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能

2014年6月2日晚，CCTV—4“中文国际”播出《文明之旅》特别奉献《纪连海：状元那些事儿》。该期节目，可谓错谬连连。本以为“特别奉献”是一顿文化大餐，可里边却含有一只只死苍蝇，实在败人胃口。下面摘录纪先生的一段讲话，略作分析，俾众周知。

纪连海：中国的科举考试呢，是这个隋朝有的。当时呢，考得比较简单，政治的、国家的、皇上的法律诏令，这是一部分；然后呢，这个策论，（刘芳菲：策论）黄河怎么治理啊？黄河要发水，你打算、黄河从河南花园口决口了，你打算怎么治理，你得写出，滔滔不绝，花多少钱，怎么治理，很多东西。等到了这个唐朝，唐玄宗时期，就加了那诗，考诗，考那个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所以那个时期呢，（刘芳菲：啊，唐诗）唐诗大放光彩了。为什么唐诗繁荣？为什么人家杜甫杜老先生，天天研究那字，语不惊人死不休？你像那个白居易，到长安考试，先得拜师。当年的丞相是谁？顾况，大诗人顾况。先拜帖子：顾先生，我那个安徽人，然后我这是今年来参加这个考试，那个还希望您照顾。你叫什么呢？（刘芳菲：叫白居易）我白居易，字乐天。哎哟，长安米贵，白居不易呀。然后白居易很生气，拿起事先准备的一张纸，诗，本来是想恭恭敬敬地送给顾先生，求顾先生，您看我这诗写得咋样？一生气，拿那纸攒吧攒巴往那儿一扔，走了。顾况顾老先生还挺牛，把那捡起来，叫使唤人捡起来，一看，读：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赶紧把他给我追回来，有这一首诗，你就行了。（刘芳菲：敲门砖）这是敲门砖。（刘芳菲：这个，看来那个时候进京赶考的人，真的是什么人都有）对。（刘芳菲：藏龙卧虎。这是您说到了唐玄宗时期开始考唐诗了，再往后呢）宋朝就添了长短句，叫宋词。宋词，宋词唐诗都是，所以你看，宋词就繁荣了。再往后到了明清，明清就八股了，就把中国文人的思想给禁锢起来了。你就研究吧，就读九本书……（上述内容录自该节目字幕，标点为本文作者所加）

这段讲话，好几处都违背史实，可谓乱弹琴。

首先，是篡改唐朝科举考试的内容，说“等到了这个唐朝，唐玄宗时期，就加了那诗，考诗，考那个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事实并非如此。

“隋废九品中正，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唐承隋制，并增设明法、明字、明算诸科，而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进士科重文辞，明经科重经术。唐高宗武则天以后，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参加进士科考试被认为是致身通显的重要途径。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此外还考时务策等。诗赋的题目和用韵都有一定的规定。诗多用五言六韵（近代变为五言八韵），有一定的程式，一般称为试帖诗。”（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古汉语通论（二十）·科举》，中华书局1962年）请看，是“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诗多用五言六韵”，不是“考那个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啊！

唐代考诗，限制较宋代要宽松。一般规定虽是五言六韵，但也有仅成二韵就交了卷的。清王士祯《池北偶谈》载：“祖咏试《终南山望余雪》诗，云：‘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纳卷，或诘之，咏云：‘意尽。’阎济美试《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只作得廿字，云：‘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主司览之，称赏再三，遂唱过。”二人虽然把试帖诗作成了“五绝”，其中一人还获得通过，可那是士子未按考试要求之作，而不是考试的规定。故纪先生说的“考那个……五绝”充其量算是瞎猫碰上了个把死老鼠；至于说考“七律”、“七绝”，则未有所闻。纪先生既然言之凿凿，可否举一二例以佐证？

撇开“以诗赋取士”的唐代进士科考赋的问题不谈，单就考诗而言，它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这里举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为例，以见一斑：

善鼓云和瑟，尝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诗为钱起天宝十载（公元751 年）参加进士考试所作，“湘灵鼓瑟”是试诗的命题，“灵、听、冥、馨、庭、青”即所用“六韵”。显然，它不是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而只能归入排律。读者如想进一步了解唐代考场诗的情况，不妨查阅清人张尹所辑《唐人试帖诗钞》。

其次，是无端加给顾况“丞相”的头衔。

顾况（约730—806后）字逋翁，苏州海盐（今属浙江）人。他于至德二载（公元757年）登进士第。韩滉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时（公元 781年——786年），曾召他为幕府判官。贞元三年（公元787年），顾况才为李泌荐引，得以入朝担任著作佐郎。两年之后，李泌去世，他很快就被贬出京。被贬的原因，或说是“傲毁朝列”（李肇《唐国史补》），或说是“不能慕顺﹐为众所排”（皇甫湜《顾况诗集序》），总之是得罪的人多，为达官贵人所不容，不得不卷起铺盖走路，去做饶州司户参军了。其后，他又任过永嘉监盐官等职，晚年则隐居茅山，自号华阳山人。

白居易拜谒顾况一事，或是真的。唐张固《幽闲鼓吹》云：“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宋尤袤《全唐诗话》等亦载此事，虽文字有出入，但情节基本相同 ）但张固对顾况的官称只是“著作”，若顾况当时果任丞相一职，则文中必称“顾丞相”（白居易因做过刑部尚书，即被称为“白尚书”），而绝不是“著作顾况”。

顾况虽然有些名气，但所任官职却低。终其一生，他的最高职务，是担任了两年左右的著作佐郎，哪里是“当年的丞相”？

按“丞相是秦及西汉前期的宰相官称，有时分置左右，以右为上，宦官担任的称中丞相，称相国则稍尊。”（左言东《中国古代官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亦引自该书）隋唐时期，中央机构是以三省六部为主体的，三省是中书省（唐曾改称过西台、凤阁、紫微省）、门下省（唐曾改称过东台、鸾台、黄门省）、尚书省（唐曾改称过中台、文昌台），唐朝的六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隶属尚书省管辖。“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之外，还有三省，即秘书、殿中、内侍。秘书省：唐隶于中书之下，领著作、太史二局。中唐以后，太史局改为司天台，成为独立官署。”

隋及唐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都叫宰相，但朝廷却不肯轻易授人，往往给级别稍低一些的官员加上“参预朝政”、“参掌机事”、“参知政事”的头衔使其行使宰相职权以方便掌控。唐高宗以后，则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中唐以后改为二品）为宰相的固定加衔。

虽说唐朝的宰相可由级别低一点的文官来担任，但顾况依然不够格。“秘书省所属的著作局，置郎、佐郎等员，掌撰写碑志、祝文、祭文等。”因而他只是中书省下辖秘书省所属著作局的一个佐贰（副职）之官，平日负责的工作都无关紧要，而朝廷的重要政策、机密诏令之类，多是由带“知制诰”衔的翰林学士起草的，称“内制”， 如用他官来做这项工作，亦须在本官外加“知制诰”衔；至于普通的例行诏敕，则由中书省的中书舍人来撰拟，称“外制”。任著作佐郎连“内制”“外制”都够不着，怎能与当“丞相”同日而语？

再次，是无中生有，硬说宋朝的科举考试要考宋词。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也以进士科为主，此外还设明经、明法、九经、五经、开元礼（后改为开宝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等科。进士科以外各科，常合称为“诸科”。

宋代，进士科考诗赋、策论、帖经、墨义。“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宋史·选举志一》）宋初，诗赋考试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宋李觏在《上叶学士书》里说：“当今取人，一出于辞赋，曰论曰策，姑以备数。”神宗朝，王安石作了宰相之后，着手实行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也随之变化，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神宗下令废除了进士科考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规定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二场考兼经（《论语》《孟子》），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进士科考诗赋又被恢复，但有时也考经义。

宋代考进士虽有“以声韵为务”的倾向，但也仅限于诗和赋两种形式。宋代考诗依然考五言六韵诗，宋孙奕《示儿篇》引黄山谷与洪驹父云：“更须留意作五言六韵诗，若能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宋代之所以还考五言六韵诗，是其程式相对固定，便于操作。清毛奇龄在《唐人试帖序》里对此作了如下探究：“惟唐制试士，改汉魏散诗而限以比语，有破题，有承题，有领比，有预比，有腹比，有后比，而后结以收之。六韵之首尾，即起结也。其中四韵，即四比也。”这或许就是五言六韵诗久考不衰的原因吧。宋代考赋是考律赋，而且也限韵。诗赋而外，从未见考过长短句。长短句也不如纪先生所说“叫宋词”，而是词的别称。说宋词是长短句，是；说长短句叫宋词，非。因为长短句是属概念，宋词是种概念，也就是说，长短句包含宋词在内的所有的词，而宋词系后人所称，指两宋时期的词。

词，是从隋唐燕乐独立出来的歌辞，当初本是与曲相配的。后来与诗并列，成为韵文的一体。“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清刘熙载《艺概》）由于它具有“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妙，以喻其致”（清张惠言《词选·序》）的特点，加之“出身微贱”，故从未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唐朝如是，宋朝如是，元明清亦复如是。我们很能找出些昔人应试的诗、赋、文章选集，可是，自唐迄清，未见过应试的词选哪怕是应试的词作或是考词的试题。纪先生所言“宋朝就添了长短句，叫宋词”的科举考试内容乃子虚乌有。

还有，纪先生把唐诗宋词的繁荣归结为科举考试所促成，也是十分牵强和武断的。照他的说法，唐代考唐诗，“唐诗大放光彩了”；宋代考宋词，“宋词就繁荣了”。那么，汉代没有考汉赋，汉赋怎么大放光彩了？元代没有考元曲，元曲怎么也繁荣了？明清考八股文不考小说，八股文怎么没大放光彩而小说倒是繁荣了？从前文提及的清毛奇龄对考五言六韵诗的阐释来看，它早在唐代就被弄得近乎“八股”了，这种形式是较为僵化的，很不利于感情的表达和诗人的发挥。因此，我以为这种考试不仅不能促使唐诗宋词发扬光大，反倒会对其繁荣昌盛形成一定的阻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研究者须沉下心来，认认真真下些切实工夫，万不可做那表面文章。国学固须弘扬，但急功近利的做法却往往欲速不达，事与愿违。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回归，而不是浮躁的炒作。当今，学者、名人积极参与中华文化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当是件大好事，但也应息下哗众取宠之心，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古语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登台讲学，当量力而为，切莫贪图一时嘴上畅快而忘了肚里墨水。其失却个人面子事小，而谬种流传，贻害大众，则过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