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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古代君臣博奕中的“养敌自保”行为

2014-09-30朱久昀

武昌理工学院学报 2014年2期
关键词:囚徒困境

朱久昀

摘 要:在王朝兴建过程中,离不开臣属的建功立业。而在皇权稳固后,臣属功高又难免震主。为确保皇权,杀戮功臣成为难免的事件。这种情况下,一些大臣以“养敌”的方式来求得自保,本文试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兔死狗烹;养敌自保;囚徒困境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博弈是指二人或多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进而达到取胜目标的一种行为。它通过分析自己与对手的利弊关系,从而确立自己在博弈中的优势,采取相应策略,最终达到取胜的目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与外界进行各种各样的交往,博弈也便无处不在: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客户之间、竞争对手之间、甚至家庭中的夫妻之间等,都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博弈关系。由于博弈行为的经常性和复杂性,进而发展为一门专有理论——博弈论,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

在中国古代君臣关系中,当王朝开创时期,君臣往往能齐心协力,共创霸业;待到政局稳定,却常常反目相向。同患难,却不能同富贵;共创业,却不能共守业。纵观中国历史,在王朝更迭或王朝动荡时期,惊人相似的历史,兔死狗烹、屠戮名将的结局,让人们对帝王的行为和功臣的下场不禁感叹连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本文试从博弈的角度来分析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解析功臣生存之道——养敌自保。

一、养敌自保的原因

所谓养敌自保,是指在与敌交锋过程中,当己方完全掌控了局面、有能力消灭敌人时,却不去消灭敌人或不完全的消灭敌人,而是借敌人的存在来显示自身的重要,借敌人的存在来保全自己的行为。客观地说,这种行为多是一种无奈之举,形成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君王的杀戮行为

春秋末期,吴越争霸。在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卧薪尝胆时期,大夫文种为越国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在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一雪前耻、取得争霸的彻底胜利后,落得被逼自杀的下场。

楚汉相争,韩信、彭越、黔布这些曾为刘邦立下过巨大功勋的战将,在西汉建立后也一个个被收拾掉了。就连第一功臣萧何,虽然从草莽时期就开始追随,也无法逃脱削官与被囚禁的下场。

陈桥兵变,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为巩固皇位,虽采用柔性方式“杯酒释兵权”,手段高明,令人敬佩;没有血惺,令人称道。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开国大将,本是位高权重之人,谈笑间,竟只剩下虚职,只能多置良田美女,也是一种残忍。

论屠杀功臣,最严重的当属明太祖朱元璋,几大冤狱,将开国功臣几乎诛杀干净。真是“取之尽锱铢,弃之如泥沙”①,用起来人尽其才,杀起来也毫不可惜。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②皇帝和功臣总是处在一种希望得到最优选择最优策略却往往收获最差的“囚徒困境”之中:皇帝担心功臣拥有的权力危及皇权而想削权或去人,功臣怕被兔死狗烹而不敢放弃自己的权力;皇帝越想削权功臣越不敢放权,功臣越不敢放权皇帝越想削权。在战争时期,由于有共同的敌人,皇帝需要战将,战将需要明主,他们尚可以和平共处;但是战争一旦结束,外部的共同威胁消除后,这种互相猜忌常常导致皇帝痛下杀手或功臣铤而走险。

(二)君臣间不可避免的争斗

君臣关系是一对矛盾,君担心臣不忠,臣担心“君威难测”,他们之间的争斗也便不可避免。君臣间的权力之争,向来冷酷无情。如果失败,是万劫不复;如果成功,可以说能得到一切。皇帝获胜,收益有获得的权力和除去心腹大患的满足感,损失有滥杀功臣的名声和损耗的实力;功臣获胜,收益就是万人之上的皇权,损失是篡位的千古骂名和实力的损耗。

具体来看,皇帝与功臣之间的争斗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双方实力相当或相差悬殊,但不论哪种情况,最后的结果都将导致争斗的发生。

第一种情况:实力相当

如果双方实力相差不大,那么先动手者会得到一定优势。如果皇帝与功臣同时下手,那么他们都会有50的收益,因为他们都会打一场有准备的仗。如果皇帝先下手,而大臣没有行动,那么皇帝就会获得先手的优势,收益为100,大臣会处于被动的地位,收益为-100。如果大臣先下手,而皇帝没有行动,那么大臣就会获得先手的优势,收益为100,皇帝会处于被动的地位,收益为-100。如果双方都没有下手,那么相安无事自然是最好的结局,双方都没有损失,收益为0。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有一个最优战略均衡问题,就是所谓的“先下手”。虽然双方都知道没有行动、相安无事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但因为谁也不敢保证对方会不会采取行动,所谓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只能是“先下手”。最后,皇帝与功臣之间的战斗不可避免,历史上君臣相争的种种悲剧,因此一再重演。

第二种情况:实力相差悬殊

如果君臣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掌握决定权的在强势一方。因为实力弱的一方不会首先动手,免得自取灭亡;而实力强的一方按理说也不会轻易动手,因为赢得胜利容易,但却难堵悠悠众口。况且,无论是篡位成功还是屠戮功臣,都会留下千古骂名,这是极其重视身后名的中国人不愿意见到的。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在机制是家天下。这个“家”具有很大的排他性,简言之,就是皇权的传承必须需要血缘,还要是直系的血缘。富不过三代,自幼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敌不过政坛上掌握实权的老狐狸。为了使自家的江山能够一代代的传承下去,避免因为君臣实力差不多而不得不开战的情形出现,开国君主往往在手握重权的功臣实力远不及自己的时候将其铲除。所以“兔死狗烹”的悲剧一再上演,而为了保全自己,功臣们往往紧抓权力不放,甚至造反,这也更坚定了皇帝要把他们除去的决心。

同时,如果是功臣一方占据强势,虽然篡位成功会有千载骂名,但皇帝的位子与皇权的诱惑实在太大,况且历史从来由成功者书写,他们也会铤而走险的。

二、养敌自保的表现

这看起来似乎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功臣们为主公出生入死,贡献卓著,被利用完后又遭到无情抛弃,别说是荣华富贵,能保全性命就已经不错了。那要如何破除呢?有一种思路,就是让自己永远具有被利用的价值。只有被需要,就不会被抛弃。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对于强势者来说,失去一个可以替代的人并不会有太多损失。而让自己成为他们离不开的人,就永远不会被抛弃。所以,只要实力强大的共同敌人还对政权有威胁,皇帝就不会屠杀可以保护自己政权的功臣。

唐朝末年,黄巢起兵后,大将宋威奉命率兵围剿。但宋威却对手下人说:朝廷常负功臣,我们胜了未必有好处,不如留着贼人以自保。

宋朝,开国宰相赵普谋略非常,辅佐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但对北方契丹,这个宋朝最后的一个强敌,似乎总是无可奈何,以至于数次对契丹的战争均告失败。

明朝,徐达在灭元战争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是,当他率兵攻取北京及周边地区后,却没有乘胜追击,顺势统一广大的蒙古地区,反而停滞不前,使元朝残部在蒙古地区得以死灰复燃。①

辛亥革命,严重威胁了清朝统治,而手握大权的袁世凯,却迟迟不进攻革命重镇武昌。养敌自重,用以逼取清朝天下。

养敌自保,保己却不保国。正是因为这些功臣良将的一己之私,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朝代更替,人民流离失所。

由于宋威奉行养敌自保,军队总是与黄巢队伍保持30里的距离,任由黄巢起义军一天天壮大,最终导致唐朝彻底毁灭。

草原民族,本性就是掠夺。而一直受到契丹威胁的宋朝,不得不年年纳贡以求平安。后来,西夏与金国又加入了劫掠的行列,饱受盘剥的宋朝积贫积弱,最终亡于元朝之手。

死灰复燃的蒙古民族,成为明朝数百年的威胁。土木堡之变,更是严重削弱了明朝国力。后来,流寇乍起,而朝廷派出的将领却大多奉行养敌自保之策,只追杀,不围捕,反叛力量越来越多,致使明朝灭亡。同时,徐达最后也没有逃脱被铲除的命运,虽然位极人臣,虽然与皇家联姻,但终留下被朱元璋赐“蒸鹅”毒死之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辛亥革命不仅最终迫使清朝灭亡,也使得袁世凯遗臭万年。

三、养敌自保的变形

在古代君臣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另类,即功臣不去养敌(一般也无敌可养),而是或功成身退,不给帝王以猜忌的可能;或完全示弱,做一个让帝王“放心”的人。因为从本质上说,养敌自保是一种无所作为的行为,是有所为(养敌)之后的无为(不去消灭)。那么,从这个意义出发,功成身退或完全示弱,也是一种无为,目的也无非是给君王一颗定心丸:我不会抢你的江山,你也不要视我为威胁。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一种形式不能算是养敌自保,但由于它也是功臣自我保全的手段,姑且算做是养敌自保的变形。

这种身退或示弱的行为,在强势君王那里,也是很多的。而且,他们的行为,往往被后人认为是一种聪明的保身之道。

功成身退,典型如范蠡、张良。

在勾践的卧薪尝胆时期,范蠡对越国复兴所起的作用比文种还大。但当勾践成功复仇之后,他立即功成身退、飘然远引,只身来到齐国。并不忘给文种去一封信:“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①

在刘邦夺取天下,建立大汉王朝的艰苦历程中,张良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刘邦也知道张良的重要,所以当上皇帝后公开称赞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②。想对张良大加封赏,一是表示不忘其大功,二是想继续倚重其过人的智谋,来巩固政权。但张良却很明智,对丰厚的奖赏坚决辞谢,而且,也不在政府中担任实职的官员。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养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

完全示弱,做到极至者则非汤和莫属。

考察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下场大体有三种:第一是获罪被杀;第二是无罪赐死;第三是侥幸逃脱。而第三种在洪武一朝为数极少,仅限于汤和、邓愈、郭英、沐英、耿炳文等几人。其中邓愈早死,儿子还是没有逃过,沐英远镇云南,郭英则因宁妃的缘故,耿炳文虽则逃过暂时,可是永乐时终难免横死。所以,真正做到善终的只有汤和一人。

那么,汤和之所以能善终,原因有如下方面。一是他从不居功,更不贪恋权势。当察觉到朱元璋“意不欲诸将久典兵”时,主动请辞,“‘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悦,立赐钞治第中都。”二是为人谨慎,不议论朝政得失,不藏否人物,“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三是善于伪装,当感觉到朱元璋对他不放心时,就装病,面对朱元璋的上门考察(“即日临视”)和召入宫中考察(“诏以安车入觐”),汤和都适时的“病重得”说不出话来,“和不能对,稽首而已。”③

当然,作为自保的手段,这种方式高过“养敌”,因为它不会绘国家带来明显的损害。但如换个角度,能臣良将不能尽展其才,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和遗憾。

四、养敌自保的危害与启迪

虽然养敌自保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它的危害却是明显的。一是于国不利。能臣良将不敢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甚至为了保护自己而去保存敌人,而保存敌人的后果,却常常是使得国家实力不断的持续的被削弱,最终到亡国的境地。二是于己不利。综合来说,养敌自保,虽然保得了一时,但未必能长久,而且,在自己的人生过程与历史上,都会留下污迹。

从更大范围来讲,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皇权与权势欲。对于帝王来说,他们为了确保自己的皇权统治,常常是无所不用其极,直系血亲都可以出卖和屠戮,更何况功臣?而作为人臣来说,难免要有“老子打天下、老子也要坐天下”的权势思想,既然天下是在马上辛苦打下来的,胜利了,飞扬跋扈一些又有什么了不起?从而不知检点,乃至胡作非为。当这种权势欲与皇权发生冲突时,屠杀功臣的悲剧也便难免了。而功臣为了自保,不惜养敌自重,又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的统治。整个中国一部封建史,都是在这种无奈与怪圈之中向前延续。

在全党全社会大力提倡和谐建设的今天,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每一个领导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更是养敌自保带给我们今天的启迪。

毫无疑义,在君臣这一对矛盾之中,君为主,臣为辅,正是由于有了君王的兔死狗烹,才有了臣属的养敌自保。对于今天的上下级关系来说,掌握主动权的也是在上级一方。为什么有的部门风气正、氛围好,大家都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很高;而有的单位却是人人心存怨气,人不能尽其才,事不能得圆满,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主要原因就在于领导者的行事风格与导向。虽然制度建设是重要的,但制度是需要人来执行的,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规范的人来规范的执行,也必将成为空文。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领导者一定不能忽视自己对单位风气的引领作用。要努力行正气、做正事、公开、公平,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同时,作为下属,也要有宏大的胸怀,要坚信金子不会永远被埋没,扎实工作、尽职尽责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屑小之道或能得势于一时,必不能得势于长久。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的奉献,总有属于自己的光辉。

《论语·学而第一》篇有言:“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说,在一切的规范与制度中,能促进和谐是最可贵的。同样,在上下级关系中,能达到和谐,人尽其才,心情舒畅也是最难得的。让我们从古人的经验与教训中吸取智慧,为创造一个和睦相处的社会软环境而共同努力。

(本文审稿 王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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