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陕甘宁一体化振兴的新战略，需要用新思维。

我们必须承认，在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一体化推进中，落后于其他区域发展。这种落后，某种程度上也许正暴露出体制的落后。顶层设计首先需要进行观念的顶层设计，没有相当的共识，顶层设计就无法走到“顶层”的高度。陕甘宁革命老区一体化振兴的早日形成，不仅仅是经济的聚焦，更是改革这把利剑在体制胶着中的较量。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陕甘宁革命老区的振兴，就要敢于深化到老大难问题中去，啃了硬骨头，才能产生改革的深度效应。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看我们能否破除体制机制的壁垒。而要做到这一切，首当其冲须聚焦一个字——“破”——破除一切阻挡陕甘宁一体化形成的障碍。

陕甘宁一体化究竟被什么阻碍了呢？一是行政区划障碍导致缺乏跨界思维。行政区划天生带有行政的权威性和较为固化的框架，这种权威性和框架便于区域管理，但是不利于要素的流动。当市场经济最宝贵的自由流动要素遇到行政的壁垒，就犹如大潮遇到堤坝只能折身返退。按理说，陕甘宁8个中心城市联动效应至少应该是等于8，或者大于8。然而，现状则是相峙，互相排斥，结果是小于8。因此，陕甘宁在体制上要保持现有的行政区划，也要在机制上突破行政壁垒。我们必须要有跨界思维，大量植入商业元素，开辟市场经济长驱直入的大通道。

二是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我们必须反思为何陕甘宁一体化格局两年未实际形成，“靴子”为何迟迟落不了地？当下的陕甘宁，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各地依然习惯于画地为牢，只要在地域边界处，思想上、制度上就会竖起一道城墙，拒人于城墙之外。“一亩三分地”意识强烈，融入与合作意识缺乏。这就导致我们的许多机会失去了，资源被碎片化地流失了。这种小农意识强化了落后体制的顽固性，而体制的庇佑又使得小农意识在官场很有市场。站在“小圈子”作“大评价”，这就使得“一亩三分地”永远进入不了大格局。以小农意识为根源的狭隘的政绩观，使人坐井观天，既耽误自身发展，也延误了大局。放大了看，陕甘宁一体化就是要将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交出去，主动融入“集约化”大格局。我们必须要有“转身思维”，把小农转化为“股东”，完成身份的转变。

三是缺乏工业化思维。陕甘宁一体化的障碍，还在于管理思维的滞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我们必须全面导入工业化管理思维。一个社会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不仅仅是生产和使用工业产品的时代，而且是用工业化思维管理社会的时代。工业化管理思维表现在顶层设计中，就是将社会诸多要素看成一个个齿轮，再将这些齿轮进行最佳排列组合，以产生最优功能。工业化管理思维讲究标准、流程、精确，最终体现的是“逻辑”的力量。而与之相对的 “小农管理思维”，更多则是碎片化的随机应变。在陕甘宁一体化发展中，平凉、庆阳、吴忠、固原、中卫、榆林、铜川、延安……这些齿轮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怎样的排列才是最佳组合？在工业设计中，从来不会人为地放大一个小齿轮的作用而放任齿轮组合不合逻辑。换言之，我们必须把原来那种模糊的、概念的、感性的“语文模式”转化为“数学模型”，用坐标和数字，清晰地勾画出陕甘宁革命老区一体化的精准框架和最优价值。

我认为，我们要以“底线思维”，来破解陕甘宁一体化振兴的难题。

陕甘宁一体化，已到了“底线思维”阶段。这不是选择不选择的问题，而已经是别无选择。这是陕西的不二选择，也是甘肃的不二选择，更是宁夏的不二选择。环境不可持续，资源不可持续，生产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不可持续，必须有一次彻底的变革才能生存。这种严酷的倒逼考试，有可能逼出真正的创新思维。唯有新的切分与重组，才能让3地相加大于3，8个中心城市相加大于8，67个县市区相加大于67。陕甘宁67县市区再也不能方向不明，产业重叠，该动行政区划的，要动区划，该产业调整的，要调产业，该形成链接的，要形成链接，该靠拢的，要靠拢，该转移的，要转移，该合并的，要合并，该拆分的，要拆分，该成为领子的，要成为领子，该成为袖子的，要成为袖子，该成为衣身的，要成为衣身。

陕甘宁这件衣服，不能领子太大，袖子太短，衣身太破。总之，我们要把这块布重新裁剪，清晰定位。延安是陕北地区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创新中心，在工业经济上可以“虚”一点，为自己获得更精确定位和更大空间；榆林与庆阳应“长”一点，成为陕甘宁先进石油、天然气、煤化工中心。平凉应当“实”一点，延长经济手臂，更多外向发展；宁夏三市，急需在重要基础工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上夯实基础，沉淀经济元素。如是，棋局已成，棋子之间的关系和价值也就明晰了，规模与产业链效应相得益彰的“大象经济”便呼之欲出了。

我们希望看到，陕甘宁革命老区在陕甘宁一体化的统领下，各自进行良好的“自转”，同时进行准确的“公转”。而最终，一体化振兴的绩效评价，就看自转和公转能否沿着顶层设计的轨道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