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前

一

读《南渡北归》，首先想起的是“民国热”。

说起“民国热”，不能不提陈丹青。在《新周刊》访谈录中，陈丹青如是论及民国：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褛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1〕

作为高标“民国范儿”的人物，陈丹青却又以自我解嘲的方式消解了自己的观点：“民国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好问题。我非常希望你是对的，也希望我以上的意思全属错谬：为了免于沮丧，人乐意肯定自己存活的年代；为了免于虚妄，人会质疑传说中的前朝。遗忘民国吧，它早已被唾弃了。”

显然，“早被唾弃”之说更像一种气话。遗忘的记忆一旦被唤起，摩挲旧痕，梳理学案，厘清脉络，更新传统，方是常情。因此，当描述民国学者的皇皇大著《南渡北归》甫一面世，就引起了读书界的广泛关注。

所谓“南渡北归”，指的是作品中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涉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清华国学研究院、国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