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东豪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南京,210039)

话语互动范式下的译员主体性地位
——从跨文化视角出发

殷东豪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南京,210039)

20世纪80年代在罗伊与瓦登斯约的研究成果推动下,话语互动研究成为了口译研究中的一个新范式。在该范式下译员不再仅仅局限于“传声筒”的身份,同时也兼顾说话人间的“协调”功能,由此,人们对于口译员的角色定位开始发生变化,译员主体性地位逐渐得到认可。本文从话语互动范式出发,结合跨文化视角,对译员身份进行重新认识,并从跨文化交际的三个维度,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高语境-低语境文化维度和权力距离维度展开具体分析,探讨译员主体性地位在口译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并通过实例讨论译员如何运用相应的口译策略,达到对话双方的交际目标,从而论证话语互动范式下的译员主体性地位。

话语互动范式,译员主体性,跨文化视角

1. 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口译研究领域逐渐呈现出跨学科研究以及实证性研究的特点,人们已经认识到口译不仅仅是将源语转换成目的语的单一过程,更是一种结合了交际范畴中语言与文化因素,具有鲜明跨文化交际特色的翻译活动。在具体的交际实践中,口译员必然成为沟通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事实上,口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译员应努力理顺文化差异,不仅要扮演语言的翻译者,更要扮演文化的斡旋人,从而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Kondo & Tebble 1997:149)。所以,培养译员在口译实践中的跨文化意识,充分运用恰当的跨文化策略,对于体现译员的文化斡旋人角色,充分认识其主体性地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虽然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于译员的主体性地位已经有所认识,但研究层面大多还只处于观察和经验总结的程度,对跨文化策略的条理性归纳稍显不足,而从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策略出发,对译员主体性地位进行的讨论也不够充分。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从口译话语互动范式出发,探讨了译员在实际工作中所起到的话语协调、交际协调甚至文化协调的作用,并进一步在译员的“协调”功能中引入了跨文化交际的视角,明确这种“协调”功能本质上就是译员在口译实践中发挥其跨文化意识,运用跨文化策略,从而实现其“文化斡旋人”的主体性地位。为了进一步讨论译员在此处的主体性地位,本文借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文化维度模式,选取了其中与会话交际相关度较高的三个维度,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高语境-低语境文化维度和权力距离维度,从这三个维度出发,通过具体实例来分析说明译员在口译实践中“文化斡旋人”的角色定位以及译员主体性地位的具体体现。

2. 话语互动范式及其跨文化视角

2.1 口译话语互动范式的研究

传统意义上,译员往往被形容为“传声筒”,是透明的、隐形的,但在具体的口译实践中,译员又是唯一能运用双语,使交际双方得以进行交流的第三方,译员自身的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可以消除双方的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甚至能影响双方的谈话内容、方式和进程(江晓梅2013:69)。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逐渐关注到译员在口译活动中的显身性作用,美国社会学家安德森(R. Anderson)早在1976年就开创了关注口译中译员角色的先河。到了80年代,美国学者辛西娅·罗伊(Cynthia Roy)通过对手语翻译过程的研究,提出了“口译员的角色并不局限于‘仅仅翻译’或‘仅仅口译’”,并强调口译是一种由三方(译员和交际双方)共同参与的特殊话语过程,包括译员在内的各方都积极参与到交际活动中(Roy 2000:66)。弗朗兹·波赫哈克(2010:83)指出,罗伊的这一研究成果标志着口译研究在概念层面和方法论层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几乎在罗伊展开研究的同一时期,瑞典学者塞西利娅·瓦登斯约(Cecilia Wadensjö)采用语用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视角,对对话式口译展开了相似的研究,她提出了以互动为导向的话语分析视角,从双向对话(dialogic)的角度而不是单向独白(monologic)的角度出发,强调了面对面交流中语境的作用,进而证明对话所传递的意义实际上是由所有谈话参与人(包括译员)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口译员的表现超越了“理想化的口译”中“仅仅翻译”这一传统观念,其角色还兼顾了对交际各方的话语进行“协调”的功能(Wadensjö 1993/2002)。Wadensjö(1998:105)还指出:“在对话口译中,翻译和协调的层面同时存在,一方的存在并不排除另一方的存在。”

罗伊和瓦登斯约的研究奠定了对话式话语互动研究范式(Dialogic Discourse-based Interaction Paradigm,简称DDI)的基础,促成了口译研究中的一个新范式。简单归结起来,该模式的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口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行为,而且是一种人际之间的话语互动活动,发言人、听众以及口译员都是口译活动的参与者,而译员在这之间起着关键的协调作用(王斌华2013:48)。如图1所示:

图1

从口译话语互动范式的观点出发,我们看到在该理论范式下,译员在口译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认可,其“协调”功能也体现出了译员参与到口译互动行为中之后身份的变化,即从单一的报告者向多样化的协调者转变。但是该范式也还存在一定不足,虽然罗伊和瓦登斯约都指出在对话式口译中,译员具有“协调”的功能,但是并没有对这一功能做出具体解释,译员究竟该如何发挥其协调功能也没有明确的说明,译员角色的定位依然不够清楚,我们还迫切需要一个鲜明的视角来审视这种“协调”功能,以进一步探讨译员的主体性地位,所以下文将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在话语互动范式下译员所应发挥的“协调”功能,以及由此体现出的译员主体性地位。

2.2 跨文化视角下的译员“协调”功能

按照话语互动范式的理论,在图1中,实线箭头体现的是口译的实际过程,虚线箭头则体现了译员对发言人以及听众对译员的反馈过程,而这种反馈的过程正是译员“协调”功能的体现,但问题是这种反馈是如何产生的,译员又是如何在实际口译中利用这种反馈来体现“协调”功能的,这都是我们这一节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口译活动具有跨文化属性,说话人与听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这也就意味着,基于某一种文化背景的说话人所说出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或许容易引起误解,某些在说话人看来习以为常的文化习惯有时在听者看来似乎莫名其妙,即便是译员忠实地传递出了说话人话语的字面原意,但是在听者看来依然会感到十分别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般顾客去商店的时候营业员总是会问“你需要点什么?”倘若这位顾客来自英语国家,身边的译员将这句话照字面意思翻译成“What do you want?”那就显得十分生硬,听者就会觉得似乎这家商店并不欢迎他。但实际上这就是译者没有注意到话语双方的文化差异的结果,如果译员将这句话译为“Can I help you?”效果就会好得多,因为这样的说法更符合英美人士的文化习惯。

再回到之前的问题,要具体探讨译员的“协调”功能,就需要从跨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话语互动范式。所以本研究对图1做出了一定的补充:

图2

图2表明,译员在听取发言人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跨文化意识,即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译员在听辨的过程中就能够发现发言人话语中可能会被听众误解或引起理解困难的地方,而在随后的口译过程中,译员为了克服文化差异,实现发言人与听众间的顺利沟通(即图中平行双向虚线箭头所指),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方法策略,这样的策略我们称之为跨文化策略,而译员对发言人的反馈,听众对译员的反馈(即图中虚线单向箭头所指)都是译员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策略的具体体现。在这一过程中,说话人信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进行编码,而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进行解码,所以口译员作为跨文化意识的载体在信息传递中起着桥梁作用(仇蓓玲、杨焱2012:83)。这样,译员就顺利地参与到了整个的口译活动中来,先在编码过程中对跨文化敏感信息进行梳理整合,再在解码过程中,运用跨文化策略进行适当的调整处理,从而达到了协调沟通两种文化背景下说话人间交际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引入跨文化视角,对于话语互动范式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2.3 从译员“协调”功能到译员主体性地位

自从话语互动范式提出以来,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在口译过程中译员所起到的“协调”功能,实际上,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对译员的“协调”功能进行探讨,就可以上升到对译员主体性地位的讨论上来。任文(2010:90)认为,译员主体性意识就是指译员在了解当事各方的交际目的,并认识到口译活动的当下性和瞬时性、多元主体的在场性和语境共享性、自身与其他主体的间性关系,以及种种在场和不在场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内在欲求。换而言之,加强译员主体性意识的目的就在于协调当事各方,使得他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得以顺利进行,同时结合口译本身特点,鼓励译员主动参与到口译活动之中,成为口译多元主体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角色,这样的理念显然也是符合话语互动范式的主张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译员的“协调”功能是译员主体性地位的具体体现,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口译实践中,译员的地位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传声筒角色,译员可以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口译话语互动之中,发挥主体性作用并推动交际双方克服语言文化差异,使得双方话语得以顺利开展。这便是口译实践中译员主体性地位的最终表现。

前文从话语互动范式出发,结合跨文化的视角,最终回归到了本文的主题——译员的主体性地位。在这一理论框架之下,还需要对典型的口译实例进行具体分析,以此说明译员主体性地位的具体表现。

3. 跨文化交际维度下的译员主体性案例分析

3.1 跨文化交际维度

为了更好地描述在口译实践中译员可能碰到的文化差异,并分析译员在其中所发挥的主体性作用,本文引入了跨文化交际维度的概念。事实上,关于文化基本维度的理论主要源自霍夫斯泰德(Ceert Hofstede)对于文化差异的研究。他把文化差异归纳为四个基本维度,并指出所有的差异都可以追溯到基本维度的一个或几个中(参见严明2009:43)。这里我们借用基本维度的概念加以论述,用跨文化交际维度的概念来作为跨文化交际中描述不同文化差异的标尺,从而更具有条理性地来说明在口译实践中可能遇到的,也是译员需要克服的文化差异。结合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模式以及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相关理论,本文着重选取了三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跨文化交际维度,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高语境-低语境文化维度和权力距离维度。下文将从各个基本维度出发,通过实例分析来说明译员的“文化斡旋人”角色如何在口译实践中得到体现。同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到在不同跨文化交际维度下译员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从而进一步论证“文化斡旋人”角色与译员主体性地位之间的内在联系。

3.2 译员主体性案例分析

3.1.1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尽管有许多文化维度都可以描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对比几乎在所有的文化差异对比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可以解释不同文化之间许多在行为习惯上的相似点与不同点。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中,人们更倾向于关注个人身份的重要性,主张自信和个人的责任,而与之相反,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的人更多关注的是集体身份,集体权益,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于集体的需要(Stella 2007:67)。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文化倾向在日常交际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所以在口译中,译员尤其要注意这一类的文化异同,并采取适当的跨文化策略来减少文化误解。下面的例子节选自嫦娥三号探月器发射成功后,对发射场指挥部发言人讲话所做的同声传译。

发言人:在此,我代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代表发射场指挥部,向参加发射工作的所有单位,和全体参演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向给予我们工作大力支持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长期关心我国航天事业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各界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

译员:On behalf of Xi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and command headquarter,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gratitude to those who have been part of this project. And my thanks also go to all friends who have been helping us.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译员采取了简化源语的策略,这也反映了译员敏锐的跨文化意识。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所以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他们的同事、领导或者朋友等,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成功是属于整个团队的,是集体的功劳,这就是集体身份观念的显著体现。但是对于身处个人主义文化熏陶下的英语听众而言,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个人身份,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译员真的是按照发言人的原意,完全把所有的内容都翻了出来,听众势必会觉得非常奇怪,好奇为什么要牵扯到这么多的人进来,对他们来说,在这种场合下适度感谢是必要的,但是过度谦虚就稍有些虚伪之嫌了。所以说这里译员非常聪明地简化了源语,使得目标语更能被听众接受,从而反应出译员在实际口译中的协调作用。

实际上,面对不同的文化差异,译员所能采取的跨文化策略也是多样的,下面这个例子(任文2010:153)将说明同样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下,译员所采取的另一种不同的跨文化策略。

拉尔夫(R)是在中国工作的一名外教。一次他应邀到学生家里吃饭,但学生的父母不懂英语,所以那名学生就充当口译员(I)。饭桌上大家交谈甚欢,学生的父亲(F)一时兴起给拉尔夫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拉尔夫猜了好几次也没猜出正确答案,突然他又想到了一个答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对话是怎样进行的:

F: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I:What do you think had happened?

...

R:They had sex! Am I right?

I:(addressing Ralph) This might be a little inappropriate, Ralph, because, uh, usually we don’t talk about sex on such occasions. Do you still want me to translate that?

R:(a little embarrassed) Oh, sorry. No, please don’t.

I:他说他实在猜不出来了。

对于受个人主义文化影响的人们来说,在日常交流中并不会回避性这样的话题,因为他们更倾向于主动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而不是顾忌到别人的看法,所以对于那些通常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被视为禁忌的东西,个人主义文化往往会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而与此相反,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人们一般倾向于维护集体内部的和谐,不愿在公开的场合谈论可能会造成尴尬气氛的话题。所以在上面的例子中,译员显然意识到了这样的文化差异,并采用了事先协商的策略,即译员将首先与说话人进行协商,告知他在听话人的文化环境中他所说的话可能并不得体,然后由说话人来决定是对其原来的话语进行适当调整,还是保留原样直接口译。在这样的跨文化策略中,我们看到了译员作为独立的个体直接参与到了会话交际的过程中,协调甚至是避免了可能存在的文化冲突,同时也可以确保译员真实准确地传递了说话人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更加充分地展示了译员在口译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策略在实际口译中并不宜频繁使用,因为译员的主动参与会话实质上是对会话双方交流的打断,如果这种打断过于频繁则会导致双方正常的交流碎片化,失去了应有的流畅性。此外,当译员与其中一方进行协商的时候,另一方其实处于一种被冷落的状态,他并不知道译员与对方在交流什么,可能会对译员最后的口译结果产生一种怀疑的感觉,觉得译员与对方似乎在有意隐瞒什么。所以,在使用事先协商策略的时候,译员需要适度把握,不宜过度使用。

3.1.2 高语境-低语境文化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的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提出的,根据他的观点,在低语境文化中,人们习惯于用明确的语言来传递绝大部分信息,这也就意味着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对微妙的语境提示并不敏感,他们更多地会直接用语言表达出他们的所思所想。而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更愿意把他们所想要表达的意思隐藏在上下语境中或是一些非语言的表达方式中,这也就要求听话人能从说话人的字里行间中读出他的潜在含义(陈雪飞2010:90)。

总体来说,中国人更多习惯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模式,而英语国家更多则是属于低语境文化,所以对于译员而言,能否有足够的跨文化意识,辨析出在两者交际模式上的差异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能做到,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交际双方之间的文化误解,甚至带来一些非常尴尬的结果。下面的两个场景可以说明译员在口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大背景是A(美国人)和B(中国人)是老朋友,他们在分别很久之后重新见面。

场景1

A:My dear friend, long time no see!

I:我亲爱的朋友,好久不见了啊!

B 是啊,好久不见了,等什么时候有空了一定要一块吃个饭。

I:Yes, it’s been a long time. We can have dinner together when you have time.

A:Sure, I’m free this afternoon. Where are we going to have dinner?

I:我今天下午就有空,我们去哪儿吃呢?

B:呃……其实我最近都比较忙,恐怕这几天没时间出去吃饭。

I:Sorry, I’m very busy recently. Maybe I have no time to go out for dinner.

A:(a little angry) Now that you have no time, why do you invite me for dinner?

场景2

A:My dear friend, long time no see!

I:我亲爱的朋友,好久不见了啊!

B:是啊,好久不见了,什么时候有空了一块吃个饭。正好我今天下午没事,我家附近就有一家餐馆不错的。

I:Yes, it’s been a long time. We can have dinner together if you are free. What about this afternoon? I know a good restaurant near my home.

A:Good. I’m just free this afternoon. I’ll go. When shall we meet then?

I:我今天下午也正好有空,我们就今天下午一块吃饭吧,那我们什么时候再碰头呢?

B:下午四点吧,我开车来这儿接你。

I:4 o’clock this afternoon. I will drive here to pick you up.

A: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re so kind!

这两个例子一个以尴尬收场,一个则顺利实现了双方的交流,究其原因就在于译员能否把握住高低语境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发挥其协调功能。实际上,两个对话的关键都是B是否真的马上要请A吃饭。两组对话中B都没有直接说出邀请吃饭的话,但是通过上下语境,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一组对话中B其实并不是想马上就请A吃饭,他说“有空一块吃饭”其实可以视为是一种老朋友久别重逢后的一种寒暄,表达一下自己的热情。但是在第二组对话中,B同样说到了“有空一块吃饭”,只不过这次他又额外补充了自己下午有空,而且知道一个不错的餐馆这样的信息,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认定,其实B是想今天下午就在那家餐馆请朋友吃饭,在B看来这些信息已经足以表达出这样的意愿了,不必再做出正式的邀请了,这也反映了典型的高语境文化交际的模式。

可惜的是场景1中的译员并没有意识到说话人B的真正意图,只是照着字面意思译了出来,而另一边A更习惯于低语境文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A向他发出邀请,想和他一起吃饭,于是就非常愉快地答应了,结果就是最后产生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如果在这里译员具备了敏感的跨文化意识,意识到B的真实意图之后就可以采取模糊处理的策略,把B的话译为“we may get together soon”。如此含糊的话语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说也可以视为一种寒暄问候,这样A也就不会误解B的真正意图了。

在场景2中,译员显然看出了B的真实意图,所以在口译过程中采取了模糊话语清晰化的策略,他把“我今天下午有空”直接译为“what about this afternoon”这样带有非正式邀请的语句,明确了B所要表达的意思,也提出了聚餐的时间地点,这样一来A就不会产生误解了,对话就可以顺利进行下去。通过两个场景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译员在实际口译过程中的协调功能,也看到了译员所采取的灵活的跨文化策略,这都是译员主体性地位的有力体现。

3.1.3 权力距离

霍夫斯泰德对于权力距离这一概念有过这样的定义: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体系中权力较小的一方对于权力在体系内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Stella 2007:69)。具体来说,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中,人们更多地崇尚协商解决问题,下属对上级的依靠有限,并可以提出与上级不同的意见,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权威、地位、资历、年龄的重要性相对较低,人们更喜欢被平等地对待而不愿被特殊化,而权力距离大的文化则正好与之相反,人们乐于接受较强的等级制,对于上级、年长者或权威会有更多的敬重和依赖(严明2009:43)。

中国文化一般被认为是权力距离大的文化,所以人们习惯于尊敬年长者和领导,而英语国家的文化普遍属于权力距离小的文化,因此这之间肯定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了译员应该如何在口译实践中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任文2010:158)。

麦克(M)是一名七十多岁的美国教授,他和他的妻子苏珊到中国来参观访问。中国教授(C)负责陪同游览。在一整天的观光之后,他们回到了酒店,为了向中国同行表达感谢,麦克想邀请那位中国教授和口译员(I)一起到酒店的咖啡吧里喝杯咖啡。下面就是他们的谈话:

M:Well,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owing us around. We had a great time today. And if you don’t have other work, Susan and I would like to buy you a coffee or something in the coffee bar.

I:非常感谢您带我们出去观光,我们今天过得非常愉快。如果您现在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和苏珊想请您到那边咖吧里喝杯咖啡。

C:哎呀,不用客气啦,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个喝咖啡就算了吧,您二位年纪也大了,今天又走了一天,肯定累坏了,二位还是早点休息,不用麻烦了。

I:The pleasure was all ours. It was really a long day. Uh, we might all be a bit tired. So please don’t bother, but thank you indeed for your kindness.

尊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也正是权力距离大的一个明显表现,这些都可以在中国教授的话中得到体现。在中国教授看来,两位老人年事已高,又走了一天,理应对他们多照顾一点,不必让他们再劳神费力,这在中国人看来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或许并非如此,同样的话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背景下就显得不是那么得体了,在他们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不愿意过多地强调他们的年龄,也不愿意过多地因为年龄而被人视为不能独立自主,需要特殊照顾。在这个例子中,译员十分敏锐地觉察到了这样的差异,并采用了适当调整的策略,他并没有提到说话人强调的“您二位年纪也大了”,并且把“累坏了”的主语从“您二位”变成了“we all”,还直接把“不用麻烦了”的意思转化为表达谢意的意思。经过这样的改动,不仅已经传达了说话人婉言谢绝对方邀请的意思,同时也让听者感受到他们是处于平等的地位的,自己并没有因为年龄的问题而受到特殊对待,但也同样已经受到了足够的尊重。这样一来说话人的话语就变得更容易让听者接受,也达到了双方交际的目的,维持了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的顺畅和谐的交际过程,从而反映了译员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3.3 译员的“文化斡旋人”角色与主体性地位

前文中已经提到,口译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这就要求译员既扮演语言的翻译者,又要扮演文化的斡旋人。想要扮演好这些角色,就需要在实际的口译过程中具备足够的跨文化意识,在最终的口译操作中运用得当的跨文化策略。所谓“斡旋”就是要求译员充分利用自己在口译中的主体性地位,积极参与到会话交际的过程中,依靠自己的双语知识以及跨文化的言外知识来沟通协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这层含义来看,其实无论是“文化斡旋人”概念(Kondo & Tebble 1997),还是话语互动范式下译员的“协调”功能,都是译员主体性地位的具体体现。文化斡旋人只是译员主体性地位在文化视角或者说是跨文化视角下的集中反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口译实践中的译员主体性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包含多重视角的概念,而从跨文化视角出发对译员主体性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译员地位的提升,这对于指导译员更好地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性意义。

4. 结语

在谈论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奈达(Nida 1993:109)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对两种文化的熟悉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语言只有在它们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因此,对文化翻译的推动无疑是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跨越。在这样的背景下,口译研究者以及口译员也必须主动培养跨文化意识,审视自身的主体性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口译员需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在多元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需要认识到译员作为两种文化的中介,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语言解码者和转码者,他既不中立也不隐身,而是一个具备良好的双文化修养以及娴熟的口译技巧,并具有主体性意识,积极参与交际过程并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任文2010:314)。因此,作为沟通跨越文化障碍的桥梁,口译员应当更多关注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努力提高自身跨文化意识,掌握跨文化口译策略,更多地参与到由译员和会话双方共同组成的交际体系,也只有通过加强译员在口译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才能最终克服双语障碍和文化鸿沟,提高口译产品的质量水平。

Kondo, M. & H. Tebble. 1997.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gotiation, and interpreting [A]. In Y. Gambieretal. (eds.).ConferenceInterpreting:CurrentTrendsinResearch[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49-66.

Nida, E. 1993.Language,Culture,and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Roy, C. B. 2000.InterpretingasaDiscourseProgres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lla, T. 2007.CommunicatingacrossCulture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adensjö, C. 1993/2002. The double role of a dialogue interpreter [A]. In F. Pöchhacker & M. Shlesinger (eds.).TheInterpretingStudiesReader[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355-70.

Wadensjö, C. 1998.InterpretingasInteraction[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陈雪飞.2010.跨文化交流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

弗朗兹·波赫哈克.2010.口译研究概论(仲伟合等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江晓梅.2013.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仇蓓玲、杨焱.2012.英汉口译理论研究导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任文.2010.联络口译过程中译员的主体性意识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王斌华.2013.口译规范的描写研究——基于现场口译较大规模语料的分析[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严明.2009.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 丽)

第14届功能语言学研讨会暨系统功能语言学国际高端论坛通知

第14届功能语言学研讨会暨系统功能语言学国际高端论坛将于2015年4月23日～2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23日报到注册)。本次研讨会和论坛适逢功能语言学学会成立20周年,会议期间将举行“韩礼德-韩茹凯语言学基金”成立仪式,并同时庆贺韩礼德教授九十华诞。

本次大会及论坛主题是:“意义生成:语法、社会与意识”(The Making of Meaning: Grammar, Society and Consciousness)。韩礼德1966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受聘为语言学奠基教授时,其入职演讲题目是:“语法、社会与称名”；而韩茹凯系列文集第一卷的标题是“语言、社会与意识”,所以本次会议以此主题同时关注两位资深语言学家的研究兴趣。

本次大会与论坛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心和香港城市大学韩礼德中心共同承办。有意与会者请将论文摘要提交至电子邮箱:functionalbnu@163.com,摘要截止日期为2015年1月31日。会务组将组织专家对摘要给予评审,并提供反馈意见指导修改。2015年2月20日前发送会议邀请函。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心

香港城市大学韩礼德中心

2014年10月

殷东豪,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口译理论研究。电子邮箱:yindonghao2009@126.com

H315.9

A

1674-8921-(2014)11-0057-06

10.3969/j.issn.1674-8921.2014.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