，局部地表空气变得较为湿润，会带来降水增加和干旱程度的减缓；修建水库会造成库区内原有的部分森林、草地或农田淹没水底，部分陆生植物永久性地消失，部分陆生动物被迫迁徙，施工结束后除极少部分工地可恢复为林地或耕地外，其它影响将成为永久性破坏，导致动植物物种、种群和群落出现相应退化；水库的修筑还会使上游河流水温发生改变，坝前垂向水温呈现出明显分层，水温结构相应变化，对水体密度、溶解氧、微生物和水生生物都产生影响；大坝下游河道的径污比和鱼类繁殖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修筑堤坝将使鱼类特别是洄游性鱼类的正常生活习性受到影响，原有的鱼类种群被大坝分隔为坝上和坝下若干群种，而群与群之间无法自然进行基因交流，导致当地激流性鱼类种群因不适应静水环境而迅速消亡，造成种群遗传多样性的下降。如云南雨石得电站位于宜良县竹山乡小羊寨村下的巴江河段，开发前巴江下游河段多为急流生态环境，生存有好几种平鳍鳅类土著鱼，建成中小型水库后，给静水生活鱼类的渔业生产创造较为良好的条件，但对这些急流土著鱼种的生存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对科学价值很高的平鳍鳅类的影响更为严重，几乎是灭绝性的。[5]

还有，在现当代水资源利用中，水体养殖业也同样给云南高原湖泊和河流带来严重的生态污染，造成水体富于营养化，水质趋差，种群单调，土著水生物数量急剧减少。

2.水利管理不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950-2010年间，我国水利管理经历了以政府开发为主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过程，每一个时期，云南高原都有因管理不善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首先是水利建设时的管理不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改革开放前，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水利工程的投资主体一般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这种比较单一的投资主体对我国水利水电事业科学、稳步、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工程技术和管理理念的落后，还是造成施工慢，工程质量不过关，配套设施跟不上等问题。大跃进时期，云南高原所有劳动力齐上阵，大力开发水利资源、兴建水库，开垦土地，但由于开展项目多，工期长，技术不过关，导致半拉子工程多，还酿成事故。楚雄县九龙甸水库、寻甸县罗泊河水库和凤龙湾水库、富源县响水河水库、 巧家县红旗水库、祥云县普淜水库、永仁县大跃进水库、曲靖县小东河水库相继溃坝失事，[1]47-57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并给施工地区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8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水利水电管理模式，水利建设项目的投资主体逐渐多元化，投资主体有股份公司、民营企业、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及个体老板等多种形式，在投资过程中强调经济效益，在设计和施工中忽视生态效益的水资源利用项目层出不穷。多数中小型水电站建设时，没有预留保护土著鱼种觅食、越冬和繁殖泅游的通道，大量弃渣沿江倾倒，施工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造成水体污染和生物种类减少。在发展水体养殖时，盲目引进经济型水生物，造成生物入侵，严重破坏了水体原有的生态平衡，土著水生物减少甚至消失，影响了云南高原生物的多样性。60-90年代云南高原大兴“围湖造田”不仅减少了水域面积，而且降低了水体自净功能。

水利建设管理不善给云南高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水资源应用过程中管理不善造成的工农业废水和城乡生活污水量增加和超限排放，是建国以来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由于围湖造田及化肥农药的不断渗入，以及城乡生产生活排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相对滞后和落后，云南高原上河流湖泊的水体污染日益加重，大量有机污染物进入城市周围的河流、湖泊或地下水，使水面和水体底泥的物理、化学性质或生物群落的组成发生变化，致使水质迅速恶化，水体使用价值降低，影响人们身体健康，制约区域经济发展。2000年前后是云南高原水体加速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螳螂川、龙川江、南盘江、泸江、北盘江、盘龙河水质污染达Ⅴ类以上，异龙湖水质达Ⅴ类，滇池、星云湖达劣Ⅴ类。滇池由于大量排放污水，造成严重的水质污染，湖中已查明的有机污染物达72种，其中致癌、致畸形物质有12种，严重危害湖区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6]滇池生活污染源TN的污染贡献率由1988年的52%增长到2002年的72%，生活污染成为滇池流域污染物产生量增长的主要来源。[7]洱海由于南部波罗江上的大理造纸厂、洱滨纸厂和云南人纤厂3家企业大量排污，水中的CODcr、BOD5和SS负荷量中CODcr和SS污染物分别约占洱海废水排放的92%和82%，给洱海带来致命的污染。[8]

三、云南高原生态环境变迁和生态修复

建国以来是云南高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时期，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气候、水、土地和动植物资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尤以水土流失、水环境污染、生物资源减少、灾害频发最为严重。尽管水资源管理不善、过度开发是生态恶化重要原因之一，但云南高原生态环境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急需在遵循生态系统规律，维持生态环境平衡方面做出深刻反思并付诸努力。

1.云南高原生态环境变迁

（1）水土流失

根据云南省2004年土壤侵蚀现状遥感调查数据，云南省水土流失面积达1.34×107hm2，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35.04%，特别是金沙江流域的水土流失尤为严重，水土流失面积达4.08×106hm2，占流域总面积的37.24%，占全省水土流失面积的30.41%。云南省境内的金沙江从云南德钦县进入横断山区，而后流经滇中高原，最后从水富县流入四川境内，流域面积为10.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辖境总面积的28.6%，金沙江是云南省境内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金沙江流经的楚雄州（水土流失面积1.26×106hm2，占全州的44.34%）、昆明市（水土流失面积达8.53×106hm2，占全市的40.58%）、曲靖市（水土流失面积达1.28×106hm2，占全市的44.37%）、昭通市（水土流失面积达1.06×106hm2，占全州的47.11%）成为云南省内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金沙江流域内年土壤侵蚀量为1.7亿t，平均侵蚀模数达15.76t/hm2·a-1。其中东川市小江流域的蒋家沟最为突出，侵蚀模数高达1.05t/hm2·a-1，年均输沙量为10612×104t，占全省河流输沙量总和的32.6%。金沙江因而被称为输沙量最高、林地最少、人为破坏时间最长的赤色河流。[9]而云南高原上南盘江流域的文山州水土流失面积1.44×106hm2，占全州总面积的45.73%，红河流域的红河州水土流失面积1.33×106hm2，占全州总面积的41.47%，也远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土流失水平。

（2）水污染严重

尽管民国时期云南高原就进行了农田水利和水电业的开发，但对水体水质还没有明显的影响。建国后随着云南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河流、湖泊水资源不断污染，水质严重下降，经过治理后，除泸沽湖、抚仙湖水质能达Ⅰ级，洱海水质达Ⅱ级外，程海、阳宗海、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滇池的水质均受到严重污染，降到劣Ⅴ类。以受人类干扰严重的滇池为例，20世纪60年代，滇池草海和外海水质均为Ⅱ类，70年代下降到Ⅲ类，2000年时滇池水质已降到劣Ⅴ类。历经治理直至2010年滇池水质仍为劣Ⅴ类，氨氮、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pH超标，微囊藻、栅藻、小环藻、颤藻，藻细胞平均密度含量水平极高。[10]2010年云南高原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河流水质达Ⅳ-劣Ⅴ类的占总长的39%，云南高原上五大水库（不包括水电站）中，云龙水库水质为Ⅱ类，松花坝水库、鱼洞水库水质为Ⅲ类，独木水库水质为Ⅳ类，柴石滩水库为劣Ⅴ类。云南高原水质污染以有机污染为主，氨氮、总磷为大部分水体的主要污染物。水质Ⅳ类及以上的水体饮用水水源功能完全丧失，污染严重的水体用来灌溉农田都不安全，即使目前水质最好的抚仙湖、泸沽湖，其岸边及旅游景点水域的水质也出现了恶化趋势，局部水域水质已经降低到Ⅲ类。云南高原水体污染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严重制约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生物减少

人为干预和环境污染严重破坏了水体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为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自六十年代起，云南高原各湖泊相继投入经济型鱼种，现在，这些湖泊的土著鱼均处于灭绝或濒危状态。据调查，滇池、洱海、阳宗海、杞麓湖、星云湖五个湖泊土著鱼类的种数下降率均达到或超过50%。滇池土著鱼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无论在种类还是种群数量上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种类上，滇池土著鱼类由60年代的26种减少到目前的11种，如果只计算在湖体出现的种类，则由60年代的26种减少到现在的4种，另7种均生活于滇池周围一些河流上游的“龙潭”中。在种群数量方面，云南鲴、多鳞白鱼、银白鱼等一些土著鱼类，曾经在五、六十年代的渔获物中占有较大比重（50%以上），60年代以后，这些土著鱼类种群数量也急剧减少，目前除银白鱼偶尔还能捕到少量以外，云南鲴、多鳞白鱼等土著鱼类已基本消失。[11]被称为滇西“鱼米之乡”的洱海，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是云南鲤属鱼类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上世纪50年代，洱海鱼类为单一的土著种群，结构简单，有鱼类18种，自60年代引入青鱼、草鱼、鲢鱼等经济型鱼类，80年代引入太湖新银鱼后，洱海的鱼产量不断上升，引进鱼类己经成为洱海鱼类的优势种群，但洱海鱼类区系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发生了很多变化，土著鱼类由18种减少到14种，其中6种常见种，8种偶见种。[12]而包括陆地动物在内的其它土著生物也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破坏。

（4）自然灾害频繁

云南自古旱涝灾害较多，据统计：1300-1950年云南洪涝灾害平均5年1次，大灾14年1次；旱灾平均3年1次，大旱9年1次，1951-1985年期间，大洪灾2-3年1次，大旱灾3年1次，发生频率加快了1-2倍。[13]由于建国以来人们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加剧，使地表结构及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从而促使多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并不断加重，几乎年年都有灾害，而且其分布及扩展速度惊人。至20世纪80年代，云南泥石流、滑坡活动危害范围已超过5万km2，几乎各县都有此类灾害。2004年云南遭受大范围的春旱，气温较常年偏高2-3度，从4月开始，全省大部分地区旱涝急转，连续出现高强度的集中降雨天气过程，造成了严重的洪涝、滑坡、泥石流灾害，旱涝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5.35亿元，为1999年以来最重的一年。2009云南遭受了百年一遇的持续大旱，2009全省平均降水量963.3.毫米，比常年偏少24.7%，为1956年有资料以来平均降水量最少的一年，属特枯水年，2010年全省平均降水量1185.1毫米，仍比常年偏少7.3%，持续的干旱使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受到威胁，造成全省744条中小河流断流、564座小型水库和7599个小坝塘干涸。[10]而雨季又常常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2008年楚雄州发生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造成26人死亡，31失踪，7636间民房倒塌，631611公里公路毁坏，造成了巨大损失。[14]2009年6月9日金沙江鲁地拉水电站因突降暴雨，引发泥石流灾害造成9人遇难。

总的说来，粗放式开发已经使云南高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环境态势，除了上述水土流失、水污染严重、生物减少和自然灾害频繁外，大气污染也不断加重，许多城市空气质量下降趋势明显，各种类型的污染持续增长，生态环境恶化呈不断加剧之势。

2.生态修复的初见效果

逐渐严重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威胁人们生产和生活，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已受到人们的逐渐重视。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央和云南省政府从水土保持、污水治理、改进水利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进行生态环境修复，部分领域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

1994年《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将我国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防灾减灾等与生态建设有关的工作列入生态建设工程项目，探索一条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水土保持在云南高原的小流域治理已初见成效，楚雄州大姚县从90年代开始在修复区范围开展了许多水保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项目，2002年还被国家列为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县，有效地缓解了水土流失生态退化加重的趋势。污水治理在部分水域取得较好效果。九五至十五期间，云南高原湖泊治理受到中央、省、市等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滇池污染治理问题，被国务院列为重点治理的“三河三湖”之一，但至今滇池水质仍没有恢复。洱海自南部波罗江上大理造纸厂、洱滨纸厂和云南人纤厂等相继停产整治或迁移分流后，工业废水问题日趋缓解，还在洱海中实施减少污染的“双取消”（取消银鱼养殖和机动船）政策，优化当地产业结构，通过减少第二产业的数量，加强第三产业建设等系列整治，洱海水质进入恢复保养阶段，水质由2000年大部分为Ⅳ类，局部为Ⅲ类，回升为2010年的Ⅱ类水平。抚仙湖治理取得明显效果，水质由2000年大部分为Ⅳ类，局部为Ⅲ类，回升为2010年的大部分为Ⅰ级，局部为Ⅱ类水平。

水利管理不断完善，水利技术不断改进，主要体现在水利开发和污水治理过程中。如云南省政府率先开征水资源费，动员烟草部门反哺水利，增添水利发展力量。2004年以来共征收水资源费38.29亿元，其中征收水电水资源费30.97亿元。2005年至2012年，省级烟草部门累计投入78.9亿元资金建设农田水利。[15]为加强小水利管理，省政府提出《关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成为全国第一家于2009年全面开展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省份。从保护生物资源物种多样性和维护生态平衡角度出发，云南省按照国际惯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在建设水电站修筑大坝时，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土著鱼种的觅食、越冬和繁殖泅游，要求在坝区修建过鱼设施，尽可能减少因水利工程建设对区域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为减少废水污染，不断改进污水处理技术，1990年滇池流域内建成处理能力5.5×104m3/d的第一污水处理厂，2000年流域内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规模为36.5×104m3/d，2004年达到58.5×104m3/d，2010年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01×104m3，主城理论污水处理率达到95%。[16]西洱河两岸建成了长6.7km的排污水管，下游地区利用垃圾处理技术，就地处理污染物，改善了西洱河的污染状况。许多生态治理措施已经初见成效。

总体看，云南高原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已逐步建成蓄、引、提、灌多功能的综合水利工程体系。但水利问题一直是制约云南高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农田水利建设滞后、工程性缺水、洪旱灾害频繁、水土流失和水污染严重仍然是云南省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水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治理的双重压力下，更需要我们在水利技术、环境伦理、制度建设、工程论证、合理配置、严格管理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而只注重眼前利益、注重经济效益的粗放式开发和管理不善将使云南高原的水利和生态环境陷入更加深重的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水利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2]当代云南编辑委员会.当代云南简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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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清代以来云南高原水资源利用与环境变迁研究”（HZ201144）；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清代以来云南高原水资源利用与环境变迁研究”（2011Z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