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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2014-11-10徐传谌翟绪权

财经问题研究 2014年7期
关键词:国有经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徐传谌+翟绪权

摘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立足于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这为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贯彻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和建立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更可靠的物质基础保证。可是当前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已经动摇,所以恢复和巩固以我国国有企业为主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提高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才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更好结合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04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7000907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排除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

1.市场竞争主体的特点

(1)市场经济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是存在不同独立的物质利益主体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本质上都是交换的经济。社会分工决定的劳动产品剩余的出现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基础性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分工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又使他的劳动成为一方面的”、“商品不能自己走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1],这就客观上使得在交换中表现为不同独立的商品所有者的不同独立的物质利益主体成了商品经济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所以,马克思在论述交换过程时也着重突出了对不同独立的商品所有者的强调——“相同的使用价值不会和相同的使用价值交换”、“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这种物品要能当作商品互相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就必须当作有本人意志在这种物品之内的人来相互发生关系,以致一方必须得到另一方的同意,依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在让渡本人所有商品时,占有别人的商品,所以,他们必须互相承认是私有者”[1],归根到底“使用品变成商品……是因为它是互相独立经营的私人劳动的产品” [1]。

(2)主体性是市场竞争的首要特点

简单地说,市场竞争是不同独立的物质利益主体之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表现的竞争关系。主体性是市场竞争的首要特点,没有主体市场竞争就无从谈起,而市场竞争则必然决定了不同独立的竞争主体具有自利性和自发性,从而进一步决定了不同独立的主体之间在竞争关系中具有排他性。因此,具体地说,市场竞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在对扩大自身利益存在自发追求的不同独立的物质利益主体互相承认拥有各自商品产权的契约之上而在不同独立的商品所有者之间必然形成的普遍的排他关系。所以,成为不同独立的商品所有者,是各个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必须具备的条件,因为“不同”最广泛地体现了“不同的使用价值”,“商品所有者”体现了产权的明晰性,“独立”则体现了主体的自主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试图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可以做到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主收发市场信号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以,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是不排除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

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与局限性

(1)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历史条件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封建社会的解体,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要素游离出来了……工资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由以生出的发展的起点,是劳动者的奴役状态。” “资本……的历史存在条件……在那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遇见了自由的劳动者,那种出卖他本人的劳动力的人……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时期”[1]。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劳动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自由到一无所有的程度,并且资本家对劳动力实际消费的过程就是对劳动物质化(马克思称之为“天惠”)即创造价值的过程,在资本有力地推动下,劳动力开始商品化并且范围逐渐扩大,由此工资雇佣劳动制应运而生。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资本。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文明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虽说马克思直斥“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但商品生产的所有权愈发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过程即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愈发分离的过程,在客观上却使得劳动力的利用率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最有力的实践者。亚里士多德认为,“货殖所求的富也是没有限制的”,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家对于资本增值即剩余价值的追求也是没有限止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保持稳定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

(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

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资本的充分发展阶段是生产力进步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资料的过度集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剥夺者被剥夺”的一天终会到来,而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恰恰对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起到了催化作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工资雇佣劳动的出现使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普遍化,也使其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成为必然,由此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高级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形成。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普遍化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使得价值规律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中自动调节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的作用愈发强化,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程度,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无限止的追求使得生产资料愈发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愈发严重分离和贫富两极分化,这在客观上使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愈发尖锐。

3.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会导致国家领导生产的现象产生

恩格斯指出,“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3]。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危机开始频繁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而事实证明“国有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良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被誉为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西欧国家的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生产总产值的比重达20%以上,1984—1993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比重平均分别为15.6%、23.8%、11.6%、17.2%、16.2%和16.7%,而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期,欧元区国家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平均比重也达到了10.8%。

国家领导生产是由生产力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是要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作为国有经济主要表现形式的国有企业如果在管理体制和制度形式上做到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主收发市场信号则可以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进而成为国家领导生产最为直接有效的工具。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排除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更需要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来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周期性经济危机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的“国有化”手段屡试不爽的原因所在。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历史上都成为了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也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和改革勇气。

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要性及路径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应该从市场经济形成的条件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立足点切入。市场经济——这种通过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方式率先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进而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由历史原因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共同决定的。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建立在由不同独立的物质利益主体所局限性地衍化而来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建立在由社会分工所规律性地衍化而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

既然市场经济是以社会分工和存在不同独立的物质利益主体为条件,则无论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同市场经济结合时,都应该兼顾社会分工和不同独立的物质利益主体两方面才会具有科学性和优越性。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与市场经济结合时天然地、片面地、狭隘地建立在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不可调和性的产生,从而必然导致财富的严重两极分化及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所以王佳菲[4]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交替运用国有化和私有化手段去试图缓解当时最突出的经济矛盾,但由于表现为不同形式的各种矛盾实质上是彼此联系并螺旋式深化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社会分工具有天然适应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社会分工的条件,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客观上表现成为了不同独立的物质利益主体,这恰恰使得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得到了理论地、全面地和充分地结合。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所有制结构主体的性质不同,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科学性和优越性,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市场经济。

2.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根本区别

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根本区别是存在范围与存在目的的不同,这在直观上表现为两者能否提供惠及全民的利润。诚然,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存在范围和存在目的也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立足点——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主体的不同性质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在市场运行中的存在范围不同。虽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排斥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只能普遍存在于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范围内。,

这说明就国有经济本身而言,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其存在的共同理论依据,正如徐传谌和张万成[5]提出的,第一,提供公共产品。第二,存在于自然垄断行业。第三,有利于进行宏观调控。第四,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是其国有经济存在范围不可逾越的“雷池限度”。而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存在范围则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存在的范围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程度相适应为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和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提供了根本保障。

资本主义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存在的根本目的不同。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通过保障国家经济与政治的相对稳定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存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循“以人为本”的终极理念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终目的。

正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产生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而资本主义国有经济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结构中,才使得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根本区别主要体现在存在范围和存在目的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因此,也造成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力度与效果和市场竞争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等方面的不同。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是可以提供惠及全民的利润的,它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有效的经济形势,而这是资本主义国有经济所不可能做到的。

3.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要性

由资本的充分发展阶段是生产力进步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可以推知,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不可逾越的资源配置方式。笔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会消亡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在资本尚未充分发展和物质财富尚未极大丰富的阶段,相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由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向“自觉地、计划地”资源配置的方式的发展过程中最佳的经济体制,而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与发展的过程,也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巩固和完善的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导致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严重分离,有悖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在特殊条件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一大二公”的生产方式之所以会导致效率低下、生产僵化是因为在资本尚未得到一定发展和物质尚未相对丰富以前,过早地使得国有经济大规模绝对统治国民经济,违背了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要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规律,所以只有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使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与劳动力的多元化结构相适应,才能进一步使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程度相适应,才能重新激起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从而真正地解放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即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1]。笔者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社会财富则应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产量的公平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提高了劳动力的利用率并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国退民进”本身就是一个创富为民、还富于民的过程。但“国退民进”绝不是不可逆的必然趋势,国有经济现在的“退”是为以后可以更好的“进”,国有经济一定程度的退出一些产业和领域可以在宏观上通过完善国有经济结构、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升级主导产业结构等方式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为以后更大规模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打好前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市场失灵和财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产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时期我们可以允许这些问题存在并且正视它们,但这正说明只有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才能使党和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直接有效地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提供惠及全民的利润、缩小财富两极分化程度、保障共同富裕和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

4.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路径

(1)推动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我国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在宏观上不仅可以广泛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还可以在微观上存在于市场竞争主体内部,所以股份制还是实现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脉门。

我党在《中共中央关于大型国有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更要大力发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的路径。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有以下三点好处:第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是完成国有股权转让、国有资本流动,使国有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灵活地退出或者进入一些产业和领域的具体方式,有利于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第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可以提升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在一般情况下,国有资本需要持有大于等于51%的股份才可以控股,但是在股权高度分散的特殊情况下,国有资本只需持有20%—30%的股份也可以有效控股。第三,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可以形成多元化的股权关系,既有利于对国有资产的监管与保值增值,又有利于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我国国有企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从而成为规范的市场竞争主体提供了保障。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使我国国有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既有效扩大了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范围,又避免了国内民营资本外流。同时,对于发展遇到瓶颈或者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其他所有制经济主体,国有经济也可以通过入股的方式帮扶其进一步发展,使国有资本在国内市场做到散聚结合。

(2)推进现代企业制度

市场竞争的主体是企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形式使我国国有企业具备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可能性,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则使得我国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了市场竞争主体。

现代企业制度在以下三方面对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身份做出了制度保证:第一,建立法人产权制度使得企业产权得到明晰,即国家投入的国有资本为企业法人财产,企业法人对企业法人财产拥有独立支配权,而国家作为出资人拥有所有权。第二,建立有限责任制度使国家对于国有企业不再负有无限责任,使得国有企业真正做到自负盈亏。第三,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使得企业法人拥有自主经营权,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在股东大会上对企业重大事件拥有审批权,董事会则依法拥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权。

必须明确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寻求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有效路径从而使我国国有企业获得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而绝对不是搞私有化。产权明晰主要指处理好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所有权与企业法人独立的财产支配权的正确关系,即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绝不意味着削弱和动摇国家作为出资人的地位和作用,法人独立的财产支配权也绝不是把国家财产划给个人,归根到底就是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

三、大规模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

1.大规模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

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公共品提供、垄断、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所导致的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的非效率。马克思也曾指出:“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到现实性的发展,还需要有一整个范围的关系”[1]。由于在广泛的“一整个范围的关系”即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市场失灵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会面临市场失灵的挑战,而相形之下,大规模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市场失灵的弥补拥有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反应力与有效性。

市场失灵所造成的后果主要有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问题、负外部性问题、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问题、失业问题、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和公共资源过度使用问题。一般地看,从国有经济存在的普遍理论依据的角度出发,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存在范围和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在负外部性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和公共资源过度使用问题等方面给予相对有效的弥补,在失业问题和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等方面给予暂时性的缓解,至于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问题、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问题则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根除的。特殊地看,从我国国有经济存在的特殊理论依据的角度出发,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存在范围和目的决定了大规模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我国能够从根本上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

具体地看,经济危机是市场失灵的集中的、突出的表现,陈宪[7]提出:“讨论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这场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作为……”便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做出一个有力说明。首先,美国政府采取如向濒临破产的两家房地产公司房地美与房利美各注资1000亿美元和向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注资850亿美元并统统进行接管的一系列“国有化”措施;其次,在美国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中,重中之重是电网系统的转型和升级,必须指明的是,美国政府的重锤一击本质上还是局限在公共领域,而且如若脱离经济危机这一特殊的经济环境,即便是资本主义世界最有力的美国政府想在联邦制的本土建立横跨四个时区的统一电网将是难以达成的目标,即便此项计划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也需要8—10年的时间。反观我国,由于拥有国有经济的坚实保障,我国实体经济在这次危机当中所遭受的损失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我国面对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则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例如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措施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基础上都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独有的优势,并且到2010年底,政策的积极效果就已经显现。

2.大规模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可以持续有效地贯彻国家长期发展战略

由政府制定并出台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在宏观上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质量,在中观上影响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的生存状况,在微观上则影响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性优势之一是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大事,这正是由于我国在实践上令大规模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才使得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在速度与力度上都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对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进行持续有效地贯彻与执行,而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做到的。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深化,想要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就必须在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上,使国家在更多的领域领导生产,所以这在客观上就要求国有经济必须以相当大比重存在于国民经济之中。

新中国发展至今,工业体系在国有经济绝对统治的计划经济时期得以初步建立,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也在国有经济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奇迹般地连续30年保持10%左右的平均增长。我国国家长期发展战略都是在国有经济的坚实保障中才得以贯彻的,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纵贯新中国历史的12个“五年计划”。

总览12个“五年计划”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便可以直观地看出它们之间的持续性和有效性。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使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工业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6—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超额完成了计划,农业总产值超额2.2%,工业总产值超额21.1%;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完成104.5%,工业完成100.6%;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1977年至1978年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连续两年大幅度增长。1977年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5055亿元,1978年社会总产值为6846亿元;第六个五年计划 (1981—1985年):与1980年相比平均每年增长10%;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8%,平均每年增长6.7%;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11%左右,比“七五”时期的年均增长高出近4%;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 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年均7%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400元;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GDP年平均增速大于10%,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8]相比之下,据英国《卫报》统计,自2010年英国联合政府执政以来在3年中的35次政策大调头(U-turn)则显得过于讽刺了。

3.大规模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可以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更可靠的物质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性。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相比存在一定缺陷:第一,同样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国家财政税收作为全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唯一支柱,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不仅有财政税收作为基础支柱,更有大规模国有经济的利润作为可靠支柱。第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资本主义国家眼中从来都只是为了安抚麻痹中下层的劳动者和维护资本家稳定的剥削环境的手段,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则是实现财富公平分配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措施。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和目的不同,在客观上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看似冠冕堂皇,但实则却是空中楼阁的事实,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性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无法稳定发展。而我国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成功建立、覆盖面的日益扩大、受益人群的多元化等成就,都是在国家财政税收的基础支持和大规模国有经济的有力保障下所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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