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

70年代是20世纪中国社会最停滞灰暗的一段时期，也是50年代这代人叛逆和茫然的人生阶段。在八九十年代交集的恍惚间，王朔将中篇小说《动物凶猛》交由上海《收获》杂志刊登（1991年5期）。王朔创作过4部长篇，20多个中篇，五六个短篇小说，他认为最好的作品还是《动物凶猛》。“我自己喜欢的，确实是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中同时又无技术上的表达障碍写的关乎我个人的真实情感的小说”，它们是“《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许爷》”。而“我最后悔的是写了《动物凶猛》。我刚刚找到一种新的叙事语调可以讲述我的全部故事，一不留神使在一个中篇里了。”这也是我现在搁笔的原因之一。“我的作品中令我最激动的是《动物凶猛》。”“这是我的一个大小说的素材。”1988至1995年的王朔，先有“1988”小说和电影改编双丰收的“王朔年”，接着是与知识分子批评家激光四射的鏖战。但他因何在人生的高潮时去写最令人沮丧的题材《动物凶猛》？其中缘由还没人做过探讨，我实在充满好奇又疑惑不解。

一、闲逛

40年代就追随中国革命，在位于北京六部口的中国广播事业局和“毛选英译组”任高级翻译的美国人李敦白，在回忆六七十年代之交这座城市的景象时说：

北京充满了围城的气氛。《人民日报》落入文革小组手中。陈伯达带军队进驻报社接管……

从广播事业局沿着长安街走去时，我看到无数红卫兵举着红绸子旗，扛着巨幅的毛泽东肖像，边走边唱朝着广场挺进……

到了王府井，看到一片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