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

还没到真正万马齐喑的时候。书还是照样出：革命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非拉兄弟的，品种并不算很少。西方经典文学，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跟高尔基一起，也还在印。译介外国文艺作品的主力，在上海，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则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作家出版社—当然，两家其实是一家，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另一块牌子。

去年，得到一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外国文学图书的档案材料，时间上，从一九六一年中到一九六四年底，依次为：

《日本现代文学作品选题计划（草案）》、《西亚非洲现代文学作品选题计划（草案）》、《拉丁美洲现代文学作品选题计划（草案）》（油印，分别为五页、五页、七页，一九六一年中）。

《翻译和出版外国现代政治、学术重要著作选题目录（草案）》（铅印，四十六页，一九六三年一月）。

《外国文学编辑部1964年6—12月出书计划》（复写，大开，两份，分别为三页、四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64年出版外国现代文学情况》 （复写，十六页）。

这些材料，加到一起，刚好呈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革”前几年所做译介工作的大体样貌。完整自然说不上，但有价值的内容是颇不少的，不仅出版社内部的运作情形，政治的气候、主事者的好尚、出版后的反响，都不无体现。

相对于已刊书的全目，我更关心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成书的选题。《马太福音》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么。”当然，我并没得着寻获那一只迷羊的欢喜，而只是知道了它的一点线索，却也聊慰吾怀了。……