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琳

摘 要： 哲学是智慧之学，源起于对话，又以对话的形式寻求和展现智慧。西方的哲学对话由柏拉图的“伟大对话”肇始，中国的哲学对话则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明争暗取，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几乎涉及后世的所有文明样式。中西哲学对话在主客双方的平等地位、均追求以理服人等方面颇为相似，而在体例规模、对话形态、说理方式以及语言文字表达等方面则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 对话；中西哲学；源起异同比较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3-0036-05

哲学对话是一种激智的辩证思维活动。柏拉图对话开创了西方哲学文明的传统，而孔孟儒家同墨、道、法诸家在春秋战国时代展开明攻暗取的哲学对话则是伟大东方文明开始与奠基的典范表现。东西方两大文明之发端，可以说都起始于哲学对话。我们要继承发扬伟大的对话传统，必须东西方兼顾，两大传统并承，也只有这样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全球化时代多种文明的对话发展借鉴到更多的资源，也才能丰富对话哲学之内容与形式。

一、西方哲学对话的源起及影响

西方哲学的对话开创者柏拉图著有三十五篇对话著作，除《法律篇》外余皆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对话者，所以亦称“苏格拉底对话”。对话集以苏格拉底出游观赛同各种各样人物自由交谈这种游记加谈话方式写成，通过轻松愉快的日常谈话表达了诸多见解，虽名为“苏格拉底对话”实为柏拉图的思想。对话讨论的问题涉及到当时人们热烈关心又有不同看法的婚姻爱情、文艺、民主政治、宗教信仰、教育等许多领域，是古希腊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论著。柏拉图之徒亚里士多德的分科性著作《逻辑学》、《政治学》、《修辞学》、《诗学》等九种，便是据此细分而成的个别学科专著。

柏拉图开创的伟大对话传统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确立了“对话体”这种自由传达思想观念的体裁形式。由它而始，“古代的哲学家们大都以对话的形式来传达他们的教训”或“以谈话的方式来阐发一个‘系统”。[1]1其好处是使一些学说或题材表达得更为明白，“方式的新颖可以补偿题材的陈腐，谈话的生动可以加强教训的力量，而且各种不同的见解，表现于各种不同的人物，可以显得既不唠叨、又不累赘”。[1]1当然，缺点也是存在的，它有时“显得很不自然”，[1]1为保持谈话者之间适当的平衡不得不费时地去作安排布置和转移谈锋，甚至产生“以一个塾师对蒙童的印象”。[1]1-3古代西塞罗讲演录、琉善《对话》都是通过这种形式来传达自己观念的；近世薄伽丘《十日谈》、布鲁诺《论原因·本原和一》、狄德罗《达兰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和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等，也都是较为成功的著名“对话体”哲学著作。

二是思想内容和精神传承方面的。这又可一分为二：其一是开辟了思想学术领域一种坚持平等对话原则的传统，并使之与既来的不同学派展开思想的论争与交锋。一部西方哲学史可以说就是新学派不断涌现、不断同柏拉图发端的古希腊哲学及其后继者进行对话的历史。所以这种不同学派间的对话和争论自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近现代一直延续不断，其形式也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近现代后又出现驳难与批判哲学这两种形式。前者如伽桑狄《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是经验论对唯理论的驳难。后者如康德三大批判，是先验论对莱布尼茨等独断全能之绝对论的驳难，也是对人类自身认识、道德和审美行为结构内涵性质展开的辩证对话。进入20世纪，柏拉图“伟大对话”[3]4开创的传统，在动荡对抗的20世纪中叶开始了一场由“更多的声音所扩大”被“他一无所知的问题所扩大”的新的对话运动。[2]364紧接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欧文·拉兹洛与斯坦尼斯拉·格罗夫和彼得·罗素组织了一场“跨越大西洋的对话”，就当前全球化运动中出现的人口爆炸、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等一系列热点问题进行两天两夜的讨论，指出意识进化是世界和平也是个人和集体发展的关键。他们将人们的价值、思维、意识中的“世界观念”方面的变化称作“意识革命”，同时将这次对话录结集命名为《意识革命》，而将“跨越大西洋的对话”作为该书副题。[3]45这正是对话哲学进一步开拓的发展成果。其二是在内容方面柏拉图对话的广泛涉猎。正如波普尔所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即是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注脚，即历代西方各国、各派哲学家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在思想观念内容方面都是对柏拉图哲学中的概念、范畴、命题、论点从不同维度进行的辩证性诠释与发挥。这只要看一下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启蒙时期，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尼采发端的现代哲学，凡重要的思想家与哲学家在阐述自己新学说新观点时无一不返回到柏拉图和古希腊哲学原点去溯本究源，演绎出各自的思想发展轨迹与脉络便可了解。

二、中国哲学对话的多元化源起及影响

无独有偶，以华夏之地为中心的东方文明也是发端于约同时期的一种百家争鸣式的哲学对话传统。在儒学创始人孔子思想集中表现的《论语》中，答弟子问是贯彻始终的对话形式。子贡、子路、颜回等26个学生向他提出一百多个问题，他的回答言简意赅，而且同一问题的解释绝不重复。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5]220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5]205再如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5]23这便是作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的孔子的教学艺术和传道技术。此外《论语》中孔子的言行，虽然有的以直言形式出之，直接以“子曰”起始，其实是学生们在受教育过程中随时记下的名言名句，虽非直接答问但也贯彻了孔子平等对话的作风特点。所以宋明时代以继承孔孟传统自居的理学家们，在书院讲学过程中也仿此先例传述了自己的第二期新儒家见解，也便是理学或心学的基本观点，最后结集成札，取名《语类》、《语录》或《讲习录》出版，成为我国古代哲学对话录中的一种传统承继。

《孟子》也是典型的哲学对话体，在形式与内容上生动活泼，富于意趣，均具典范性。全书三万余言，所记除少数评论杨墨之学是孟子单独发表见解外，余者均是同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公孙丑、万章、咸丘蒙、告子等约近20位时人的对话。所以与《论语》主要限于师生间的答问不同，它很像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同其时哲人、学者及贵族的广泛论题对话，区别只是在体制规模上有大小之分，论题主旨有中西哲学范畴与命题性质的不同而已。然其对话哲学思想之价值意义决不在后者之下。比如关于王道霸道、人性善恶、义利关系之辨、人欲天理关系、君臣社稷与民众地位作用之分等一系列争论，均是中国哲学中的大问题。从体式上说，汉代《盐铁论》、《白虎观》等论辩性对话记录便是承续了其中攻辩争鸣式对话传统而来。

道家庄子的哲学对话又有其特色。《庄子》一书中有大量寓言故事式的哲学对话，诸如人所乐道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佝偻者承蜩、庄周化蝶等寓言通过对话传达了作者技道并进、用志凝神、真积力久、得心应手、言难传意以及物我为一等哲学观点。再有关于庄子与惠施“鱼知乐”的“濠梁对话”尤为传神，此对话表现出作者“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这些对话有时作者为一方，另一学者为一方；有时纯是虚拟两个人物，作者隐没于其后，表现出其确乎不同于孔孟儒家崇真尚实的传统。

中国哲学对话的形式不拘一格，主客方的设置可以实有，也可虚拟；既可是人，也可是物或天地，宗旨在通过对话激思启智传达各自的哲学理念与思想。

我国自春秋战国展开多元哲学对话从而奠定其历史方向与基础以后，绵延不绝地伸展到近现代。由远及近地来看，《淮南子》、《春秋繁露》继承了先秦经典中的对话形式，主要还是广义上或者同天、地、人、道，或者同儒典展开哲学对话。而扬雄《法言》、王充《论衡》、荀悦《申鉴》在表达他们不同哲学观时则采用并开创了一种新的对话体式，其特点是以“或问”发题、作者作答这种假设性主客对话形式展开自己的思想见解。这种体式的好处是能将作者要阐述的观点用明确的问题形式提示出来。后来像葛洪《抱朴子》、范缜《神灭论》、林慎思《续孟子》等均是其仿效者。

中国传统哲学对话还有一种容易为人忽略的形式，即从《易经》、《道德经》发端的所谓包牺氏仰观俯视、察天巡地、观物取象和老子以物观物、以天下观天下等，明道立心式的同天、地、人进行对话以及尔后出现的同原典对话的解经式作品，即《易传》和韩非《解老》、《喻老》等，也是对话哲学多元化呈现的一种重要方式。到汉末严遵作《老子指归》，由于解读中既结合世事、万物变化，又活用庄子某些观点，并且以《易经》之语作较充分的比照论证，所以不仅诠释得当，发挥有力，而且也形成了作者自己由无生有、以无为本和万物自生自化的系统哲学观。[4]序

后代此类对话之作甚多，柳宗元《天对》是屈原《天问》的回应，朱熹的《楚辞集注》及《四书集注》作为朱学之诠释工具，虽谈不上是创造性解读，但毕竟体现了与前人的对话。北宋张载《正蒙》、《易说》、《经学理窟》等在诠释儒典展开对话时有出色解读发挥，建构起理、气、道三合一的哲学，更是此类对话中的佳构。清代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和《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与儒典和《正蒙》对话，对话中处处体现出其气理合一、生化的哲学观，构成道器互生、共同进化的史论体系，也是诠释结合的范例之作。此类对话直接面对原典，又富有创新性，但总体上来说都在中国哲学概念范畴之内。到了近代，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和礼运、论语和中庸三注在对话内容方面又发生新变，即他依据公羊三世说并结合西学中的进化论，对我国的哲学原典进行诠释解读，是一种亦中亦西的新学，在概念范畴方面有不少突破之处。

三、中西哲学对话的异同比较

中西哲学对话其共同本性是始终将对话作为激智启思发展哲学的生命机制，因而可以说没有哲学对话就没有哲学的生存发展条件。由此也可以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哲学史，从其哲学生命运动机制上说，它们都不过是一部哲学对话多种形式开合收放、曲折多变的演进发展史，这便是它们的共相本质属性表现。

中西哲学对话在形态特征上的共相表现有以下两点：

一是对话主客双方始终处在同一平台上的平等地位，亦即它们是对话伙伴关系。像孔子见南子，子路还可以表示“不悦”逼使其老师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5]111同样，孔子答鲁哀公问“何为斯民服”也以直白的训导语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5]31苏格拉底无论同贵族像玻勒马霍斯等人，还是与普通平民、诗人像伊安等人，都在讨论正义德性或艺术灵感问题，你来我往相互诘难或切磋，皆以平等态度与口吻发表不同意见。

二是双方对话的展开，即使观点对立也讲究以理服人，而决不以势压人，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对他人的充分尊重。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之间对话如此，与告子争论人性善恶观点分歧时也不例外。他即使非墨、非杨时说前者“兼爱，是无父也”，后者“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但还是向对话发问者公都子说：“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6]119表示出思想论争的义理第一原则。西方哲学对话中不同观点争鸣，古希腊哲学对话表现出的平等性自不必说，即使历史上争论最激烈的，如启蒙主义与古典主义、浪漫派同古典派的论争，浪漫派首领雨果在最后总结时依然钦佩古典派的诗才和语言成就。至于20世纪中叶开始的跨越大西洋的哲学对话，不管争论的内容多么重要和带根本性质，都表现出学术思想交流沟通互补短长的做法与气魄。

当然，中西哲学对话因为文化背景、时代变迁及学术传统有别还存在差异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体例规模上，西方哲学起始期便讲求逻辑推演，好作雄辩论战，因而铺张渲染、洋洋洒洒，几乎全是长篇大论。《理想国》一书十卷其哲学对话竟然达到三十余万字规模。后来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美学》，卷帙均有上百万字之巨。而我国，春秋战国时文字内容最为丰富的《孟子》、《庄子》、《韩非子》也都不过七八万字。原因虽与文言句式短而精有关，但与立言求精、举例尚要、注重易简易要的说理原则与方法更是有失密切。以关于“美”的探讨为例，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中苏格拉底同希庇阿斯争论美的性质，后者讲了美是一位年轻漂亮小姐，美是黄金能使事物成美，恰当就是美三种看法。前者用母马或汤罐也可成美，象牙雕女神像不必用黄金也美，以及恰当只是美之因它不能同时产生“实际美”与“外表美”三条予以反驳，所以美即有用、有益（善）和视听快感的定义都不能成立。但在逐一诘难反驳后，全部对话你来我往近两万字，苏格拉底也没有得出美是什么的结论，只以“美是难的”不了了之。[7]193而《国语·楚语上》中记载伍举答楚灵王问“美”的定义时，回答“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仅十八个字，加上反诘句“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8]497也不过四十五个字左右。孟子答浩生不害问善与信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6]288将美定义为人性善与信基础上之充实表现，只有十六个字。

二是对话形态与说理方式上西方尚理，重逻辑分析；我国主感悟，重体味设想。以宇宙与自然哲学为例，古希腊哲学原子论、种子说、水生或火生说等都流露出对宇宙和万物在原始朴素的发生论上的关切，高尔吉亚《论自然或不存在》的怀疑哲学即以这种朴素观点和形式展开假定性存在分析而后引出否定性结论。近代自然科学大发展，从狄德罗《对自然的解释》、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康德《宇宙发展史论》和拉普拉斯《宇宙系统论》到黑格尔《自然哲学》等无不吸收其时科学发现成果，如引力、磁场、细胞、电子等，展开同宇宙天体与自然万物的对话来阐述各自的宇宙哲学观，至现代科学哲学更不用说。而在我国，无论《易经》、《易传》、《老子》、《庄子·齐物论》或是屈子《天问》、柳宗元《天对》，其与天地自然对话皆是出于观物取象中的某种感悟，以阴阳变化、刚柔交济的直观设想推断其生成变化运动原因。即使元素论、五行说和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论等，最高至于水木金火土相杂和象数变化这些直观范畴，故而宋代周敦颐《太极图说》，邵雍《皇极经世》，张载《正蒙》、《易说》以及清儒王夫之《周易外传》、《正蒙注》等，在对话形态与分析方法上均未突破传统范畴而进入近代超感性范畴。沈括《梦溪笔谈》中虽有关于地磁偏角、潮汐生成原因等较科学的说明，然其对话还不属于或未上升到哲学思维高度。

三是语言文字表达方式上，西方哲学一开始便主逻辑系统分析和论证的充分性，故而总是以铺张直露、面面俱到见长，前举诸例已可见出，不必复述。而我国主感悟体验，追求的是言简意赅，意在言外的曲而中、神而妙境界，故以简易精到取胜。例子虽前已多引，但为了领悟其中之神韵，不妨将《庄子》中 “濠梁对话”具录于下：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9]279-280

这确乎是一次出神入化、意在言外的奇妙对话。表面看来惠子似乎反诘有理、庄子有点诡辩意味，但庄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句你说“汝安知鱼乐”表明“已知吾知之”而问我，岂非我从濠上也可知鱼乐，便巧妙地将作者借鱼乐夫子自道地传出其从容游世人生哲学的作风特点。这种对话只有中国哲学尤庄子哲学才能具有，实在是民族文化性格和庄周梦蝶你我不分的思维产物，很值得今天那些喜欢作抽象概念思维的哲人们学习。

中西哲学对话内容如此丰富，形态极其活泼多样，尤其是相异之处更是东西方哲学互相补充的有益契机，作为思想传承便应该兼容并蓄。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首先在生态哲学层面上，继承《易经》与天地人三才对话的传统，并以张载《西铭》（《正蒙·乾称篇上》）乾父坤母慈子之心、“民胞物与”的精神倾听天地自然发出的生态失衡、温室效应、资源枯竭、地球不堪重负的危机呼喊之声，结合卡逊《寂静的春天》、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等著作中提出的人类处在“失乐园”里的警告，展开全面深层次的心灵对话，处处为生我育我之大自然“生命”之安全健康着想，发出拯救地球、呵护万物的声音。其次是在道德伦理与法哲学层面，继承发扬儒家的仁学精神、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理想以及西方天主教、中东伊斯兰教文明中的慈善与救赎并重的哲理，展开各大文明和诸种宗教间的大交流大对话，抑制暴力与恐怖活动，阻塞日益膨胀化的物欲贪欲，呼唤良知，拯救灵魂回归人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代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0]376然后再返归哲学本身，面对哲学形而上的终结局面，运用多种智慧，开展不同哲学学派间的多维度对话，提升自己的生命活力和思维活动水平，将“揭露一切卑贱的思想形式”作为服务于自身生命和创造性发展的手段，去探索永远“无法完成它的终极追求”的哲学目标。[11]418-419这便是当前全球性哲学对话应尽之责和义务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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