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庆富

“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6年。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无期徒刑减刑至17年3个月。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已悉数复出。在备受关注的舆论风暴中被免职，随后悄然起复，“三鹿奶粉”事件并非孤案。

客观而言，一个官员受处分，如果承担的是领导责任而不是直接责任，其自身经过一定时间的反思，组织上经过一定程序的考察，符合规定的再予以起用，合情合理。关键在于，很多问责官员的复出之路不透明，让公众颇有微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明确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年限———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一年内不得提拔；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同时受到纪律处分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但在实际生活中，只要“时间关”一过，官员复出也就水到渠成。官员复出，过的不应是“时间关”，而应是“民意关”。但事实上，为数不少的官员复出时连“时间关”都没过，更别提什么“民意关”了。

出现这种结果，主要原因是问责只在体制内进行。比如很多问责都是由监察部门出面，而监察系统就是行政体制内的。问责主体主要是政府，等于是“自己人”处理“自己人”，问责缺乏力度乃自然而然。人大代表中很多代表是体制外的，根据法律规定，人大应该是重要的问责主体，但在目前的公共事件中，很少看到人大代表出来问责。从法律上讲，人民群众可以监督政府，对政府有控告、揭发的权利，当然也可以是问责主体，但是这种权利只存在于纸面，理想照进现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