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外交，历史演进，良性交往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11-0013-07

1953年12月，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年6月，周总理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同两国总理尼赫鲁、吴努分别发表联合声明，正式确认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双边关系的原则，并共同倡议将其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6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同时为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正能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要求：“知道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①《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也明确规定：“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②显然，深入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完成教学任务的需要，也是对周恩来等老一辈元勋披荆斩棘、开创新中国外交工作局面的很好纪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直接与20世纪中叶特定的历史形势密切相关，如果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它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结晶和近代中国在经历了百年耻辱之后痛定思痛的产物。

以近现代的概念论说，古代中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活动。但是，中国社会和学术界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和研究人文社会话题。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会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正如1963年周恩来所说：中国人办外交的许多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③

孔子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仁”，处理相互关系时最好做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⑤这其中蕴含着对他人的尊重及和谐相处的意思。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激烈，孟子进一步区分了“霸道”和“王道”两种情况：“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⑥他坚决反对霸权与战争，崇尚仁爱与信义。墨家学派面对动荡不安的世界，提出了著名的“兼爱”“非攻”的主张，更加明确地阐释了国家相处时应该持有的“平等”“和平”“互助”等积极观念。所以，有学者认为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对当今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特别深刻。①

归纳起来看，在国家间相处的问题上，古代中国有三点鲜明的价值追求：

1.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以德服人”，让所有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②使世界上的一切生灵都能幸福生活。

2.平等相处。如果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③既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能够承认和尊重他国的利益，就一定会实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④的平等社会关系。

3.“和而不同”。在传统文化中“和”字的内涵极其丰富，有两层意思是最显著的，其一，反对战争，强调和平共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⑤其二，保持事物的多样性，实现和谐共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同裨同，尽乃弃矣”。⑥

然而，鸦片战争后主权的不断丧失让中国吃尽了苦头，外交亦多掣肘。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外交”和“屈辱”是一对孪生兄弟。周恩来曾满怀义愤地指出：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都是跪在地上办外交的。⑦这其中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们的主权不独立，我们的咽喉被别人卡住。

在渡江战役期间，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无视严正警告，擅自闯入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作战地段，还炮击人民解放军阵地，人民军队坚决地予以了还击，这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这一事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勇气，也标志着西方列强在中国“炮舰外交”的最后终结。中国人民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战争与动乱，当然渴望和平，但是从近代百年屈辱历程中得出的教训是深刻的，若没有主权独立一切都是枉然。毛泽东把主权独立与完整看得特别重，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类一方面在思考如何通过发挥大国的作用，建立持久和平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却又陷入了以冷战为主要形式的新对抗。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呱呱坠地，如何做到既能独善其身，又能顺利融入世界大局，成为新中国开国元勋们思考的重要问题。1949年下半年成立新中国，筹备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如何以新的主权国家的身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交往的方针政策也在积极地谋划中。1949年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发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会议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总原则。

建国前后毛泽东为外交工作概括了三句话：“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这三句话形象但不够具体，尤其对于与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交往没有切实的作用。有人分析认为，当时中国周边国家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蒙古；第二类是两大阵营都努力争取的国家，如朝鲜、越南；第三类为已经取得民族独立但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如印度、缅甸。①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实行了“一边倒”，关系较铁了，其实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后两类国家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与发展，意义也非常直接和重要。

1953年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又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挫败了美国的干扰，推动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有效避免了在中国周边出现敌对政权的危险，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新中国领导人能够进一步思考内部建设问题，以及与周边更广大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话：“邻居好，赛金宝”。再说，印度、缅甸等邻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并没有完全追随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宣称中国为侵略国家，他们投了反对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也突破了美国对华的禁运政策，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向中国出售橡胶等战略物资。这样的情形自然使得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会在适当的时间，制定适当的与印度、缅甸等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于是，1953—1954年周恩来与印度和缅甸交往接触中，概括出以“和平共处”为核心的五项原则。

笔者以为，可以把五项原则的五句话分解为“前提”“途径”和“宗旨”三部分。世界上存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事实上再强大的力量都没办法把其他与自己有差异的国家、民族或者文化赶出地球，那么如何相处呢？前提只能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让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独立存在与发展；途径最好是“平等互利”，通过平等交往与互利互惠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最终目标一定是大家“和平共处”，共享人类文明成果。中华民族的先人留下的珍贵古训是以和为贵，近代列强送给中国人的惨痛教训则是维护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急迫的问题正是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与和平，以独立保卫和平，以和平巩固独立。由此看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是历史的必然，也正是基于这种必然，“独立”与“和平”就成为了新中国对外交往始终不能逾越的两条底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自身的价值坚守恰恰表明对外部世界融通的态度，二者相辅相成。中国要求别人尊重自身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也尊重他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和发展道路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世界形势不断发展，维护独立与和平的外部环境在不停地变化，因而中国外交在具体目标和斗争策略上也会作相应地调整，五项原则只作了总体性、原则性的规定，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又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五项原则提出的六十年来，中国外交在坚守自我价值观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融通着多元差异和不断变化的世界。

1.“求同存异”，广交第三世界国家朋友

二战后到1955年，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持续高涨，在此形势下，29个亚非国家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会议。由于历史原因和会议前美国的挑拨离间，更由于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有关国家的巨大差异，中国能够在会议期间有所作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关于“求同存异”的发言引起广大亚非国家的强烈反响。这一方针客观承认了各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找到了各国在历史遭遇和发展经济、维护独立的共同性，真诚表达了中国政府尊重别国主权的善良用心，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反对殖民主义，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态度，因而得到了与会各国的热烈拥护。最后，万隆会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融入《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提出了指导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形成了共同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万隆精神”。会议结束后，一大批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建交高潮。

其实，“互相尊重主权”从本质上讲就是对差异和多元主义的尊重，而求同存异将此表述得更加清楚，即首先承认并弄清相互间的差异，再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寻找促进共同发展的基础、途径。“求同存异”方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第一次智慧的运用，五项原则的内涵被亚非各国所欣赏和接受，新中国由此在广大第三世界积聚了旺盛的人气，难怪陈毅同志赋诗赞颂：“准则昭天下，精神重万隆”。①

2.“跨越鸿沟”，打开外交新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0年，中国外交从总体上看还是受两极格局的影响，以“一边倒”为主要特征，五项原则的运用实际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至60年代，中国特别重视与周邻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努力开拓外交的新局面，在国际上赢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搅入到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和派别冲突，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曲折运用的时期。

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实行“一边倒”，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往，同时也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行了相对灵活的策略，比如与英国、荷兰建立“半建交”的关系，但对西方国家总体上来说还是封闭的。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抓住有利时机，“以小球转动大球”，结束了中美长期以来敌对的状态，在《联合公报》中双方约定“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克松访华后，日本、英国、荷兰、联邦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很快先后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和平友好的关系。准确地说，此时中国在行动上跨越了与西方国家交往中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鸿沟，全面打开了外交的新视野。

3.“做好自己的事”，坚定奉行独立自主外交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外交彻底放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基调和与第三世界国家“同病相怜”的心态，成功地实现了向现实主义过渡的重大转型，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其根源在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根本变化：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内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一个是国际上多极化的趋势渐进发展，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使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关系民主化倾向增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战争的危险虽然存在，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暂时打不起来。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②邓小平的分析与判断，安定了国内人心，使全国人民能够踏踏实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即使在1989年中国国际环境极端恶劣的形势下，邓小平仍然掷地有声地强调：“对于国际局势……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③

具体分析本时期中国执行五项原则的情况，有四个显著特点：

第一，推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1950年中国同苏联签订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期30年，1980年到期后未续签。中国一心追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以格外强调任何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对于国际事务必须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第二，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两极格局结束后，国际力量失衡，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盛行“干涉主义”，中国重视搞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政治局面，因而在国际交往中坚持“不当头”，“韬光养晦”，但努力“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五项原则偏重于“互相尊重主权”，希望世界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时期明显侧重于“互不干涉内政”，维持中国内政和世界大局的稳定。

第三，放弃冷战思想，与所有国家建立正当外交关系。“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新时期彻底纠正曾经出现的“以苏划线”，“以美划线”的偏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比如苏联解体后，中国并不纠缠于意识形态问题，迅速地与“独联体”各国分别建立了外交关系。

第四，以经济交往作为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对外开放重点是对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复出后最先访问日本、美国，主要就是冲着他们的市场、技术与管理经验。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复关”和“入世”的谈判，加快了融入世界市场的步伐。如果说新中国前30年更多追求的是“独立”“平等”“和平”，改革开放以后则更加重视经济上的“互利互惠”。

4.“共同发展”，建设和谐世界

改革开放后随着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更加关心全人类的共同发展问题。1986年中国政府在人大工作报告的对外政策总目标中，首次提出了“促进共同经济繁荣”的新内容。①进入21世纪后，“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实际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引起了外部世界的一些猜疑，甚至产生了“中国威胁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说法。2003年12月，温家宝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代表中国官方提出了“和平崛起”的观点。不久，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因为“崛起”常常与“霸权更替”“权力转移”相联系，直接用“和平崛起”一词容易带来误读，基于外交战略的总体反思与规划，中国又迅速制定了“和谐世界”的新战略。2005年4月，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指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9月他又在联合国总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中，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内涵，向全世界递交了一张“普遍发展、共同繁荣与持久和平”的友好名片。当代学者贾江华认为：“和谐世界思想是中国长期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总结和发展”。②

1993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权大会，对于会议结果，一位西方观察家评论道：维也纳会议的“大赢家显然是中国，至少如果以告诉他人不要管闲事为成功标准的话是如此”。③显然，这位观察家语言中隐含着一句潜台词：中国推行“不管别人闲事”的外交，同时也“不准别人多管自己的闲事”。表面上看似乎如此，因为中国强调“互不干涉内政”，并在很长时期内把相当多的精力用在解决国内事务上。事实上，新中国对外交往一直坚持双向的理解与尊重，从“坚守”和“融通”出发，关心全人类的共同事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把“和平共处”的有关原则不断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机制。

1.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

新秩序是相对于旧秩序而言的，自1500年前后西方开辟新航路和进行殖民扩张以来，东西方长期存在着侵略与从属的关系；二战后形成了两极格局，超级大国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占据着世界生产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主导权。国际关系的旧秩序就是危害世界和平，阻碍各国共同发展的历史根源。

随着二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愿望日益强烈起来，一般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宣言书”，“标志着国际关系新时代的开始”。①1974年7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专门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意义。80年代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②“现在出现的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内政，挑起别国内乱。”③邓小平的这些谈话为如何建立国际新秩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以至于当代在国际会议讨论国际新秩序时，绝大多数国家的发言都是以邓小平的观点和主张为基础的。④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积极支持和推动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有关活动，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新秩序的发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对于如何建立国际新秩序有了更明晰的思路和内容。1997年江泽民在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演说中讲道：“这种新秩序，主张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新秩序，主张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反对经济贸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歧视性政策与做法；更不允许动辄对别国进行所谓经济制裁。”2003年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也阐述了“维护和尊重世界多样性”，“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等五项主张。

中国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参与全球化，发展市场经济，实现民族振兴，为世界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发展的同时，实际上也在用自身的力量把国际秩序引向良性方向。

2.联合国外交

新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曾历经波折。1971年，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鼎力支持下，联合国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从此，中国立即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联合国的工作中。但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国内“左”倾思想影响，加之对联合国的事务不够熟悉，中国在联合国内以参加政治事务为主，很多时候只是把联合国看成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伸张正义的讲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的总体战略均发生了重大调整，中国成为联合国事务的积极参与者，逐步扩展到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联合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窗口和管道。1990年4月，中国首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了军事观察员。在人权事务方面，中国自1981年起一直担任人权委员会成员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系统内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和制定工作，积极支持人权委员会关于实现发展权问题决议的全球磋商，先后加入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7个国际人权公约，认真履行应该承担的义务。本时期，中国仍然坚持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例如，1981年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由第三世界的代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与美国对峙，投了16次反对票，最后终于由秘鲁人德奎利亚尔任新一任秘书长，并由此形成了联合国秘书长由各大洲的人选轮流担任的惯例。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崛起与联合国的变革相互借重，联合国被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多边政治舞台。当前中国已经成为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并多次宣布单方面的裁军，坚决落实联合国《千年宣言》承诺，完成贫困人口比例减半和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积极缴纳不断提高的联合国会费。中国“言必行，行必果”，绝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者。

3.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顺应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西方学者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性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其实，世界各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集体参与共同治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时候，但直到最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治理问题才日益引起政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如果把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算做中国开始进入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话，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自身实力所限和其他种种原因，对许多事情关注度确实不高。而苏联解体后，直接面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奉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政策。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紧密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国际社会的前途命运也越来越与中国休戚相关，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已成必然之势。

中共“十六大”“十七大”报告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全球治理”的概念，但实际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看成了“全球治理”的目标之一，强调要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周邻国家以及世界人民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沟通。中共“十八大”报告在总结外交工作成就时提出：“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是在党的文献中首次运用“全球治理”的理念。如果套用西方“全球治理”的理论，笔者认为“十八大”报告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有关问题：目标是与世界人民一道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依托的主要机制是“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依靠的主体是主要各国政府，同时“将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进一步发挥社会团体和民间的力量；治理对象除了传统国际关系问题，格外重视“粮食问题、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性的全球问题。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更加注意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处理好自身事务和世界发展的关系，全面参与“全球治理”。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冷战结束后曾肯定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主义再也不存在有力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①但是不久，随着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感叹：“设想的破灭几乎与它的形成同样迅速”，梦想已经终结，历史开始回归。②正如赤、橙、黄、绿、青、蓝、紫构成美丽的自然世界一样，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社会制度共同组成今天的人文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各个民族、国家只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选择！

【作者简介】鲁东海，男，中学高级教师，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