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霄

我有一位朋友，年纪长我几岁，工作能力很强，在我所处行业内算是小有名气。半年前他辞了职，再之后都在家中赋闲，每天喝茶写字，摆弄各种爱好，至少从社交软件上看，日子过得很充实。我有次跟他聊天，问他有没有工作的计划。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绕开我的问题说着行业的问题所在，最后他说，没准换个城市心境会改变很多。

我被绕了进去，追着问：“即使换了环境，这些问题不是依然还存在吗？”

他答道：“可是如果你的心态变了，看问题的方式也许就会有大不同。”

我说：“心态的改变与环境有必要联系吗？”

他盯着我，直到看得我发毛，才一脸肯定地说：“那是当然的了。”

原本这只是一次闲聊，巧的是，跟他告别两周后，相同的对白又一次发生。我公司里有位实习生试用期结束，对我说想要换一家公司。我第一反应是留住他，因为他在几位同期的实习生当中，能力算是不错的。

我问他是因为薪水的问题，还是在这里工作得不顺心？

他坦白说都不是，只是觉得自己每天做最基础的工作，一成不变的日程令他觉得浪费时间。他说：“没准换家公司会见识到更多的东西。”

我说：“即使换一家公司，以你初入职场的能力，也一样是做同样的事情啊，何必操之过急呢？”

他摇摇头说：“正是因为我刚刚毕业，所以才急需多经历新鲜的环境，这样才能看到不同角度的世界，才称得上完整的人生。”

听到这里，我哑口无言，只好在他的辞职函上签字。

如果说我那位朋友还没有将话点透，实习生的道理则让我切切实实无从反驳。换作我是他的年龄，大概想破头也讲不出这样角度刁钻的观点。我不禁沉思，在大部分人眼中，视界狭窄就代表着见识浅、能力低，沦为弱势群体的想法根深蒂固，而经历不同环境所带来的阅历上的“充电”是正常，且理所应当的。然而，在这个逻辑关系里，人们似乎都刻意于“经历”地获取，而忽略了阅历并非只要经历过就会拥有这件事。

前不久，我收到一位朋友从台北寄来的明信片，正面是雄伟的101大厦，背面却只潦草写着：不多说了，在赶飞机。回来的时候我去机场接她，问到台北的感受如何，她带着一脸倦容说：“人太多，行程又紧张，很多景点都只是走马观花，照片都没拍几张。”实在难以描述在她语气中的失落，有不甘，有无奈，更多的是累。

你看，明明是去度假，却让自己累成了一匹马。在此之前，她何尝不是抱着摆脱都市生活躲到远方旅行，换个角度看世界的想法？然而这种急匆匆的经历，除了满心的疲累，我实在想不出会有什么收获。

事实上，我认识的许多人都是这样，在城市里一天天觉得毫无乐趣枯燥乏味犹如困兽，却以为去遥远的地方旅行时就会神采焕发活灵活现；相同的工作做上一年半载就开始怀疑是在蹉跎人生，却以为换家公司换个环境就可以寻找到青春的激情、丰富的见闻和源源不断的新鲜感；在感情上，这种毫无逻辑的心理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遇见心仪的对象，睡前辗转反侧脑补无数种同她在一起的甜蜜场景，自以为天造地设，然而真正走到一起却发现她矫情做作，爱慕虚荣，睡觉打呼噜醒来还有口臭，方才如大梦初醒，悔之晚矣。

“生活在别处”，诗人兰波的这句话自从被米兰·昆德拉弄得世人皆知，就变成了困顿都市人们心中的精神鸦片。在一成不变的生活夹缝中求生存，难免会幻想“在别处”的美好，那儿有清新空气恬静生活，有高薪待遇闲暇时光，更有簇新的梦想，志同道合的人群和无数喜闻乐见的送炮女青年。

记得念书的时候，我们的天敌是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不久你谈恋爱了，天敌变成了恋人言语中别人家的男朋友，没想到不知不觉中，我们自己已经为自己设好了来自同一星球的天敌，别处的生活。看完无数版本的励志电影和书籍传记，我们自以为掌握改变命运的咒语，学会不停地规劝自己和别人，换个工作，换个女友，换个城市，换种人生，用改变带来的可能性来告解心中的压抑，却从未想过，此刻压抑着你的未必是当下的生活。

我另一位朋友大学的专业是西班牙语，毕业后去厄瓜多尔援建铁路，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决定回国，我问他原因，他说那里的环境过于艰苦，经常睡到一半，发现被窝里有一只巴掌大的毛茸茸蜘蛛，出门走一圈，两米长的鳄鱼满街跑，有时候吃入，有时候被当地人捉走吃，不仅如此，他还遭遇过不下两次持枪入室抢劫。终于有一天他忍无可忍，觉得再待下去可能总有一天会被鳄鱼吃掉或者被无辜枪杀，于是毅然决定回国。

回来后，他找了一份翻译的工作，薪水在国内也还算不错，但他始终无法适应。在厄瓜多尔的时候，他的工作比较自由，一到假期就买张机票满世界跑，可现在就连附近的旅游城市他也只能望洋兴叹，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就在广州租一辆自行车，漫无目地的满城跑。这种不适应感遍布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国外每天幻想八大菜系梦里都是活色生香，但来到广州，依然每天只在一家茶餐厅用餐，不是他吃不起，而是完全没有了想要吃的欲望。

就这样，他在国内工作不到三个月，就决定重新去国外工作。比起空虚，他宁愿选择艰苦。

他的这种情况被我笑称为“在别处症候群”，在同一个环境待得越久，越会产生抵触的情绪和对别处生活的向往。但这种向往，只是你对现实的失望和逃避，即使去到别处，也未必能获得理想中的生活，你只是像个赌徒般沉溺在那无数种可能性之中而已。

我们习惯了时刻绷紧弦待命，哪怕是周末也像是在与时间赛跑，两点约了朋友喝茶所以一点就要出发，因为怕堵，五点必须吃完晚饭否则就赶不上六点半的电影开场。我们也厌倦这种枯燥的三点一线，以为在别处就可以摆脱所有的烦恼。但别忘了，在同样的城市里，有人下班路上观察蚂蚁搬家都要半小时，也有人甭管在纽约巴黎东京还是公司大厦都一样，拼命赶时间，仿佛浪费一丁点儿就是罪过。

生活不一定在别处，当我们将全部希望和幻想寄托在一个虚无的新环境时，可能我们早已忘却“生活在这里”的美好。其实，不被生活改变，亦不放过丝毫享受生活的机会，也许这才是生活真正的模样。微博上有人讲现代人个个都选择困难症，在上海向往北京的烤鸭，在北京惦记广州的早茶，在广州垂涎重庆的火锅，在重庆梦到西安的肉夹馍，然而我们在一次次向往和踟蹰中，浪费掉的绝不止是光阴。

你让上帝如何分辨蚂蚁

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里买了当时很流行的平板电视，我好奇地凑近观察液晶屏幕，发现电视中的画面由无数细小但相似的闪光颗粒组成，这些颗粒在近处看只不过是闪着单调色彩的亮点，但组合到一起，却可以展现出绚丽多彩的世界。

那段时间正好在播放探索宇宙奥秘之类的纪录片，凝视着那些从几十万米高空拍摄到的地球，我不由得开始怀疑，上帝站在这么高的地方穿过厚重的云层往下看，能看到些什么？他的视力可以好到看见刘卡卡因为没写完暑假作业挨老师的竹尺吗？他的听觉可以灵敏到听见谢小文在操场上喊得那句“赐予我力量”吗？

大概都不可以。

尽管当时正处于中二病时期的我也曾一度认为自己是上天赋予特殊使命的与众不同的人，但仅有的思考能力告诉我：上帝于人类，就像我们在观察地上的蚂蚁，树上的叶片，还有液晶电视里的闪光点时一样。

在上帝的眼中，人与人之间百分之九十九都应该是相同的吧，渺小、脆弱、举止可笑，甚至随便指着一个人问他是男是女，上帝大概都无法一眼分辨，更别谈美丽和丑陋了，不信你来告诉我那只蚂蚁更美一点？

如果在他老人家眼里，人类世界是这番景象，那么所谓的信仰、祭拜、仪式，以及我每天祈祷考试成绩晚点公布的意义又有多大呢？而人们的海誓山盟、光辉伟业、生老病死又算得上什么？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我小心翼翼地递出写着“放学后操场见”的纸条给暗恋的女孩时，当我郑重其事将“拯救世界”的愿望填在同学录上时，当我每每失意时安慰自己振作起来，以为浸浴在上帝的注视中时，他有看到我吗？即便有，他是会为之动容还是嘲弄蔑视？如果有，那么他也一定会看见刘卡卡的惨状，谢小文的呼喊，那时的他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冒牌天神中，金·凯瑞被上帝赐予在一天内自由行使其职能的权利，但除了用来满足自身享乐和报复他人之外，这份差事显然并不是万能的，当他对全世界的祷告一挥而就批量满足却搞到天下大乱时，当他竭尽全力利用能力挽回心灰意冷的女友时，他终于品尝到上帝也会失败的滋味。上帝万能，却依然无法左右人的意志。

我想，或许这份独立在外的意志对于上帝来说，正是那百分之一的差异。

但恰恰，这百分之一的微小差异影响着我们对待同类的看法，全世界的爱恨情仇都逃不开它的控制。任谁都有过一念之差，悖行千里的经历，在学校里学着相同的专业，转眼一个做了大腹便便的房产商，另一个在建筑工地吃十块钱的盒饭；感情路上爱着同样的姑娘，一不留神她已嫁作他人妻，追根溯源不过是某一次当她需要倾诉时你忘了开机。中考高考前父母老师学校的大喇叭一起告诉你这是人生的重要抉择，但人生又何止这区区几个分岔路口。事实上，我们每一次前行，每一次停歇，每一次辗转反侧埋头思索，都在不断地与同类分道扬镳，将那百分之一的差异不断拉大，将隔壁的王二小变成王吹牛不打草稿，将楼下的李三万变成李妻管严，时过境迁后，谁还记得当初那一群在家属院里追逐打闹着的，同样活泼稚嫩的孩子呢？

上帝眼中的我们并没有差异。差异是我们亲手造就，渐行渐远的道路，我们一开始时不以为意，却在一个偶然间发现，曾经携手相伴的人面前，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

上帝眼中的我们是怎样的？也许这并不重要，因为作为个体的我们之间的差异、烦恼、感情、困惑，对上帝来说都不重要。但正如我小时候在平板电视所看到的画面那样，也许上帝压根儿看不到人类世界中每一个类似像素的单体，而他却看得到这整个世界的美好与和平，肮脏和灾难。连同蚂蚁搬家、枝叶换季一样，兴许这是上帝眼中，我们所能贡献的唯一意义。

异地恋是神经毒素的一种

我的朋友刘卡卡在澳大利亚的女朋友一回国他们就重新如胶似漆地勾搭到了一起，仿佛从来不知道异地恋劈腿是多正常的事情。

当然，后者全然不知每次在自己回国前夕她的男朋友都要面临一次艰难抉择，选择那些正相濡以沫打得火热的姑娘，还是许久不见名正言顺的她，每次在这样的抉择中，她都能够从刁钻的角度获胜。刘卡卡很自豪地说：“这足以证明我还是爱她的。”

就这样年复一年，她回国，他分手，她出海，他重来。我的朋友刘卡卡身边的姑娘也因此割了一茬又一茬，他对此放任自流的态度显然会导致感情生涯中的替死鬼泛滥成灾，这份冤情由量变到质变，终于化成一位煞星前来讨债。

煞星是他在家乡通过朋友认识的女孩Z，交往一段时间后就开始了同居生涯。要说我这位朋友虽然智商不高，但在情场中属个中好手，讨好姑娘的方式千奇百怪但精准有效。Z过生日时，他在她常去的咖啡厅路上沿途摆了一路的易拉宝和招贴画，每一幅都写着对Z说的俏皮情话，看得路人都浑身发麻；打听到Z订阅的文学杂志，于是自己制作印刷一本相同规格的插在Z家的防盗门缝隙里，翻开一看，除了封面封底还是原版，里头的文章作者全是他，还编出天秤射手百分百匹配度的鬼话；平时闲来无事，他还会拿棒棒糖骗邻居家小孩上车，和Z一溜烟开到厦门的萤火虫公园。据说那只有带孩子才能进场，三人手牵手仿佛一家三口寻找灌木丛中的点点星火，这份浪漫比起情侣们的海边沙滩，更加温馨可贵。

由上述可见我的朋友刘卡卡是一个投入感情便不遗余力的人，每一个跟他交往的女孩都有过类似甜美的回忆，这也是他横行多年没被前任寻仇打死的原因之一。但很快，他澳大利亚的女朋友又要回国了，我的朋友刘卡卡又迎来了每年一度的人生抉择。按他对我的描述，比起以往来说，这次更加艰难。他爱她没错，但他发现自己也无法放下Z。即使他口袋里准备了千万种莫名其妙的分手理由，但他就是无法硬下心肠跟Z开口。日历很快就翻过去了，一直到女朋友出现在刘卡卡的面前那天，他还是没有跟Z道明原委。依我对他的了解，这时候的他估计已全面缴械，将命运交给了上天。“屌到床前自然直。”他一贯喜欢这样安慰自己。

但剧情在此时却峰回路转，当刘卡卡忐忑不安地迎接女朋友的回归时，却发现她这次荣归故里并非单身，还带回了一个身高两米的混血巨汉。身高176厘米的刘卡卡在面临精神形态的巨大反差和对侏儒的心理活动感同身受后，毅然决然选择了沉默，转身，不说再见的告别。尽管女友千呼万唤希望获得他的理解和祝福，但在他心中只想开60分钟的车去见Z，然后跟她安静地坐在咖啡馆一整个下午一言不发。

两个小时后我的朋友刘卡卡终于如愿以偿，不过你知道什么叫做人性吗？就是他看着面前静悄悄的Z，却一发不可收拾地开始想念刚刚与之诀别的澳大利亚女朋友。他把头埋在Z的胸前，沉默不语，而脑海中却开始自动搜索第一次见到澳大利亚女朋友时的记忆，第一次在高速公路上迷路，两个人鬼打墙般寻找正确的出口，直到汽油耗尽；他在校内网注册了两百个不同姓名的ID加她，再在几个月后像侦探小说般一一告诉她为她准备的情人节礼物藏在哪儿。如果按照时间长短计算，他和她共同拥有的回忆，也许比任何人都更多。“可是，我为什么会失去她呢？”刘卡卡懊恼万分地想。

作为能让刘卡卡无法割爱的姑娘，Z自然耳聪目明，但纵使如此她依然无法理解刘卡卡的异常反应，她用力揉了揉刘卡卡的头发，问他发生了什么。我的朋友刘卡卡这时已缓缓回过神，他呆呆地望着Z关切的眼神，满腹伤感无法吐出一个成形的词语，他岂能不知，倘若此刻站起身来，就要永久地失去面前的这个人。过了半晌，他看着窗外说：“我们去领证吧。”Z显然被他的话吓了一跳，但要么怎会说她厉害，转瞬她就开口答应：“好，分头行动，我去我家拿户口本，再去你家跟你会合，下班前应该能赶到民政局。”

就这样，刘卡卡迷迷糊糊带着结婚的承诺开始往自己家的方向开车，然而现实就是说不清的混账，路过码头的红绿灯时，刘卡卡又遇见了他的澳大利亚前任女朋友，她正在和巨汉在码头上钓鱼。你试着想想看，两米的人手里拿着小鱼竿，跟牙签似的，看着就让人想笑，但他的前任女朋友坐在小马扎上靠在巨汉的身边一脸兴奋，看着就让刘卡卡想哭。

这个红灯可真他妈长，长到刘卡卡终于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怒火，他打开车门直直向码头上的两人冲过去，人还没到跟前，他的脚已经飞到了半空中，电光石火间，我的朋友刘卡卡做了这辈子最值得称赞的事，他一脚把两米巨汉踢进了海里。如果现场有人看到这番只会在黄飞鸿电影里出现的招数，相信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然，记忆犹新的除了刚才的画面，还有两分钟后开始下的倾盆大雨，以及一个硕大无比的海怪从海里飞上岸，将一只骨瘦嶙峋的年轻人打得满地找牙的故事，见过奥尼尔怎么打保龄球吗？此时此刻，刘卡卡就是那个保龄球。

后来，我的朋友刘卡卡在骨科病房中躺了三个月后，他的澳大利亚女朋友又飞走了，Z来看望他的时候说，她的户口本被雨打湿了，所以看不清她的出生日期是21号还是27号了，这样她既可以说自己是天秤座又可以说自己是天蝎座了。说完她就走了。

又过了两个月，我趁出差的机会去看望他，他看上去好像不太开心，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在捷克的女朋友要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