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静慧

在中国，性工作者一直是游走在社会边缘的特殊群体，除非发生扫黄风暴那样的重大事件，否则，想要媒体乃至主流学术界正儿八经地关注她们，似乎不太可能。即便是，引发的舆论关注点依然逃不开“猎奇”的俗套—灯红酒绿、艳舞女郎、性交易。

然而全民狂欢的舆论盛筵当中，唯独人们选择性地忽略了：在政治正确的整肃需求之下，每次都被率先推出台前示众的性工作者，造就她们命运的文化根源又是什么？

性工作者是色情产业利益链条里的弱势群体—这个提法在中国社会尚未得到普遍认同。与之相对的是，有媒体曝光夜总会小姐月收入一两万，大大超出普通白领和基层公务员;某地性交易市场供需两旺，小姐其实去留自如;她们的选择背后，也未必有什么惨绝人寰的故事和家庭背景。这些都是事实。

然而对单一个体的评头品足，并无助于理解整个群体命运形成的社会根源。

事实上，自女权主义兴起，“妓权运动”一直是国际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妓权主义组织，比如中国香港的“紫藤”组织，有的还印发乃至出版了许多相关刊物;然而在中国大陆，妓权运动力量微乎其微，其有限的表现形式仅局限于对“性工作非罪化”的争取，其结果还一直是挫败。

女性如何获得与男性同样的平等竞争机会和上升空间？

我们很容易总结出，主流文化对性工作者的贬损及对其权益的取消主要基于两大理由：其一，带有交易/交换性质的性是不道德的;其二，从事性工作意味着好逸恶劳、不劳而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