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峰

【摘要】露天电影自从传入中国，就被赋予政治色彩，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乡村社会重要的政治宣传和文化传播媒介，在其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村；露天电影；政治动员；文化启蒙

中图分类号：J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5-017-02

有别于电影放映相对固定的院线场所，“露天电影”放映是中国电影传播的一条不容忽视的发展路径。伴随电影技术从西方传入中国伊始、抗日救亡与解放战争期间，尤其新中国成立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延续到至二十一世纪的“电影下乡”与当下新农村文化建设，露天电影都如影随从。它不仅影响、改变了中国电影的传播途径与格局，而且又是特定时期中国政治动员、文化政策宣传和启蒙的重要手段。在发展电影艺术本体之外，露天电影在社会发展、政治文化宣传、丰富民众精神生活和民众公共生活建构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露天电影政治动员和文化启蒙的悠久传统

中外电影在缺乏专门放映场所的草创时期，除了杂耍剧场，主要都是在露天放映。电影批评家王尘无在1932年6月26日的《时报》上撰文《扩大露天电影运动》，初步界定了露天电影的概念：“不是指大饭店等等每年夏季开映的那个专供洋绅士和高等华人茶舞后的余兴的露天电影”，而是“走江湖的人们在内地小市镇或者大一点的农村里，随时放映的那种露天电影”。①前者指的是电影传入中国以后大都市的外商电影院，后者即是本文所讨论的电影放映的特殊形式：露天放映。二者的区别不言而喻，王尘无不仅准确界定了露天电影，而且还敏锐地关注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对电影的需求：即使那些生活在北京这样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劳苦大众，他们仍然收入甚微，根本谈不上花钱去电影院看电影，更不用说那些小城鎮或者农村的民众。因此，电影放映需要考虑并顺应最基层民众的需求，一方面推行民众负担得起的低廉电影票价，另一方面则积极推广类似露天电影的“庙会电影”、“大席棚电影”等。②由此可见，露天电影从进入中国之日起，就与最底层民众密切相连。在持续关注中国电影发展的大众化诉求时，1933年，王尘无提出了露天电影的政治功能：“中国电影界无疑的应该把反帝反封建的影片，用着露天电影的方式，在农村或则工厂的门前放映。这样，电影大众化才不致成一句空喊的口号。这样反帝反封建的电影，才能收到广大的效果”③这是目前中国电影文献记录中最早较为系统地将露天电影与中国政治语境紧密结合的诉求。不仅反映了一个电影艺术家对露天电影在民众中的推广的关注，而且注意到了露天电影在特殊时期的政治文化功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涌现的一大批流动放映队则是对露天电影在民众中的传播、提倡进行的全面而系统的实践。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发表宣言：“我们要使每一部影片成为抗战底有利的武器，使它深入到军队、工厂和农村中去，作为训练民众的基本的工具”。④流动放映队通过在城市、农村、工矿、军队等地的露天电影放映传播活动，真正把电影与中国最底层的民众、电影与社会、民众和民族救亡的社会主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依托于流动露天放映这种特殊的电影传播形式，不仅使电影在中国这个地域广大、影院分布极其稀缺的国家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而且利用这种特殊传播媒介的宣传优势，推动更多基层民众能够了解当时的抗战救亡的局势，发动他们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战线中去。

二、新中国建立后的农村露天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民电影事业成为中国共产党与进步电影工作者当时共同关注的内容。电影成为新政权树立国家形象、宣扬工农兵美学最重要的艺术形式。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中明确“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普遍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⑤

遵照该指示精神，中央人民政府迅速筹建了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将电影事业纳入主流政治宣传话语和国家行程机构规划的范畴。国家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建设全国性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工作，中央政务院和文化部电影局屡次扩大电影放映队伍、增加流动放映队，并形成了一个真正面向全国的电影放映网。其中，露天流动放映电影成为推进基层电影传播最主要的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法规，发动了一系列运动。诸如新《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等，都不仅需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进行政治动员和政策宣传，而且国家与地方之间亟需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在基层农村，中共实行的民众宣传动员方式方法向来多种多样，比如开会辩论、传媒动员、典型示范、文艺演出等等。自从五十年代开始，规定文艺演出必须随政治运动这一“中心任务”的改变而有所变化，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众多的文艺宣传形式中，相比秧歌队、莲花落、相声、大鼓、快板等形式，露天电影因自身直观形象，传播方式灵活多样，涵盖内容较广等优势，作用凸显。因此，露天电影不单单是一个文化组织，还是一个新的政治动员系统，通过露天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将处于边缘和下层的民众和阶层统合起来，使之了解国家各项政策法规，动员他们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把他们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新中国社会的政治一体化进程。

首要工作是电影放映员的培训和成立流动电影放映队。中央电影局在南京培训了第一批流动电影放放映员1886名，由此组成600个电影队，开启了新中国露天电影流动放映建设的大幕。1950年12月7日，电影局就下一步技术工作发展提出两点意见，第一点即要求扩充部队电影放映队到260个，工厂、农村、机关、团体为44个，要达到总共700个，以组成全国放映网。到1953年1月1日统计的全国实际工作的放映单位中，流动电影放映队共有1359个，工会俱乐部448个。⑥将电影放映覆盖到了城乡、民族聚集区以及偏远山区。露天电影在中国最基层民众中，对政策宣传、政治动员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潜在作用。

农村流动放映队和农村电影放映员数量的激增推进了露天电影在农村的普及，适应了当时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农村地区居民文化知识素养相对较低，阅读报刊图书等难度较大，而电影因其直观的视觉效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吸纳更多的农村观众。1955年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各种报纸全国发行量147万份，而1954年，全国8.2亿电影观众中，农村观众就占了60%，达到4.8亿之多，是报纸发行总量的300多倍。显而易见，在电影和纸质传媒报纸之间，农民自然青睐前者。⑦

为配合普及农村电影流动放映，新中国专门制定了税收优惠政策，即使在历次政治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太多更改。大部分由村集体出资放映，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拥有接近6万个流动电影放映队，主要活动区域就是农村地区。1982年，放映场数达到2400万次，农民观众达194亿人次，相当于每天平均有5000多万农民观看电影，平均每个农民一年观看24场电影。有资料显示，到1982年底，中国农村集镇电影院达到7360座，农村电影放映队增加了9095个，新增数量相当于1949年至1972年二十三年发展的总和。

纵观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史，二十世纪上半叶从中国特殊政治环境出发，中国共产党在强调文艺工作的意识形态与宣传职能时，格外重视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的流动放映在全体社会民众中的普及与发展。“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宗旨在电影事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贯彻。电影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自其在中国的萌芽、推广到普及辉煌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受到政治的支撑、支持和支配。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电影创作不得不以反映现实政治的丰富内涵为素材和基础，并在政治体制的资助与支持下得到推广和提升。另一方面，影片的选择和放映机制也不得不受到政治的影响、囿制和利用，有时甚至沦为纯粹的政治仪式和工具。它和其他宣传手段或艺术形式一样，在特殊时期，艺术性往往屈从于工具性，附加于电影之上的政治属性和时代性往往远远超越电影本身。尤其对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居住空間比较局促，信息封闭，业余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的中国最基层民众，露天电影无论从发挥自身功能还是作为公共传播媒介，对他们来说不啻最佳选择。或者可以说，露天电影的自身属性和附加功能迎合了与中国基层民众生产生活的需求。

注释：

①②孟固.北京电影百年[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

③丁亚平.1897—2001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144.

④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⑤⑥于丽.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79-93.

⑦张启忠.“露天电影”与农村的文化启蒙——十七年农村电影放映网的历史分析[J].艺术评论，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