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一九七七年夏天，在哈佛大学已经教了近三十年书的杨联陞（一九一四—一九九零），收拾行李准备回北京探亲。尽管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回北京，“文革”中的一九七四年，他就已经回来过了。但不知为什么，临行前，他心底仍有隐隐的不安。这也难怪，他患精神毛病好多年了，近二十年前发作的时候，曾经被送往精神病院，甚至还被锁链绑手脚，靠电击治疗。虽然此后病情稍好，但在临行前，他的日记中仍反复出现“心情不佳”（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的字样。他不断做噩梦，在梦中“大呼‘我要死了’”（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二日）。在抑郁的心情中，为了兑换旅行支票的事情，又和夫人反复争吵。在日记里他写道：“此次旅行，因不可料之情形太多，实不能无戒心……在大陆，（李）光璧逝去，（周）一良已不在原位（任太太信），家人失和，种种令人不快之事。近日每晚半夜后皆服Lilenur，仍不免有心焦之梦，此情郁郁，无人可语，语亦无人真解也。”（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

心底尽管不安，但他决心仍然要回北京，因为年迈的老母亲和一双子女都在那里。

说起来，杨联陞先生的心病，实在是由来已久。

二零零九年秋天，在我访问杨联陞后半生始终生活的美国哈佛大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录中有杨联陞日记。据说，这份日记之所以保存在这里，是因为杨联陞在哈佛的同事陆蕙风先生，本来打算写杨联陞传记，便把捐赠给台湾“中研院”的日记全部复印了一份，按年分装为四十几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