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黄永厚

一九四九年后，一切学苏联。苏联地广人稀，又在“二战”之后，鼓励生育，生得多称“母亲英雄”。中国如法炮制，造成了那些年人口急剧增加。马寅初提出节制生育是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那次普查，中国人口已不是说顺嘴的四万万五千万，而是六亿有零。他的研究，是前瞻性的，可惜没有被决策者接受。说他是“马尔萨斯”。黄先生画题“白马非马”，指“此马非彼马”，就是这一误判的记录。

不接受也无妨，但决策总要有别样的研究作为依据。若仅据不可靠的“亩产卫星”，就以为再搞个十几亿人也没关系，便是盲目决策。盲人瞎马，夜半深池，结果，自然是惩罚性的。

不能指望决策者绝对不发生失误。但决策的实施，必须有严密的跟踪研究。这是回顾性研究。跟踪研究越是准确、及时，越有利于决策的继续、修正或改弦更张。没有这样的研究，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惩罚性结果就会变成灾难性的后果。

各种大学、研究机构，应当看重、支持、鼓励各种瞻前顾后的研究，哪怕是对现行政策的商榷、批评，甚至否定。前瞻的研究注目于将来，后顾的研究，关注于过去。这是决策前的基础，也是决策后的反思。各种决策以及决策的评估，只有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才不致有失，即便有失，也能及时修正。

倒是那些决策形成后的解读，欢呼，拥戴，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应景敷彩，时文而已，于科学决策并无大用。时文家不是学者。过于看重这些时文家，甚至以之充学士班头，科学的正路便被带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