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当代中国知识人的自恋心态呈现多种形态，有将“历史”和“历史记忆”转化成文化资本，进而在公共场合不断言说自我神化的，比如一些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一代喊出来的“青春无悔”，以现实生活中成功者的姿态（政治、经济或文化领域）俯瞰历史，抚摸往昔，过去的苦难生活就成为一种革命年代的“神圣回忆”，也成为人格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链条，在这种历史叙述中蕴含着抹去历史伤痛、抹去历史挫败者的“选择性记忆”。正因为此，经常有学者感慨为什么经历20世纪中国如此剧烈而长期的苦难，中国知识界却没有产生与这种苦难相称的文学书写和历史书写（当然高尔泰《寻找家园》等是例外），有的仅仅是“苦难辉煌”的集体自恋情绪。

对于1980年代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呈现出这种倾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同样的一段历史，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居然呈现出如此迥然不同的历史面相……一种为‘80年代’代言的历史冲动（无论这种冲动是肯定或者否定性的反思），是在某种意义上‘诗意化’或‘妖魔化’了历史。”

另外一种常见的自恋就是理性或者说知识上的极端自负，前者是对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理论想象力的过度甚至极端自信，相信自己可以洞察历史与人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后者表现为百科全书式的对自身“博学”的自信，认为自己最大限度地掌握了知识。学者徐麟曾在与笔者的一次漫谈中说1980年代的上海知识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