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春芳

《品质》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一篇短篇小说，写的是诚实敬业的鞋匠格斯拉宁愿饿死也不降低靴子质量的故事，表现了底层劳动者高尚的道德品质。中国作家杨绛则通过《老王》讲述了自己与一位人力车夫的交往故事，同样展现了底层劳动者在不幸的生活中善良淳朴的人格。通过《品质》与《老王》的比较研习，可以让学生感悟“人物”、“思想”在不同体裁的文本中所蕴含的意义，感悟作品的内涵。

一、虚构和真实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大公司、大企业不断涌现，他们靠广告来垄断市场，这对个体手工业者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品质》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恪守职业道德、不肯随波逐流的格斯拉，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格斯拉兄弟不仅仅代表着他个人，更是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处于城市底层的手工业者坚守自己职业品质的一个时代缩影。他是虚构的，是作家的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但他也是真实的，因为他是来自于生活的。生活本来是不完整的，而作家的虚构使他得以完整，把小说的意义“生活应该就是这样的”体现了出来。

以写人叙事为主的散文注重对人和事的叙述，被誉为“走在人生边上的作家”，杨绛写了自己生命历程中一个令人难忘的身处社会下层的老王。从他的生活中摄取富有典型性的语言和细节，挖掘了他身上的美质，将老实善良、知恩图报的老王写得活灵活现。那个荒唐动乱的年代，不少知识分子被打倒，杨绛和丈夫也身处其中。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王却仍然尊重作者夫妻俩，对他们真情付出，展现了普通人身上闪耀着的人性光辉。叙事的过程中涌动着作者对善良的歌颂、对人性的拷问，在已有的真事中体会着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品质》中的人物虽是虚构的，但是格斯拉兄弟身上的优秀品质是作家理想的寄托，是作家的心灵所能达到的最远的向往。《老王》则是真实地把“生活就是这样的”再现了出来，是真正能感动别人的真实的力量。

二、人物异同

在小说《品质》中，格斯拉兄弟的职业是靴匠，而老王则是一位人力车夫，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他们好像尘芥一样生活在这尘世间，得不到人们的一丝关注。但是这两篇文章都把他们当做主人公进行深刻描绘，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在艰难的生活中，正是他们这些普通人的良知，奠定了社会的公正，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子是微红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的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这两篇在描绘人物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似贬实褒的手法，形神兼备地突出了人物的品质。

小说《品质》和散文《老王》都有“我”这个线索人物的出现，小说中“我”是虚构的，只是为情节发展设置的。小说的开端很平淡地叙述“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他”，通过“我”与格斯拉的交往，介绍他的基本情况，在一次次的交往中，“我”逐渐引导着读者了解格斯拉的命运。“我”只是旁观者。而散文中的“我”就是杨绛本人，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在与老王的生活交往中，逐渐了解了老王的“苦”与“善”，身体残疾，住所简陋，生活伶仃孤苦，但是他做生意也不多收钱，最后临死前还给“我”送来香油和鸡蛋。而我家也对他有所照顾，送鱼肝油治好了他的夜盲症，每次都给老王应得的报酬，没有在物质上亏待老王，也没有在精神上鄙视过他，这是两个不幸人的灵魂在互相取暖。

在文章的结束部分，《品质》出现了“年轻人”，这个店堂里“只有一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说：“真是怪事，可怜的老头是饿死的”。“他老坐在那里，只管做呀做呀”、“他是个怪人，但他做了顶好的靴子”。“年轻人”在这里说出了人物的不幸。同时，作为格斯拉的竞争对手也能这样褒扬他的手艺，更突出了格斯拉的靴子品质。《老王》则说“过了十多天，我碰见了老王同院的老李”，告诉了我老王死去的消息。特意提到他是到我那里的第二天就去世了。那老王送过来的香油和鸡蛋更让我看到了老王的心愿，他是把我看成了亲人，也就更加深了我的愧疚。“年轻人”和“老李”都是作为知情人的身份把故事情节补充完整，也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三、思想异同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很多人在厄运面前会退缩躲避，甚至投降。格斯拉手艺高超，制作的靴子美观精致，应该得到人们的欢迎，但是他最终却饿死了。“他们把一切都垄断去了”，“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起垄断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走了我们的生意”。格斯拉却坚持着一贯的做人做靴子的准则，他是以生命来捍卫他的“手艺”，这是一种悲壮的意味。他不是一个靴匠，他就是为理想而献身的勇士。而作家高尔斯华绥在赞扬格斯拉恪守职业道德的高尚品质的同时，也借格斯拉兄弟来揭露商业诚信危机。但这却是在工业革命时代所避免不了的，这也是作者的思想局限所在。

“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夫妇在“文革”期间受人压迫和凌侮，但是老王却一如既往地为他们夫妻服务。老王的命运其实是不幸的，虽然“我们”在文革中遭受磨难，但“我们”还有工资，还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而老王面对“我们”的时候，他只关注到了别人的苦难，他有他的悲悯之心。面对老王的善良，身为“幸运者”的“我们”，还能得到“不幸者”的关心与照顾，那是何等的幸运，又是让人心里多么的沉甸甸，老王在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给“我”拿了香油和鸡蛋，不肯收钱，实际就是把“我”当亲人看待了。但是“我”呢，不仅没请他坐坐喝口水，更拿钱给他，拒绝了他的一番心意。“我”无法想象当老王拿了钱直直的走回家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失望。“我”印象中多得数不完的鸡蛋，我的不安，我的愧怍，在我的回忆中经久长存。作者意识到人间的不平等，自己没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这是作者对自己的反思，更是对整个时代、社会的反思，是作者“大爱”思想的展现。

《品质》和《老王》虽有差异之处，但是却不约而同地记录了生活中的凡人小事，在平淡中透露出人性的光辉，言浅却又情深意浓，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