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景二帝的诏书，处在一个文学氛围异常冷清的时代。但这些诏书往往直陈事实，言之有物，文辞古直，风格质朴无华，俨若二帝自撰，文如其人，读来似可想见二帝之为人和声口。其鲜明的应用功能和简朴守真的风格，尤得后人青睐，足可因之成为一代之斯文。

关键词：文景诏书；经世观；简朴守真

于“两汉诏令”之林，文景时期的诏书尤得后人青睐。茅坤评文帝诏“谦和恳笃”[1]。姚鼐对文景之诏推崇备至：“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2]刘熙载亦认为“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诏书也”[3，P10]。二帝发布的诏书，直陈事实，言之有物，质朴无华，文辞古直，可称典范，堪称一代之斯文。

1 “合善为法，因世权行”的经世观

检二帝诏书，其内容大略涉及封有功赦天下、励民耕桑、缓刑谳狱、祭祀眚灾、优渥匈奴、策贤良文学等诸多方面，且二帝的诏书在思想层面上又呈现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从中可以看出父子二人接力开创盛世的苦心孤诣。回头审视文景时代围绕这三大症候而发布的诏书，我们应当可以寻味出它作为皇权之喉舌的鲜明的经世意味。

1.1 “民为邦本”的戒慎

出于对暴秦的愤恨揭竿而起的刘氏集团在定鼎天下试图开创盛世之时，出于历史的负重感和现实的责任感，一方面深入鞭辟“过秦”以期“补衮”[4]，另一方面出身草根的他们深知民力结盟后的“覆舟”伟力，为避免重蹈亡秦之殃，“民为邦本”的观念在汉初已深入骨髓，只不过囿于时局，刘邦、吕后等无暇将之上升为国家诏令，真正将“民为邦本”的思想落实到实践中要到文景时代，此般计虑在二帝的诏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