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陈雷+[整理]梁彩霞

陈雷 1917年9月出生，原名姜士元，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 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曾先后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省委书记、省长。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因病在哈尔滨逝世，享年89岁。

就在这时，我结识了第六军的朝鲜族女战士李敏同志。以前，我在第六军的时候跟她见过面，互相认识，从未打过招呼，互相未通报姓名，也无来往。在野营学习中，我们的接触多了。渐渐地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心中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一天晚上，部队要在男同志的营房里开会，我事前把写好给陈雷的纸条放在了兜里，纸条上写着：“我相信你是好人，我永远等着你。”到了晚上开会，我尽量走在前边，早就知道陈雷的床铺靠里面。终于坐到他的床铺上面，我看见他的床头叠着灰色军大衣，就悄悄把纸条塞到大衣兜里。

惜别爱人重回战场

1940年9月初，我和张祥、姜乃民等人来到伯力城，住在一个秃头老太太家。当时冯仲云、张寿篯等抗联三路军领导人也在此地。经与苏军领导人交涉，我终于见到了他们。当时，我的心情是十分高兴的。为苏军做了几个月的侦查工作，与抗联老领导没有联系，心中着实感到空落落的。

但是见到张寿篯、冯仲云以后，我却没有得到好消息。他们告诉我，因为我在赵尚志属下工作时，附和赵尚志，已被开除党籍。我听了这个消息，如雷轰顶，当着两位领导的面大哭一场。我感到委屈，觉得冤枉。同时我也感到，北满省委根据道听途说的一些不着边际的所谓“事实”就剥夺了我的政治生命，着实是太轻率了。我把这个看法当着两位领导的面说了。张寿篯对我说：“你也不用难过，还会分配你工作的，改正了错误还可以恢复党籍。”他说的也是实话。

1940年冬天，西伯利亚大地早已银装素裹。有一天张寿篯把我找去，对我说，现在第三路军过界来到苏联的人已经不少，但人员分散，应当收拢集中，便于管理和整训，要我去进行这项工作。于是，我随苏军中尉萨鲍夫斯基到了雅斯克农庄附近的山林地带。此处在伯力城东北70公里处。我们在雅斯克东山沟里安营扎寨，收拢第三路军人员。这就是最初A野营（北野营）。开始的时候，这里只有随我同来的刘铁石、张祥、姜乃民等十几人，后来又把吴保安和女同志王玉环、庄凤、吴玉清等送来。不久，这里就集中了几十人。1940年底，从南野营调来了崔石泉和二路军的一批指战员。这时，苏军少校杨林也到了北野营，我们便统归他的领导。

为了使越境人员的学习和整训能够正常进行，我们着手盖木房，修地窨子。在这期间，苏军派来了医务人员负责抗联战士的医疗工作。整个冬季就在这样紧张的劳动中度过了。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可喜的果实，全部人员都从帐篷中搬到了新盖的地窨子中居住。这种房子虽然潮湿一些，但却比帐篷暖和多了，对于我们这些惯于游击战的战士们来说，已经是堪称“豪华”了。

【编者注】 地窨子：一种半地下形式的房屋，一半在地下，窗和房顶在地上，所以称“地窨子”。

1940年3月19日，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达成了互相支援和互相帮助的协议，在保持东北抗日联军的独立系统和独立活动的前提下，抗联越境部队接受苏联远东军和边疆地方党的帮助，苏联方面向抗联提供部队整训的必要条件。自此以后，部队进入了正常的军事和政治训练。

在军事训练中，除了制式训练，还学了滑雪，班、排的进攻演习，这些具体的科目都在野外进行，所以白天也比较辛苦，但晚上还能好好休息，比之前游击生活好多了，加以当时由苏方供应的粮食比较充足，物质生活可以说是不错的，所以我们抗联的指战员学习的热情很高，真想学到一身本领，把自己武装起来，好返回东北战场，继续抗日。

就在这时，我结识了第六军的朝鲜族女战士李敏同志。以前，我在第六军的时候跟她见过面，互相认识，从未打过招呼，互相未通报姓名，也无来往。在野营学习中，我们的接触多了。渐渐地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心中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开始我们还只是偶尔在一起谈谈学习和以往的战斗生活，憧憬着革命胜利后的建设。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的种子在发芽、生长。我们常常是长时间在一起交谈了，已经双双坠入爱河。这是当时军队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但我们间的情况，已经被领导知道了，我们受到野营党委的批评，人们议论纷纷，引起了一场风波。说我们违反了“不许结婚”的军事纪律，对此我有不平之感。

正在这时，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准备返回东北开展游击活动，让我跟他同行。张总指挥并未问及我和李敏的事。其实，他是同情我们的。因为他要率部队回东北，当然对我和李敏个人生活的这件小事也就没有过问。因此，这场风波就像过眼烟云般随时间而消逝。

1941年3月21日，我随同张寿篯返回东北，离开了李敏，当时她的心情如何是可想而知的。那时我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虽然留恋着这恩爱之情，但一想到抗日救国大事，大丈夫不能为此而动摇。何况回东北重上抗日战场是我衷心的愿望。在此情况下，只能舍弃个人私利而顾大局。如今回东北如愿以偿，自然格外兴奋，而且战斗生活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想到把她一个人留在苏联，着实又有些不舍。

我们这支部队共有40多人，队长由曹玉奎担任，在张寿篯总指挥的率领下，我们被送到原乌云和奇克县之间的对岸，告别了送我们的苏联同志，穿着滑雪板滑雪跨越了黑龙江，进入库尔滨河口，沿冰封雪盖的河面向上游滑去。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第三路军的一处密营，王铁匠、小王，还有张寿篯同志的爱人在此留守。战友们久别重逢，别提多高兴了。在密营住了一个星期，我的任务是帮助张总指挥处理一些文件，那里有油印设备，让我们把从苏联带回来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的文章和八路军出版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件刻成蜡版，印发给密营和其他仍在坚持战斗的指战员学习。

三四天之后，我和金伯文同志完成任务，又返回指挥部。这时，密营的粮食告罄，揭不开锅了。同志们饥饿难当，虽无人叫苦，但精神头就有点差了。三四天过后，粮食依然无着落，大家靠化雪水，从积雪下面扒些草根充饥。有一天，有位同志正在扒草根，他忽然高兴地叫了起来：“快来看！我们有吃的了！”大家呼啦一下跑过去一看，原来是这位战士发现了一张马皮。看样子是去年冬天部队杀马吃肉剩下的，因积雪覆盖，天寒地冻，马皮尚未腐烂。看到这一收获，同志们当然很高兴。于是我们便把马皮化开，用火烤掉毛鬃，煮了一大锅，割成小块，分而食之。总指挥见我饿得瘦骨嶙峋，多给了我一块。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领导同志的关怀在我心中激起一股暖流。

时至五月初，黑龙江省的严冬终于过去，春天终于到来了。此时，天气转暖，草木萌生，正是抗日游击活动的大好时光，但是，由于部队分散，无法统一部署军事行动，因此我们非常挂念分散在各地活动的三路军部队，希望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总指挥张寿篯更是天天盼望能有交通员到指挥部来。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终于盼来了第三支队的两名交通员，一位叫李国军，一位叫李俊。后来，李国军在日本投降后由于参加了地主武装，被我民主联军击毙。他们带来了三支队长王明贵同志给总指挥写来的报告。他们的任务就是来与总指挥部取得联系，并接受新任务的。两位交通员随身带了点小米。我们在漂筏河沿岸的深山中已有一个多月未见到米粒了，这时才算喝了一顿稀米汤。

两位交通员只待了一天，张寿篯命令我以宣传科长的身份到第三支队去负责政治工作。因为当时三支队急缺政治工作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都有待加强。于是，我便随交通员奔赴三支队的工作岗位。

【编者注】 三支队下边有教导队、七大队、八大队。教导队长是安永化，七大队长是尹德福、指导员是郭成章。八大队长是姓徐、指导员是赵喜林。每个大队下边有小队，小队就是一个班的组织。小队长有张子荣、王长海、杨子荣、修身、李国钧。整个部队当时就七十来人，都是骑兵。

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

（以下内容根据陈雷爱人李敏口述资料整理）

1942年的春天我在苏联远东医务室工作。一天从东北前线回来了好几个负伤的同志，有一个叫金国祥的，我正给他包扎，他小声跟我说：“你知道吗？陈雷负重伤了。”我脑袋“嗡”的一下，手里工作停了下来，眼泪也流了出来。他看我哭了，赶紧安慰我说：“没事，没事，他还活着，送到伯力军医院了。”这一刻，我才明白，我一直是深深地爱着陈雷同志的。剩下的日子，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四月中旬的一天，医务室又来了好几名伤员，忽然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是陈雷。庄凤同志让我给他包扎。他一声不语地坐在我的面前，泪水止不住地划过我的脸颊。陈雷同志伤在了右手动脉处，他整个人瘦成了皮包骨。在给陈雷包扎的整个过程中我们谁都没有说话。陈雷同志看到我流泪，他也流泪了。我想他这时候需要我的安慰，我决定找机会向他表明态度。

一天晚上，部队要在男同志的营房里开会，我事前把写好给陈雷的纸条放在了兜里，纸条上写着：“我相信你是好人，我永远等着你。”到了晚上开会，我尽量走在前边，早就知道陈雷的床铺靠里面。终于坐到他的床铺上面，我看见他的床头叠着灰色军大衣，就悄悄把纸条塞到大衣兜里。

纸条是送出去了，但是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第二天，我去厕所的路上，修鞋的老姜拦住了我，让我去他的地窨子取修好的鞋子。没让他修鞋啊，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他走进地窨子，进去之后没等我看明白，忽然一只手把我拥进怀里，我知道是陈雷，我的心狂跳着，做梦一样，幸福和恐惧使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哭了。陈雷紧紧地拥着我说：“我快要走了，执行任务去，我谢谢你，等我回来。”我含泪点着头，赶紧挣脱他的怀抱跑了出去。我太害怕了，害怕有人闯进来看到我们，害怕有人给我们写“壁报”。

1942年5月19日，北野营党委决定恢复陈雷的党籍，第二天陈雷就要去执行任务了。我托李桂香的丈夫把我钩好的一个牙具袋交给了陈雷。陈雷走后不久，李桂香悄悄地把一把口琴交到我的手上，说是陈雷给我的，我把那个口琴紧紧地攥在手里。我想，我们这就算订婚了，都互相交换信物了，我在心里盼望着战争早日结束，陈雷能早一天回到我的身边。后来，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偷偷地掏出口琴，想念着远方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