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艳晖，刘燕纯

(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一、问题提出

负面评价恐惧是指在交往中担忧和恐惧他人会给自己负面评价或消极评价，它所描述的是一种广泛性的社会评价焦虑，存在于各种社交情境中[1]。负面评价恐惧的结构不同于社交焦虑，但又与之紧密联系，负面评价恐惧指当正在或预期参与社交活动时，个体对不利评价有关的恐惧感，而社交焦虑属于对这些情景的综合反应，负面评价恐惧可视作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2]。国外对负面评价恐惧的研究较早，已有研究发现负面评价恐惧跟遗传有关，基因和环境是负面评价恐惧的重要影响因素[3]。已有研究证明，负面评价恐惧者有注意偏向特点[4－5]，一些学者也展开了负面评价恐惧的应用研究，如与考试焦虑、自我意识、自尊等的关系研究[1，6]。目前，负面评价恐惧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西方样本，然而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的研究并不能代替本土的研究。在中国这种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自我形象更多的是建立在家庭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基础上，人们更重视社会关系和他人的看法及评价，因此对负面评价恐惧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而翻阅文献资料发现国内学者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实证研究还很少。

主观幸福感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7]，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主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因素、经济状况、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健康状况等;主观因素包括人格、应对方式、归因方式、认知模式、智慧水平等。目前，还未发现有学者对负面评价恐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展开研究，仅是在以往对社交焦虑的研究中发现，社交焦虑可以较好地预测主观幸福感，社交焦虑高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较低[8]。同时，研究还发现，社交焦虑会导致人际关系困扰[9]，而个体的人际关系困扰又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10]。

大学阶段是个体自我意识开始快速分化的时期，个体在这一时期更看重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大学生的情绪体验和生活满意度。为此，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探讨负面评价恐惧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及人际关系困扰的中介作用机制，以期进一步深化国内对负面评价恐惧的理论研究，也为提升大学生的生活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广东省选取三所高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体抽样调查，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69份，有效回收率94.8%。其中，男生273人，女生296人;大一146人，大二148人，大三137人，大四138人;城市297人，农村272人。

(二)研究工具

1.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

采用由Waston和Friend编制，我国学者陈祉妍2002年修订的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1]，共12道题目，包括8道正向计分题和4道反向计分题。量表采用5点计分法，从1代表“完全不符合”到5代表“非常符合”，得分越高的个体越在意他人给出的负面评价。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8。

2.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该表由郑日昌等人编制，是一份人际关系行为困扰的诊断量表[11]，主要包括与人交谈、交际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4个方面。量表共28道题，每个问题作“是”或“否”两种回答，分别记1分或0分。得分越高，说明人际关系行为困扰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5。

3.总体幸福感量表

该表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订的一种定式型测查工具，用来评价被试对幸福的陈述，国内段建华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12]。本量表共有33题，得分越高，幸福感越高，本次调查采用了量表的前18项。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系数为0.78。

(三)程序及数据处理

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学生担任主试，使用统一的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测试。三个量表一次性做完后当场回收。采用SPSS19.0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三、结果

(一)人口学因素对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不同性别、年级的大学生在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困扰及主观幸福感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1。为了考察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别以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困扰4个因子及总分和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进行2(性别)×4(年级)两因素方差分析。

在负面评价恐惧方面，性别主效应显著(F=30.331，P ＜0.001)，女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年级主效应显著(F=53.257，P ＜0.001)，大四年级显著高于大三、大二、大一年级，大三年级显著高于大二、大一年级，大二年级显著高于大一年级;性别和年级交互效应不显著。

人际关系困扰方面，人际关系困扰总分性别主效应显著(F=7.512，P ＜0.01)，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年级主效应、性别和年级交互作用均不显著。人口学变量对人际关系困扰的四个因子影响如下:与人交谈因子性别和年级主效应以及性别和年级交互效应均不显著;交际交友因子年级主效应显著(F=5.499，P ＜ 0.01)，大三、大四年级显著高于大一年级，性别主效应以及性别和年级交互效应不显著;待人接物因子性别主效应显著(F=6.218，P ＜0.05)，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年级主效应以及性别和年级交互效应不显著;异性交往因子性别主效应显著(F=13.174，P＜0.001)，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年级主效应显著(F=4.272，P ＜0.01)，大二年级显著高于大一、大三年级，性别和年级交互效应不显著。

主观幸福感性别和年级主效应以及性别和年级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二)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采用相关分析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表2可以看出，负面评价恐惧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P＜0.001)，与人际关系困扰各因子及总分呈显著正相关(P＜0.001)。人际关系困扰各因子及总分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P＜0.001)。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困扰、主观幸福感两两相关显著，这为中介效应检验提供了前提条件，预示着人际关系困扰可能在负面评价恐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表1 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在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表2 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困扰及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矩阵(n=569)

(三)人际关系困扰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人际关系困扰是否在负面评价恐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温忠麟、张雷等提出的依次检验程序进行检验[13]，检验过程如下:①自变量(负面评价恐惧)可有效预测因变量(主观幸福感);②自变量(负面评价恐惧)可有效预测中介变量(人际关系困扰);③在控制了中介变量的作用后，自变量(负面评价恐惧)对因变量(主观幸福感)的预测系数减弱或不显著，则可证明人际关系困扰在自变量(负面评价恐惧)与因变量(主观幸福感)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从表3可以看出:方程1表明负面评价恐惧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因此依次检验要求①得到满足;方程2表明负面评价恐惧对人际关系困扰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依次检验要求②得到满足;方程3表明，在控制人际关系困扰后，负面评价恐惧对主观幸福感仍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依次检验要求③得到满足。基于以上的分析结果，人际关系困扰在负面评价恐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8.5%。

另外，为了补充依次检验程序的不足，利用方杰、张敏强、邱皓政提出的 Bootstrapping方法[14]，分析发现，中介效应99%的置信区间为[－0.25，－0.14]，由于该区间不含0，因此中介效应显著(P＜0.01)，这也验证了依次检验的结果。

四、讨论

(一)性别、年级因素对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研究发现，女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得分显著高于男大学生，女生更担忧他人给出的负面或消极的评价。究其原因，这和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和男、女不同的性别角色有关。一般来说，男性更偏向于自信、阳刚、坚强、独立，而女性则更羞涩、温柔、细腻、敏感。女生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更加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更期待获得肯定和接纳，更害怕得到他人的否定或消极评价。同时，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还存在显著年级差异，从大一到大四，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的负面评价恐惧也显著升高。一般来说，随着年级和年龄的增长，对自我认识应更明确，对他人的评价也应更能客观和理智地对待，但本研究结果并非如此。分析认为，大一新生刚进大学校园，踌躇满志，对自己和前途都充满自信，但随着年级的升高，学业负担的加重和日渐临近的就业压力，学生会重新审视自己，特别是大四学生正处在从“学校人”向“社会人”转变的特殊时期，他们更急切希望被社会和他人所接纳和认可，更担心拒绝，更害怕来自于他人的否定评价。

在人际关系困扰方面，男生在人际关系困扰总分及待人接物、异性交往两个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说明男生的人际关系困扰较为严重，相比女生来说，男生更缺少人际交往的技巧和机智，也较不懂得如何和异性交往。女性天生具有语言天赋，更懂得如何与人交往和沟通，再加上男女动机定向不同，男性主要定向于成就领域，更关注事业的成功，而女性主要定向于人际关系领域，更注重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这使得女性在人际交往中的困扰更少。研究还表明:在交际交友和异性交往两个因子上存在显著年级差异，其中，在交际交友上，大三和大四的学生存在困扰较多，而在异性交往上，大二的学生则问题比较突出。研究认为:大一是适应期，人际关系困扰较之其他年级更少，主要是现在高校一般都会通过开设新生入学教育课程或进行新生团体心理辅导，以帮助大一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到了大二，随着大学生活的逐渐熟悉和展开，大学生开始关注个人情感问题，主动与异性交往，但在交往中，往往会因不知如何与异性相处而产生困扰;到了大三、大四年级，大学生的就业担忧与学业问题彼此交织，心理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再加上时间、精力有限，这对他们的交际交友带来不利影响。

在主观幸福感方面，不同性别、年级的大学生其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关于性别、年龄(年级)和幸福感关系的看法一直都不统一[15]，这有待以后进一步探讨。

(二)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关系困扰各因子及总分呈显著正相关，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人际关系困扰各因子及总分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结果说明:大学生越是担忧他人给出的负面或消极的评价，人际关系越容易出现困扰，越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其幸福体验越低。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人际关系困扰在负面评价恐惧和主观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8.5%。这说明负面评价恐惧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负面评价恐惧会让人产生焦虑从而直接影响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同时中介效应亦显著，说明负面评价恐惧有一部分会通过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分析认为，进入大学阶段，个体的自我意识明显分化，把原来在儿童、少年期不可分割的自我意识一分为二——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自我意识的明显分化，使大学生迅速、主动地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有了新的意识，开始意识到那些从来没有被注意到的“我”的许多方面和细节。相比中学时期，大学生对自己容貌、仪表更注重，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渴望与人交往并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希望得到别人的接纳和赞美，害怕被对方排斥和否定。如果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过分看重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没有形成稳定、和谐的自我概念，会使其在人际互动中产生紧张和恐惧的心理，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困扰，表现出焦虑、抑郁的消极情绪，最终导致幸福体验的降低;反之，如果大学生能够对自己持客观、积极的态度，正确地对待他人的评价，自我概念是和谐、一致的，那么就会增强其在人际互动中的安全感，使其在人际互动行为中充满自信，善于主动与人交往，并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产生满足、愉悦等积极情绪，其幸福体验就会增加。

五、启示

其一，负面评价恐惧作为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校要重视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的引导教育。高校有关部门可以定期开展一些以认识自我、探索自我为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引导大学生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和评价自己，以积极的心态看待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形成稳定的自我概念，这样才能在社会情境中找准自己的位置。研究还发现女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显著高于男大学生，因此在高校的负面评价恐惧的引导教育当中，要特别重视引导女生提高自尊和自信、学会欣赏自我和悦纳自我。引导教育还要根据负面评价恐惧的年级发展趋势，重点帮助高年级的大学生克服负面评价恐惧，使学生顺利地从“学校人”向“社会人”过渡。

其二，人际关系困扰在负面评价恐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达到48.5%，这说明高校在引导大学生认识自我、正确看待他人评价的同时，还应帮助大学生掌握一些人际交往的原则和技巧，锻炼交往技能，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大学的不同阶段，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也存在不同的特点。高校有关部门要根据大学生的不同年级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的人际关系教育，在做好大一新生人际适应辅导的基础上，还要重点对大二学生加强异性交往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交往观和恋爱观，对大三、大四的学生，要帮助他们疏导学习和就业压力，放下思想包袱，主动与人交往。同时，学校也要在人际交往的原则、技巧及异性交往等方面多给男大学生一些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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