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灵梅

母亲和民民的到来，一家人团聚本该高高兴兴，可是我们 3个人总是不合调。我们把他视作成人，要求很高，我们只重视学习成绩，不懂心理健康，对他的不良习惯，缺乏耐心，抚爱少训斥多，我们之间产生了隔阂。我的内心很复杂，既恨铁不成钢，又无法容忍老金粗暴对待，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夫妻间经常吵架。

母亲看到这种情况，潸然泪下，要求回家。

1976年 4月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金瑞。那时候我们要上班，还要照顾两个孩子，不和谐的家庭，我无处诉说，无人指点，整天绷着一张脸，孩子们怕我离我远远的。今天想起来，不禁感叹信任沟通是多么重要。

天生我才必有用。益民和金瑞兄弟俩读书成绩很好，考试每每都是第一名，双双把奖状挂在墙上。从那时开始，我家里墙上一直挂着两幅地图，一幅中国地图，一幅世界地图，上方写着一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当时我只是作为一种自我暗示和自我勉励，是对未来事业的一种期待。在那个时代，虽然国家的前途很迷茫，个人就更不知道路在何方，但我始终觉得心有不甘，总想着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划过一道痕迹。当然伟大的人物划过的痕迹很深，我们小人物的痕迹很浅，指甲印似的，没有什么颜色。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在万县工作的时候，我和老金的工资是 29块钱一个月。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还要赡养两家的老人，每个月每家寄十块钱，负担很重。为了节约开支，除了职工宿舍不要钱，衣食住行生活必需品，一分钱都不给外人赚。我和老金分了工，他负责洗衣服、打煤饼，早上领着孩子背唐诗学英语，我负责买菜做饭解决一切生活需求。

我买来了理发工具给老金、孩子们理发，直至孩子上大学。

我买了一台蝴蝶牌脚踏缝纫机，那时候缝纫机是凭票供应的，我的徒弟小江是四川开县人，有一些人脉，好不容易给我搞了一张票。我经常去买一些布料，给家人做衣服，难度较大的老金的中山装，孩子穿的脱卸式大衣都是我的杰作，自己穿的衣服更不在话下。那时布又便宜，店柜里的零头布更便宜，我做的衣服成本低廉又漂亮。回老家探亲，没钱买礼物，我就买些布料，自己设计做成成衣，送给亲戚。比如老金的侄女水君的连衣裙啊，侄儿的小花衬衫啊，外甥女余涛姐妹三个一人一款连衣裙，令她们爱不释手，至今难忘。

我还买来毛线给家人打毛衣织帽子，万县冬季房间里阴冷阴冷的，我自制保暖拖鞋非常好看。

我学会了烧菜做饭，自己腌泡菜，自己包饺子蒸馒头。

孩子们的衣食并不亏欠，课外读物也不少，可我从来没有给孩子买过一件玩具，很是遗憾。

万县的农民粮食不够吃，我们家的粮票用不完，就用它去换鸡蛋和橘子，我们用一斤粮票可以换五斤橘子。总之一分钱掰作两分钱用。

劳累过度，引发风湿热。我在万县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跟越南关系比较复杂的时期。七十年代初，是中国援助越南打美国，七十年代末，中国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我是车工，生产加工一些零部件，主要是罗经和其他航海仪表。记得那时经常赶货，时间紧任务重，晚上加班加点，非常劳累。有一次晚上加班到 12点，我极其疲倦。宿舍建在山坡上，实在爬不动了，只好坐在石阶上休息一会儿再接着爬。当时正是盛夏，天气炎热，家里又没有电扇，老金很怕热，就在凉席上洒水。我本身劳累，抵抗力下降，一睡那席子，后脊梁就有冰凉刺骨的感觉。我想起来把席子上的水擦干，垫上床单。老金睡得迷迷糊糊，不肯起来，我只好忍着。结果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发高烧，到医院检查无法确诊，不知是何病。高烧持续了一周，关节部位冒出好多红斑，血沉 110，并发了心肌炎，这才确诊为急性风湿热，马上住院卧床不起。

我在医院一住就是三个月，每个周末老金都会带着烧好的饭菜来医院看我。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走路，筷子也拿不稳。想织毛衣，毛衣针对不准孔洞。医生说：“你是风湿热引发风湿性心脏病，心脏病留下后遗症，引起心瓣膜萎缩关闭不全。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运动，先步行锻炼，从走五米走十米开始，慢慢多走点，再爬山，再慢跑，逐渐恢复心脏供血的机能。”我遵医嘱坚持锻炼，总算基本康复。

未能见父母最后一面。我一生中，最大遗憾是未能为父母尽孝，见上最后一面。每当我想起这事，心中立刻涌上痛楚。当时从万县到宁波，不通火车，只有轮船，从万县到宁波要五天五夜，而从宁波返回万县则要八天，另外回去一次费用也不少。1972年底父亲不幸中风，我回家看过他，顺便把民民接到万县。民民走后，父亲因想念他，药食不进，无奈之下，我又托同事把民民送回老家。

父亲弥留之际，床前围着很多人。我哥问他：“要不要打电报叫灵梅回来？ ”老人说：“不用，太远啦，回来要很多钱，有民民代表就可以了。 ”聪明的民民一听这话，赶快爬到楼梯上喊：“外公，我在这里呢。 ”因为这时他只有 4岁，怕个子太小外公看不见，外公微笑着看了他一眼，就走了。

父亲去世的头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到我四川家里来，坐在餐桌旁，背对着我。我问：“阿爸你怎么来了？”他说：“灵梅我好饿，你炒碗鸡蛋饭给我吃吧。”我炒了一盘鸡蛋饭，父亲吃完就走了。第二天早晨 8点我就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我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父亲的灵魂是特意来向我告别的。那年我父亲只有62周岁，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这件事让我无法解释。

我母亲比父亲多生活了十年，她的病是脑部肿瘤，压迫脑神经，说话语无伦次，一阵清醒一阵糊涂。医生说脑部手术风险很大，费用极高，建议保守疗法。每当她行为失控时，哥嫂只好给她服用镇定剂，镇定剂吃多了，引发慢性中毒就走了。她是1986年7月去世的，当时我在江山经委工作，工资也不高，每月五十四元。加上我工作又很忙，母亲临终时我正好在上海出差，没来得及赶回老家，这样我也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第二章 机会总给有准备的人

一是我小时候在农村那种纯朴善良、开心活泼的生活环境，养成了我大胆的乐观开放的性格；二是生活的磨难锻炼了我的意志，变得坚强而独立；三是长期在领导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能及时让领导发现和重视我的才能。这三个因素对我实现自己的梦想起了很大作用，总之，任何经历都是财富。

一、山沟沟里吹来改革之风

文化革命结束。在文化革命的十年里，我们一直感到很迷茫，不知道未来在哪里。1976年 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了，1978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时文化大革命才算真正结束。我们虽然生活在四川省万县的大山沟里，但广播里还能听到新闻。到了这时我们觉得曙光就在眼前，终于看到了人生的希望。这时老金开始努力自学英文，他给自己定下任务，一大早起来读英语，每天要记 20个单词。因为厂里有些机床设备是从瑞士和捷克等欧洲国家进口的，说明书全是英文，没有人能翻译，所以他自觉挑起了这副担子。

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工作单位——四五五厂是个国防工厂，条件比较好。集体宿舍前面有个小广场，广场前方放个大电视机，晩上大家搬个凳子看电视。大概是 1980年，我在电视里看到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袁雪芬和范瑞娟主演的，剧中才子佳人卿卿我我的情调，文化革命时期是遭批判被禁止的，现在竟然又恢复上演了。我很震惊，也很兴奋，回家跟老金说：改革之风真的吹到山沟沟里来了，我要为新的改革时代的到来作好准备。

准备改革。改革的微风吹进了山沟，四五五厂作为大型国营企业，1981年左右就开始准备企业改革，工厂抽调徐宝素同志牵头成立了企业管理科，引进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和美国的绩效管理方法。那时第一次提出了责、权、利对等，岗位责任制等，即所谓“掌握多大的权力，就承担多大的责任，就享有多大的收益”。厂里逐步建立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和流程，资料室也购进了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图书和杂志。那时晚上加班也开始发两毛钱的加班补贴，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多了。工厂老厂长陈财元是从上海航海仪表厂调来的，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我常常向他请教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受益匪浅。

毛泽东主席去世了，三线建设的必要性遭到质疑，江浙人都想返回老家。我在一次关于工厂未来去向的研讨会上，提出将工厂搬迁至沿海发达地区的建议。当时我虽然只是一个科长助理，人微言轻，但这个提议得到了广大同事的拥护。8年后工厂果然都搬迁了。

心中燃起梦想。文化革命结束之前，中国是不允许有私人经济的。现在国家渐渐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我心中就开始燃起梦想。我在日记中写道：将来我要办一个服装厂，生产学生装，生产女士塑身内衣。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喜欢做衣服。我从参加工作、成家以后，家人的衣服基本上是我买布动手做的，回家乡探亲时买不起礼品，就自制服装当作礼品送给亲戚。

第二个原因是我本人想塑身。那时候我刚生了第二个孩子不久，因产前高血压，为了预防子痫再度发作，医生给我吃了很多降压药，造成内分泌失调，产后身子发胖，竟然有 145斤，被人戏称 “苏联老太太 ”。那时巿场上没有塑身內衣，普通文胸也只有上海巿场才有，我用的文胸是我自己动手缝制。由此我联想，其他女性应该也会有类似的需求，办一个内衣厂肯定生意不错。

第三个原因是我在电视上看到发达国家学生统一着装，女生穿着小裙子，男生穿着小西装，实是好看，于是我又想为学校的孩子们设计生产校服。但当时都是些朦胧构想，倒也没有具体计划。

努力工作节节升。四五五厂的职工，大部分是大 中专生，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少。我本来是个车工很不起眼，但领导觉得我任劳任怨，工作能力强，而且经常能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两年后就提拔我做车间的计划调度，再后来又被总厂调去担任技术设计部科长助理。我经常参加厂级会议，增长了见识，增强了才干。

我们厂是生产军用导航设备的，设计专家们各自分工很细。李国先是科长兼总工程师，傅大学是副总工程师，陈林根是设计电子线路的，张为民是高工，技术科一共有三四十人。有的是设计零件的，有的是设计部件的，有的是做数据论证的，当中还有校对、审批流程，我来负责协调沟通他们的工作，竟然大家都很配合。

总的说来，一是我小时候在农村那种纯朴善良、开心活泼的生活环境，养成了我大胆的乐观开放的性格； 二是生活的磨难锻炼了我的意志，变得坚强而独立；三 是长期在领导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能及时让领导发现和重视我的才能。这三个因素对我实现自己的梦想起了很大作用。

参加厂长经理选拔考试。1984年，当时国家 逐步实行改革，国务院要求国有企业，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担任厂长（经理）。我们厂的老厂长陈财元将要退休回上海，需要一个储备厂长来接任，所以上级给了工厂一个考生名额。我在一次厂部的调度会上得知消息，我告诉他们 “我想试一试 ”。于是一边工作，一边努力学习企业管理知识。

考试时间定在 8月，考场设在重庆，是国家经计委组织的首届厂长经理选拔考试，考试的内容，都是关于企业改革开放的话题。 8月份的重庆如同火炉，天气炎热，教室里没有空调。我从离开船校十六年再没有考试的经历，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历时 4个小时，考完试后人都站不起来，晃晃悠悠扶着墙壁才走出教室。我的同学兼同事张家和在门口捧着冰棒等着我，吃了冰棒我才慢慢缓过神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