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钱穆辍学家居后，自知家贫，升学无望，于是决意在家自学苦读。未能继续读书深造，虽然在钱穆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颓废，自丧其志。

1912年春天，由鸿声里远房亲戚钱冰贤介绍，年仅18岁的钱穆离开老家七房桥，到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由此开始了长达10年半的服务桑梓的乡教生涯。

校长秦仲立与钱穆切磋古文，惊其才思不群，二人成忘年之交，钱穆也因此得以读到秦家藏书。钱穆在自行摸索读书门径与方法的同时，开始笔耕。一日，因在报纸上看见《东方杂志》征文，题目可以自拟，他就撰写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一文寄去，大意为英、法侵犯我东南海疆，日、俄霸踞我东北、西北陆地，在陆之害，远甚于海。将来国家大患在日、俄，不在英、法。文章为《东方杂志》征文录用，获三等奖（共分五等），得奖金25元。他获奖后编辑部来信，认为文章现实感太强，内容涉及外交秘密，不拟刊出。这是钱穆投寄报刊的第一篇文章。

1913年，钱穆转入荡口私立鸿模学校任教。1914年夏，无锡创办六所高等小学，梅村一所，命名为县立第四高等小学，钱穆在鸿模小学兼课一年后，专门任教于县立四小。县立四小第一年只办一年级，仅一个班，学生皆住校，他与学生同住一寝室，“日夜与学校诸童同其起居食息”。钱穆卧床在寝室门口，靠近窗边。一天深夜，窗外月光照床而醒，一脚踢在床边墙壁上，他突然想到臂与壁都是形声宇，辟属声，但臂在身旁，壁在室旁，凡辟声似皆有旁义。如此联想下去，如避，乃走避一旁。璧，乃玉悬身旁。嬖，乃女侍在旁。劈，乃刀劈物分两旁。躄，乃两足不正常，分开两旁，蹒跚而行。于是他悟出凡辟声皆有义，这就是宋人所说的“右文”。由于心有所得，钱穆在床上兴奋不寐，连思得形声字十数例。如“或”字，从口乃指民众，从戈乃指武装，口下一画，乃指土地。加一口则为国，增一土旁则为域，实则或字中含有“国”字、“域”字义。第二天讲国文课，他不讲课文，乃讲昨夜枕上所得。恰好县中派督学来校视察听他讲课，对其善于思考问题大加赞赏，专写一篇报道在县署的月刊上刊出，以示表彰。

钱穆自幼即喜抽香烟，进常州府中学堂后乃有烟瘾，归家后又抽水烟，在三兼小学结交校长秦仲立，又抽旱烟。他来梅村四小任教后，一日上课，课文中有劝戒烟的内容。钱穆自思自己不戒烟，何以教诲学生，于是下定决心戒烟，以后数十年不犯。

钱穆在荡口鸿模、梅村四小任教六年，不仅教学有方，读书精勤，而且在学问研究上有小成。在梅村县立四小，他教授《论语》课时，精读《马氏文通》，仿其体例，积年写成《论语文解》一书。这部著作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钱穆生平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1919年秋，钱穆转入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一职，这是他一生中独立担任教育行政工作的开始。他在后宅小学任校长三年，改革教学方法，废除体罚，善导学生，使课程规章生活化，颇见成效，其办学成绩为后宅13所小学之最，深受学生爱戴、家长信任。在进行实验改革的同时，钱穆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撰述。早年留学日本、以《人生哲学》一书闻名学界的李石岑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他每写一文，皆以大一号字登在头篇，其余皆用小一号字排。钱穆喜读《学灯》上的文章，认为李石岑的文章语简意远，的确比他人高出一筹。他告诉后宅小学同事，想撰一文寄去，看是否也能用大一号字刊在头篇。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同事的鼓励和支持。几天后，他写下一篇名为《意志自由与责任》的短文寄给《学灯》。这篇文章果然用大一号的字头篇刊出，这是他生平在报纸上刊出的第一篇文章。以后又陆续写有《因果》《爱与欲》等文，也登在《学灯》副刊上。

事实上，在乡村10年半的教书生涯中，他不仅苦读旧籍，日求长进，而且关心时事，对当时的新思想、新学说颇为关注，多有接触。钱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一册的自序中说： “余少孤失学。民国初元（1912年），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授课之暇，阅读每以报章、杂志为先导。”在三兼小学，他遍读严复所译各书，自谓对斯宾塞《群学肄言》、穆勒《名学》二书，“受感最深，得益匪浅”。应《东方杂志》征文，他撰《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提醒世人警惕列强侵略。1919年春，杜威来华讲学，钱穆对其教育哲学思想颇为留意，而他转入后宅小学担任教职的直接动因就是得与幼童接触，从头做一番实验，以弄清古今中外教育思想异同的得失所在。五四运动，上海罢市，梅村四小的师生到附近乡村演讲，钱穆对挚友朱怀天“热血喷迸，声沼俱下”的演讲大加称赞，表现出了对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持。当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狂飙突进时，钱穆对《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悉心拜读。在1928年完成的《国学概论》最后一章中，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多予肯定。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论及早年读书与接触新思想、新潮流的关系时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也许人们会去引用钱穆晚年自述的这条材料论证他早年对当时的新思想、新潮流采取全盘抗拒的态度。钱穆一生思想守旧，实与他早年蛰居乡村、见闻不广、排斥新思想大有关系。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从如上的事实来看，与其说钱穆早年对当时的新思想、新潮流采取全然拒斥的心理，毋宁说他早年对当时的新思想颇为关注，多有接触、融受。

钱穆乡教10年的过程，实际上是他当时在无师友指点环境中自求长进，摸索为学路径和方法的过程。10年半的乡教，实际上是10年半的苦读。在茫茫的学海中，他既无名师指点，又少学友切磋，一路摸黑前进。钱穆早年读《墨子》一书，写成《读墨闇解》《墨经闇解》两文，自以为心有所得。但读到孙治让《墨子间诂》后，有“如初生婴儿对七八十老人，差距太远”之叹，但他对这两篇少作非常珍惜，“常存行箧中，至今未忍抛弃。偶一检阅，当时孤陋幼稚、独学无友之艰苦情况，犹涌现心头。既以自惭，亦以自奋”。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钱穆是从中国乡村泥土中崛起的学问家，是从乡土中国走出来的一代学术巨擘。他这种学而不厌的苦读精神和外绝声华的生命定力，为以后一步步迈入学术的殿堂奠定了基础。

如果没有这10年在茫茫学海中冥思求索的积淀，他要从中国乡村这块学术瘠土中崛起，要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