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枝连

摘要：今后世界历史文明发展的主要特点为，走出“#2.0”，走向“#3.0”。鉴于一国两制、港澳特区、“中国发展一中华范式”的开发开展，中国可视为“#3.0：时代一范式”之佼佼者。它应表现在“典范转移一体制创新、以人为本一先行先试”上，特别是对“东盟一中国自贸区10+1、ACFTA”上的卓有成效的参与贡献。今后的大国政治、大国文明、大国斗争，将围绕着打造“#3.0”全球化来开展。

关键词：中国发展 中华范式 #3.0时代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4）03-0017-29

如果以公元1500年葡萄牙人东来后的“#2.0：西方主义时代一西方文明范式”为准，则它以前的几千年，都可视为“#1，0时代一范式”。那么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则应是“#3.0：后西方主义时代一范式”。范式的转移是“跨越”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否定和前后决裂的关系。

一、“中国发展一中华范式”已率先进入“#3.0时代一范式”了吗？

“中国发展一中华范式”已率先进入“#3.0时代一范式”了吗？如果说已率先进入了“#3.0时代一范式”，那么将会有许多东西是要从头做起的。比如，中国和东南亚两方都有一个历史观、世界观、发展观、未来观以及新安全观、新发展观的共同建设的问题。

其一，双方可能都未能认识到，在“#1.0时代一范式”里，它们几乎是处于“风马牛不相及”的状态。即中华帝国一中华文明及其“天朝礼治体系”，还有华人华侨，对于南中国海周边地区既不是一种威胁，也对其社会发展，根本不发生“典范转移一体制创新”的作用。

其二，进入“#2.0时代-范式”，西方国家一西方文明打断、扭曲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号称“天朝大国”的中国，既不能自保，更对西方国家攻击和操控东南亚邻邦漠不关心，也无能为力。华人华侨更是“不着边际”的族裔群体，即中国对它们的安全和发展，一样是不相干。故，双方在世纪之交对政治经济、安全发展的重建，并未能展开充分的交流和协作。

其三，双方一旦可以重新碰头，便有一个学习如何碰头而不碰撞的过程。或日，如何学习共同处理其安全与发展的问题。

其四，双方在“走出‘#2.0-走向‘#3.0”进程中，在思想、理论、政策、范式等层面，都有—个互相接近与互相促进的问题。

林华生在《亚洲“四极”经济》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和东盟经济的交流协作，容易受到美日等西方国家倡导的“中国威胁论”的干扰，突出了双方及各方的安全和发展的权益问题。中国的高速发展及南海问题，波及了双边与多边的关系。中国做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如果不能在安全、发展的问题上，主动地引用新范式，好自为之，一旦南海问题被炒作，便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因素。

2012年底，郭益耀在他的《华夏和平》英文新书的结论中，也谈论到类似的问题。他说，自1980年代以来，在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解决上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邓小平模式”，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尤其是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高姿态宣布的“美国重返亚洲”的策略，显然是对菲越拔刀相助而以挑战中国为其切入点。美国及其盟国一旦介入，或可改变-扭转-干扰10+1、ACFTA的开发开展。

如果菲、越能成功地像过去几年的南韩，突出安全和发展的问题，不断地和美国人合伙，在黄海和日本海大搞其联合海军演习，再加上印度等国，一起在南中国海大搞所谓“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军演，则完全可以把东盟切割成东南西北等四个部份。倘如此，那么所谓的10+1、10+3、10+6、FTAs、APEC、TPP……则都可能泡汤，化为乌有。

所以，中国对南海、东海、台海的海洋战略，确有其改弦更张的紧迫性，今后应不可能仅用一个“韬光养晦”来应对。因为你要如此，对方不一定肯奉陪一日本人、菲律宾人、越南人的利益，便是不停地拉半推半就的美国人下水。西太平洋上的“海啸”是可能随时来袭一特别是当美国人觉得他们需要这么一场战争的时候。

从另一方面看，2012年下半年，中国在相关领海主权、海洋权益、海洋立国的政策上，亦有了重大的转折。见之于其对钓鱼岛周边海域和领空的常态化巡防和设立三沙市于海南岛南端，施行对南海领海的实际管治-管理。

如此，大片的南海海域，或者说南海海域的主要部份都进入了中国的版图。那么，南中国海是否会变成中国海军的池塘（有如马汉所主张的，密西西比河口的墨西哥湾加勒比海是美国海军的池塘那样），还是成为10+3+3和TPP推进的一个有利条件呢？

二、“中华帝国一中华文明”未曾对东亚走进“#2.0”做出过贡献

结合有关马汉的“海权论”，笔者在此提出如下新观点：

一日，在西方国家入主前，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并无任何国家建立其海权体系，即使元世祖两征爪哇与郑和七下西洋，亦未曾使中华帝国建立起海权体系。因为，它们没有需要，亦无能力这么去做，这即是所谓“Pre-X模式-‘#1，0模式”。

二日，1500年以后，欧美不同国家出于其意识型态和制度性的需要（也有能力），在这里先后建立起支配性、排他性的海权体系。美国人是最近的一个海洋霸权体系，此谓之为“x模式-‘#2，0模式”。

三日，进入新千年，新世纪，需要的是引进一个各国在海洋权益、海洋秩序、海洋产业上都可享有合理、合法权益的时代，即一个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或集团，以其海权体系支配其他国家权益的时代，故需出之以“Post-X模式-‘#3.0”。

因此，进人第三个千年，东亚的新海洋秩序的“Post-X形态”的建立，关键在于南中国海的海洋秩序问题。即，在未来的500年里，南中国海如何不再成为另一个大国或其集团寻求海权体系的后勤基地？如何不再对南中国海进行控制，并从那里进攻东亚国家，以建立其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统治？如何不再次推行其发展模式？

如果今后中国在海洋秩序、海洋权益、海洋中华的开发开展上能采取主动，便有许多“范式转移一体制创新：告别‘#2，O，开发‘#3.0”的事情可做。中国能应运而兴、胜任其事吗？

笔者在美国和港澳及东亚一些国家做考察，对马汉理论做分析研究时，对于中国参与倡导与推动“Post-X模式”的理论一实践一范式之举，形成如下几点看法：

一是，根据中国与美国《上海公报》（1972年2月），中国和日本《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8月）及《中苏联合公报》（1989年5月）等文件中，中国和各国都承诺不在太平洋和亚太地区寻求霸权的有关条款，中国人可以坚持，进入第三个千年，除台湾海峡是一个“自由通行、无害通行、和平发展”的水道之外，南中国海也必须是“自由通行的、无害通行的、和平发展的内海”。

二是，中国承诺不在南海建立唯我独尊的，支配性的海权体系同时，也坚决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及其集团在南中国海建立这样的海权体系。即各方不得以其优势海军力量控制南海及对周边国家进行威胁。

三是，中国不必象马汉主张把加勒比海一墨西哥湾建成美国海军的池塘那样也把中国海变成“中国海军的池塘”，南中国海不应该是任何一家的“海军的池塘”。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非军事化，其和平、中立、自由、无害通行的状态，不但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肯定也符合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

从“#1.0”和“#2.0”出来，走向“#3.0”的东亚地区，中国如果确能以“不称霸”为其大义理、大义利来组建“海洋秩序一海洋中华”，强者施仁政，那么中国在南海、台海、东海的海洋秩序的重建上，将史无前例地享有一定的主动性和强势、优势的地位。这对当年万隆亚非会议时尚未出现的10+1、10+3、10+6以及TPP……来说是一个开张大吉，也未尝不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再出发，以及对亚洲文明再出发相应地多做点贡献的一个有利的条件和机遇！

三、“海洋中华一南海策略”是中国走向“#3.0”的关键

那么，进入“#3.0：时代一范式”，有许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今后可以在“中国发展一中华范式”里“先行先试”。

其一，在三沙市建立和对南海海域管治成事后，除了确保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外，中国各层面的政府，应把南海开发为海洋旅游休闲及运动的场所。它向中国人以外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个人、群体提供参与开发开展的机会，共同经营，使南海成为欢乐的海洋。

其二，对东盟进人港澳特区和台湾及大陆的家务劳动者——特别是其中的所谓“菲律宾女佣”（已有百万人之众），两岸三地政府都有如何对待这些深入其国民家居中的外来群体的问题。

1980年代即开始进入香港的菲佣，因为港英政府的立法及处理，已经有了一套法律、制度、待遇、进出、往返……的安排，而香港市民大体上是做到了按章办事，使六、七十万东盟来的女士可以进入其居室家庭，协助处理家务、教养子女。后来，澳门也利用“香港模式”照章办事，因而使得数以百万计的港澳地区的华人妇女，可以走出家庭，进入职场。而主客、主仆之间，基本上是依法行事，相安无事的。较之星马的“虐佣事件”，港澳市民同住家女佣的相处，其形式和内容，可视为一个成功的次文化。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这三十多年来，已经有一代中华人士是在菲佣的照顾下成长。在此意义上，后者成了前者家庭教育的主要提供者，因为前者的母亲进入了职场，而把家务包括家教交给了后者。所以，笔者认为，港澳地区的政府和社会团体及高等院校，应该对这一个来自东盟——特别是菲律宾的家务劳动者群体及其族裔文明，要作为一个次文化来加以开发开展。

再者，对她们提供终身教育一持续教育的机会，合乎各方的长远利益，而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在“#3.0：10+1、ACFTA框架一系统”内，对这些异国劳工在持续教育上予以赞助。

殊不知，推行中国对东盟家务劳动者的培训节目，首先是更为中国人家庭取得更为优质化的家务劳动产品、特别是对其下一代的教育的服务，更有意义。而在其任满时，她们也有更多的知识与技能，可以回国回乡，投入一些产业活动。这或许有助于菲、泰、柬、印度尼西亚……诸国的中小企业的开发开展。

四、“人流物流一发展分享”是“#3.0”开发开展的大义理

“#3.0”时代带来了新时代、新范式、新发展，中国内地，港澳，台湾，菲律宾……在各自的产业结构的重建上，如在入境劳工，在华劳工的终身学习一持续成长上，可以大力开发具有创新性和创意性的文化教育产业。

谈到港澳市民与菲佣的关系时，有一点值得欣慰。即当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总统的政府于2011-2012年发起南海主权争夺时，曾鼓动国民公开地挑战中国并同中国进行抗争。而当马尼拉的活动家号召世界各地的菲律宾劳务者上街大搞反共反华游行时，港澳地区并未被波及，特别是香港地区。笔者曾同一些菲人谈论起此事，他们担心一旦事件恶化，可能导致族群陛、政治性的抗争。

因为，一旦港澳的成百万菲籍女佣，家务劳动者中有少数人上街，如只要有少数人，在她们星期日休息的中环区发动反华游行，便难免刺激港人。那么，接踵而至的菲佣和她们的家务雇主的关系，亦将难免出现具有族裔化，政治化一意识型态化的抗争。可以这么说，此等骚动事件如果不幸出现并恶化，那对有关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服务性活动势必带来严重的干扰。

由此可见，在10+1 ACFTA框架内，北京政府、中华人士完全有必要把这个家务劳动者的群体做未雨绸缪的处理，即把宏观层面的国与国的关系改善落实到微观层面的民众的双边与多边关系中，使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受干扰，产业交流不受破坏。

以笔者的初步思考而言，认为只要出之以“#1.0”+“#3，0”=“#3.0”的历史观、发展观、未来观，因应当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万隆会议垭非会议”，是可以找到一个有前途的发展范式和经济基础的。

此等发生于“#2.0”的宏观层面的国际性、政治性、族裔性的抗争，今后应避免冲击微观层面百姓人家的交流协作。因为受冲击者和受损害者都是家务劳动者和她们的雇主，实际上都是无辜者。而这种政治陛事件一旦发生，几乎是难以撑控和弥补的。港人当然可以从菲国以外的第二、三国家寻找替代劳工，但千千万万的菲律宾女士将平白地失去一个传统的劳务市场，一个可能是最优良的市场。当然，她们可以转赴其他国家地区谋生，但不容易求之得之的。

历史上，从“#1.0”到“#2.0”时代，闽粤人士到南洋去谋生，包括林华生和郭益耀及笔者的祖父和父兄之辈，虽然在东南亚等国不时遭遇到歧视甚至屠杀（比如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初期，便连续七次排华反华），而本地人在其中，便狠狠地扮演了帮闲又帮凶的丑恶的角色。但这些不幸更多的是同“#2.0：洋人族群一西方国家一西方文明”有关，不应成为今后中国人同东南亚社会秋后算账的原因。

因此，进入新千年-新世纪，当中国发展和华人发展进入一个所谓“#3.0：时期一范式”，一个史无前例的上升的时期时，我们只能既往不究，不能推行那些盛行于“#2.0：时代一范式”下的怀恨、报仇、歧视、排挤、迫害的不义政策。

强者才可以施仁政，强者必须施仁政。正因为“中国发展一中华范式”可以进入一个居于强势优势的崭新时期，引进“#3.0”时代，所以中国发展-华人发展，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推行一种反馈政策。

笔者注意到，在十九、二十世纪的“#2.0：时代”，东南亚国家曾经给予华人华侨一些宝贵的苟且偷安一生存发展的机遇，所以今后中华人士-华裔人士可以主动地立法和设立基金及扶助专业团体，对东盟国家的人流物流-契约劳共-家庭女佣的待遇、生活、学习、发展，予以优化处理的。

这可以体现到“#3.0：时代一范式”里，体现为外交-外事活动大原则——“天下为公，仁者无敌，共同发展，前途无量”；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活动形式；体现到各地在地经济，区域协作有益的创新产业一新兴产业里，从那里，从10+1、ACFTA等的经济框架里发展出一种崭新的次区域协作、区域协作和超区域协作。

比如，笔者认为，对于契约劳工，依约依法，必须予以近似公民的社会待遇，但可以不给予永久居留权及允许其家属移民港澳等地。因为，以北美和西欧的经验，族裔小区的遭遇，对于主客群体，都是不愉快的经验。

那么，根据10+1、ACFTA，大陆中国政府和港澳特区政府在劳务输出国和港澳特区的高等院校，可设立各种形式的持续教育、劳务教育、终身教育的专业课程，对从事家务劳动者，提供近乎义务教育的公共服务产品。他（她）们可以在合同开始前，或合同执行期间，或合同完成时，选读优惠的短期课程。而回国后，如果回乡做小生意或进入中小企业，亦可以此为凭借，向港澳特区政府和大陆中国政府及华人社团寻求短期货款和其他方式支持。

可见，这些持续教育、终身学习和专业培训，可成为10+1、10+3、FTA框架里的创新产业、文化产业。换句话说，进入“#3.0时期-CN#3.0”，新生的中国经济、中华经济、经济中华因其增长中的优势与强势，应有不同于过去五百年的西方殖民地国家的“#2.0”的一个崭新范式，以处理其境内外。国内外的群体关系-文明关系。

出于“以人为本，外交为民”，今后，中国完全可以依法据理，维护其侨民和支持华族，同时它也应依法据理地尊重在中华土地上的外来的族裔一群体一小区一文明。关于这一点，西欧北美国家在社会实践和政策等方面，有许多做法可供中国借鉴。

五、“带”出一个新的发展范式

从林华生、郭益耀、林毅夫诸教授对FTA、APEC、TPP……的调查研究、分析议论中，人们可以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如下一些新的观察：

其一，“要素禀赋一比较优势”可能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但必须从在地经济的发展开始，才可以找到其立足点和出发点。

其二，只有同境外国外的经济体做横向联系，“要素禀赋一比较优势”才可以大大地打开。

其三，不排除同任何大经济体的交流协作，而且也难免建立复杂的关系，但也得防止成为它的附属部份。

其四，与此同时，大经济体如果企图故伎重演，对其他经济体加以操控，可能是吃力不讨好、损人不利己的一种倒行逆施。

其五，以西方近现代经济学为其理论的西方现代化及其发展模式，有一个脱胎换骨的问题，即它如何从“#2.0：时代-模式”进入“#3.0：时代-模式”，是一个蜕化转变的过程。

显然地，上述观察也可能是提对了问题，便是过了“万事起头难”这一关，可以总结一个旧模式和开发一个新模式呢（见：图表1）。

图表1说明，“#3.0：时代，范式”正带来一个新发展和带来新一波的世界一体化。其具体含义如下：

第一，社会发展有上面和下面两个部份，而由中间部分加以连系：上面的“北”中夹一个“甘”，可喻为“要素禀赋一比较优势”的组合；它是宏观的一向上的一向外的，复数的大系统一大网络，亦可视之为形而上的，虚拟的组成部份。即下面喻为微观-具体-实体的，向下向内的，复数的小网络。

第二，上面是喻虚拟经济，下面是喻实体经济。

第三，“宏观系统，向外向上”，意指境内外一国内外的次区域、区域、跨区域、超区域的“跨越时空、跨越产业、跨越文化”的经济协作、交流协作的体系（如CSCE、CEPA、ECFA、FTAs、APEC、TPP、G7、G8、G20、G2、EU……），与时俱进，旧的形式消逝、报废了，还有更多崭新的形式将因应地出现。它们构成一代又一代的全球化（#1.0、#2.0、#3.0、#4.0……），带来的是不同的全球化时代，有其不同的群体一网络一文明一型态。

第四，“微观系统一向内向下，实体具体”，是指以人为本，对基层群体一基本生活一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及具体功能的网络服务一服务产品；是实体经济必须实实在在地有所表现的部份；如印度经济要多增加建造厕所，日本经济要给人民一个宽敝的居室，中国经济要给民众优质生活。

第五，中间部份是连系上下一内外一大小两部份的媒介一对接的系统；一横左右扩张，喻空间；一竖上下伸延，喻时间。这一横一竖或可作“十”字，亦可作“f字；贯串于上下内外之间，形成一个开放性的巨系统。

第六，由“f串连的上下一内外两部份，意指任何有意义的一有实质的一有前途的发展，是上下内外-左右前后-弱势强势的交相呼应-交流协作：而发展必须是对上中下-境内外-国内外各个层面一多个层面的群体，都能发生作用，这才能“带出”一个新社会一新文明。

第七，“丰-E-非字型”发展方式的意义，在于以多元化的方式和供应，能“带给”各方人士一个大方向-大框架；给他们“带来”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能“带动”各人-个人-群体-族裔，对地区一国家在关乎其生存发展，安身立命的事务，事业上的参与；以多种形式，进入情境；登上高速公路；各就各位一有所做为。

第八，以中国和印度及印度尼西亚的发展而言，不管它参加什么形而上的宏观层面的经济协作，其“#3.0”的大义理与大义利，在于能对其13亿、11亿、3亿人民的形而下的，微观层面的衣食往行、日常生活、老病死、公共厕所，能够不时、及时、适时地把他们“带向-带进”更佳的环境、情境和境界。

第九，上下内外的发展参与。其质量与前途如何，见之于它对物理系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的珍惜、利用和重建之上，乃中国人所谓“天人沟通-参赞化育”是也。

今后，似乎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完全由一个西方大国或其经济集团，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来带动整个进程。对于东亚地区来说，这是新千年-新世纪前后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新动向和新范式。

结语

答案一：“美式和平一日本模式”对南中国海周边地区经济体的发展，正如苏联模式对新中国发展，确是发生了一定的带动作用，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美苏两家模式已疲态不堪，更多的是各方都要于在地经济的层面做工夫，才可能找到发展的动机动力。

答案二：“NIEs-四小龙”的发展衍生了东盟模式，而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高速成长起了推动的作用。不过，后者的发展显然又对前者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答案三：到了“东盟模式”，因中、日、韩加入而产生其自身的动因动力一发展逻辑之后，“‘丰-E-非字型‘三跨越发展协作系统”应运而兴。

答案四：“中国发展一中华范式”可能正在取代“日本因素。日本模式”，成为东亚和世界发展的一个优等生；中国对10+1、10+3、10+6、FTA……的热心参与，可以推动周边国家和地区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亦可将之视为1955年4月万隆会议垭非会议以来，中国找到的一个参与东亚经济发展的新机遇_新范式。这可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添加“万隆方略”这么一个经济内容，从而补上了一个经济基础，更加簋了一个上层建筑。

可以这么说，1950年代以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发生了两件“典范转移一体制创新”的大事：一是亚非会议；二是东盟体系的发展。两者的交集，便产生了所谓的“万隆方略”。

答案五：一个涵盖台湾海峡两岸四地中华经济体的，统一的“中国经济”也是在此过程中产生；但不管它多么高速地成长和长成什么样子，它始终不可能成为东亚一东盟经济的操控者，中国也不会这样做。因为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要充分地发挥其作用，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满足其需要的。

根据这个逻辑，在“#3.0：时代-范式”里，任何大国及其经济体，企图掌控其他经济体不但不再可能，也不符合它自己和各方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的。所以，发生在南中国海的“万隆会议-/东盟模式”，终于可以使东亚国家的“走出‘#2.0一走向‘#3.0”成为可能（见：图表2）。

我们正呼唤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将无法再回到一个又一个大国及其经济体“一枝独秀、好处占尽”的时代了。

（作者简介：澳门科技大学教授，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

2013年1月27日订正于Dbay，HKSAR；

2013年12月21日定稿于纽约曼哈顿赫德逊河畔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